在完成了她的使命之后，这位谦恭温柔的天使的灵魂便回到了天国。接着，进入她仍旧美丽但已了没有生气的躯体之内的，是一个傲慢、残忍、贪婪的邪恶女巫的灵魂。德国的马丁·路德最先对这个邪恶女巫的真正面目敲响了警钟。德语国家为了将这个邪恶女巫赶出国门，曾经苦战了三十年。
在法国，16世纪，那瓦尔的亨利、大孔代亲王及其胡格诺派教徒们，也开始着手斩杀这个邪恶女巫。遗憾的是，亨利心中固有的法国式的宽宏大量使他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当邪恶女巫承诺要改邪归正之后，他便与她达成了和解。
然而，法兰西民族不得不为那瓦尔的亨利的妥协付出高昂的代价——由于他竟然软弱到宽恕那个邪恶女巫的地步，从而使得法兰西民族在两百年后只好去经受法国大革命恐怖的冲击。假如有谁要想了解那个邪恶女巫对法国旧式贵族或统治阶层的灵魂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与震动，他可以去读读菲力浦·埃格利特（Philip Egalite）和卡迪那尔·诺安（Cardinal Rohan）的回忆录，以及莫泊桑的《钻石项链》（Diamond Necklace）。
在拿破仑一世扑灭了革命并成为法兰西的主宰之后，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让新生的法兰西第一帝国与重新光顾这片土地的老朽女巫交上朋友。自命不凡的拿破仑，他竟然蠢到同那瓦尔的亨利一样的地步，正如贝朗热所唱：
（拿破仑）竟然与其父就耶稣基督达成了荒谬可笑的和解！从那一刻开始，拿破仑的灵魂变得庸俗卑鄙起来，并且不得不死在圣赫勒拿岛上。一个罗马教皇为之加冕的人，竟会死在那样一个地方！
煊赫一时的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也是邪恶女巫的魔杖点化出的迷人耀眼的大厦。可以预见，它必然遭受的下场，是它的最终坍塌的以及恐怖的巴黎公社的出现。
直截了当地说，此刻正在吞噬法兰西民族的灵魂、吞噬法国受过教育阶层及其所有好人灵魂的东西，不再是放纵肉欲或淫荡，而是耶稣会教义。
有一天，一个中国男孩带了一大捆书回家，他的母亲对他说；“我很高兴，你打算读这些书，而不再是成天去玩。”
“不，娘，我可不想读这些东西，我是要让父亲去读，以便他能考取功名，好做大官。我自己并不想做高官，我只想做大官的儿子！”
让我感到特别震惊的是，罗伯特·赫德爵士在最近讨论中国问题的文章中，竟然虔诚地希望基督教在中国能得到奇迹般的快速传播，并认为这样中国人就会变“乖”（Kwai），成为“友谊至上”列强们的挚友，从而使欧洲人摆脱“黄祸”的威胁。
依我的看法，赫德爵士这种虔诚的愿望所暴露出的天真可笑与不知羞耻，实在让人惊得目瞪口呆。要是中国人都变成循规蹈矩的卫理公会教徒，随时准备把脸蛋伸过去让人抽，然后再戴上他们的斗篷，穿上他们的外套——估计全部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赫德爵士能够继续加倍给他的海关职员发薪水，以不致中断其上海的海关职员们的周末舞会。与此同时，中国陕西一些城市的菜市场上正在出售人肉！
让我疑惑不解的是，赫德爵士既然想将欧洲人从“黄祸”中拯救出来，那怎么不鼓吹使用鸦片呢？“鸦片”可是与基督教一样，是最好的麻醉剂啊。无论怎么说，“鸦片瘾”的广泛传播比基督教的传播要简单可行、容易接受得多。
我相信，在内心深处，赫德爵士对中国人怀有好意，毕竟，他在中国人当中生活了四十年。正因如此，赫德爵士对此竟没一点察觉：他这个温情脉脉的虔诚愿望所折射出的令人很愤怒的卑鄙和不知羞耻，越发使人感到奇怪。罗瓦利斯（Novalis）曾说：“当我们梦见做梦的时候，我们就快要醒了。”
赫德爵士曾提出两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一种是实行强硬的帝国主义的瓜分政策，一种是争取在中国能飞速传播基督教。而我，则冒昧地提出第三种方案：我们要讲求公正合理！
欧洲的富有阶层——被卡莱尔骂为“养尊处优之辈”（Pamperedun）的人们——害怕正视正义的威严面孔——仿佛正义就像美杜莎的头，一旦被她目光接触，便会化为石头。英格兰人的“傲慢”，苏格兰人和德国人的“自私”，使他们不敢去正视美杜莎威严的面孔；而法国人、爱尔兰人及所有像法国人一样宽容的民族，一旦瞥见正义的威严面孔，就会想方设法以“基督教最好能飞速传播”之类的虔诚愿望来掩饰。
英国主教巴特勒（Butler）曾说：“所谓事物，就是它们现在的存在状态，其结果就是它们曾经有过的状态：我们为何要自欺欺人呢？”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中国的“谄”字，字面意思是“谄媚”。孔子把“盲目拜祭”解释成受卑鄙动机驱使所进行的拜祭。直到今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谈起佛教徒时，仍说他们“媚佛”，就是向佛献殷勤，阿谀奉承或巴结谄媚。
真正的基督徒为之基督徒，是因为他本性如此，是因为他热爱神圣的东西和基督教中一切可爱的东西，就像艺术家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一样，真正的基督徒是为了基督教而爱基督教。而基督徒中的“乱臣”之所以要加入基督教，是因为他害怕地狱烈火的炙烤；而基督徒中的“贼子”呢，他们之所以要加入基督教，是因为他渴望进入天堂，与天使们一起饮茶、吟唱圣歌。如今，真正的耶稣会士不太相信天堂、天使或地狱的烈火，但却希望别人去相信这些东西——为了他自身的利益而进入基督教，这就是所谓的“耶稣会士”。
罗斯金说：“我不仅相信有地狱这样一个地方，我还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当人们认为离开了对地狱的恐惧，美德便无从谈起时，实际上他们已经进入了地狱。”
在我看来，现代欧洲人的头脑可以分成两个隔离间，中间装有一个“滑动阀门”。当你在中国告诉一个英国佬中国的龙飞起来会带来雨水时，那扇阀门便自动开启，他会当面嘲笑你；而当主教告诉他这是贝拉姆的驴子所说时，滑动阀门便会立即关闭——他会对此深信不疑。起初，人们还只是习惯将这种阀门用于智力活动，现在却已逐渐将其运用到对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进行是非评判的道德方面。而且，将这扇方便的滑动阀门用于日常事务中的刺激和动力要强大得多——那就是利益的刺激与私利的驱动。
罗伯特·L.史蒂文森（Stevenson）先生在他的奇妙小说《两面人》（Dr.Jekyll and Mr.Hyde）里，对现代欧洲知识分子中的耶稣会士性格作过绝妙的描绘。
孔子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者幸而免。”耶稣会教义对人性的摧残这是必然结果，正如卡莱尔所言，“是广泛的苦难、叛乱和疯狂；是无套裤汉暴动的狂热和复辟暴政的冷酷；它使千百万人沦为禽兽和各式各样团体受到纵容的轻薄无聊之举；那也是不义之君以法律裁决不义的可怕景象！”
我之所以在这些札记中反复谈论耶稣会教义问题，是因为不单是法兰西民族的灵魂正被它所吞噬，而且它就像麻风病一样四处蔓延，使当今世界的所有民族都面临着毁灭的危险。英国的“冒牌帝国主义”和吃人的德国“殖民地政策”，不过是耶稣会教义与虚假民主杂交的产物。我把德国“殖民地政策”称之为“怪异的巨兽”，一种可怕的野兽。现在，法国民族的这种耶稣会教义，则是一种令人作呕的、黏滑而使人麻木的、带有剧毒的吸血蛇或爬虫。
在这里，我确定中国目前事态的发端日期，乃是美国公使田贝上校在北堂开放之时用法文发表“一流”演说的那一天。田贝上校以及驻京的整个公使团都完全清楚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目前的地位，甚至是基于一条厚颜无耻的伪造条款——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中的一条伪造条款之上的。当北京的外国公使团乞求圣灵保佑这一厚颜无耻的赝品时，中国人别无选择，只能是向公使馆开枪射击！
昨天，头戴圣冠的主教大人对着圣灵这样说：“圣灵！请下来吧，”
“不。”将要下来的圣灵说，“我不下来。”
就像英国的犹太人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和德国犹太人海涅发现了他们本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什么一样，在法国，也是一个名叫甘必大的犹太人发现了法兰西真正的弊病，他将其称之为“教权主义”（C1ericalism）。如果甘必大活得更长一些，今日的法国会是什么模样呢？
当路易·波拿巴派法国军队去保卫罗马的教皇宫殿时，法国的教权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不过，自甘必大时代以来，教权主义在法国的影响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尽管如此，它依旧有很强的势力。因为法国那些社会活动家们认为：“反教权主义与商品出口不相干。”所以，尽管法国的军队没有再被派去保卫教皇，但法国人民却不得不缴纳税金，以便派人到中国去参与保护教皇的主教及其代理人的战争——为要给他的皇冠再次镀金，我们又要缴纳沉重的税银！
但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事情是，教权主义利用其国外布道团作为进行投机买卖以维护自身在法兰西的特权的基础。耶稣会士们谈起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团时确实可以说：四处奔走的传教士们，甚至是我们做生意的“旅行推销员”。
法国政府应派一个专门委员会到中国去调查一下，看这些“旅行推销员”的生意做到哪种程度，不用说其他肮脏生意，仅他们所从事的土地投机买卖一项，就已火红得了不得。除此之外，在中国，每发生一次教案，对耶稣会士来说就意味着要发一笔横财——因为他们每遭受一两银子的财产损失，就可以要中国政府赔偿白银50至100两——我算不清他们获利的百分比是多少了！
我说过法国现在没有公认的贵族，但法国、现代法国还是有一种贵族。在现代法国，真正的贵族是那样一些文坛巨匠，从发誓要“消除无耻”的伏尔泰到坦承“我忏悔”的左拉都是。可是，就像伏尔泰所说：“怯懦是好人的不幸！”现如今，法国需要有像伟大的丹东那样的人去呼喊：“勇敢些！勇敢些！再勇敢些，革命就成功了！”
欢喜！欢喜！我们团结紧密，
法国出现了
未来的晨曦！
欢喜！欢喜！我们团结紧密，
勇往直前吧，高卢和法兰西！
文明与无政府状态
箴言
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任务是什么？
是解放，不仅是爱尔兰人民的解放，希腊人的解放，
或其他国家人民的解放，而且是全人类的解放，
特别是已经成熟了的欧洲人的解放。
——海涅《旅游印象》
毫无疑问，对于很多人来说，所谓的远东问题无非是指最近的事变后清朝帝国的前景问题。可人们只要对此稍为认真地加以思考，就不能不注意到问题并未就此完结。因为在贸易和金融的纯经济问题，以及因国际物质利益纠纷而引起的和平与战争的政治问题上，远东问题里还涉及一个道德的问题，一个比中华帝国的政治前途更为严峻抑或更为现实的大难题。
欧洲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法兰西的克勒芒（Clermont）举行的第二次宗教会议上，教皇（乌尔班二世）亲自向广大民众发表过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在演讲的过程中，人们那被抑压的情感骤然爆发，同时听众中升起‘Deus Vult’（上帝之意）的呐喊。”而今在我们看来，那些民众的感情似乎很难叫人理解。确实，当我们今天以本世纪眼光去看待他们当时所施行的愚蠢的宗教计划和狭隘的政治计划时，十字军东征对于那些一心想去践踏东方民族的欧洲人，显然是场劳民伤财、昏聩糊涂的运动。然而，当我们去研究欧洲民族的理性与道德发展路径的时候，就不得不承认，那十字军东征尽管是一场出于自愿和头脑昏聩的狂热与贪婪的远征，但其对于人类种族文明的完善无疑仍具有严肃的道德动机和道德作用。对于那一行动上，其也许看起来顽固贪婪，但确实含有“上帝之意”。因为我们知道，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最后结果，首先便意味着打碎当时欧洲的拘谨古板的寺院文明。十字军东征之后，在欧洲赢来了马丁·路德及其新教改革。所以，基佐先生在他的《文明史》一书中指出：“十字军东征的最终结果，是通向人类精神解放的一步。”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欧洲各民族目前在远东的行径——这在德国被叫作“Kolonial Politik”（殖民地政策）——谁都不怀疑，这是19世纪的现代远征，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大体不过是一场贪求物质利益并着眼于贸易目的的自私行动，但其对于人类种族文明的完善，也还是有一个道德的动机和道德作用的。当德国皇帝在基尔（Kiel）庄严宣告“上帝之意”寄于现代远征的时候，那种场面和他那陌生的中世纪语言，使人非常奇妙地想起1095年在法国克勒芒的情景。谁知道这场被称之为“殖民地政策”的现代远征之最后结果，不会像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的基督教一样，即使不完全改变现代欧洲文明与社会结构，也会使其在修正中结束呢？正是这一思想，而不是什么黄种人将来可能入侵的观念，激起了这位显然是中世纪欧洲最后的一位皇帝，去绘制了他那幅着名“黄祸”的图景。
不过确实，对于任何不辞辛苦去研究远东民族的道德文化和社会秩序的人来说，黄种文明本身如何会对欧洲人构成一种潜在威胁，实在让人难以思议。欧洲人，尤其是那些讲求实惠的英国人，他们习惯把现代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生活水平”看作是衡量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或文明的标准，在他们眼里，中国和东方民族的实际生活无疑是十分低劣和难如人意的。然而，生活水平本身却并不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尺。在今天的美国，生活水平比在德国要高得多。可尽管一个美国百万富翁的儿子会认为某所德国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简单、相对低下，因此要怀疑教育在该大学的价值，但我相信，没有一个有教养的人在游历了这两个国家之后，会承认德国人不如美国人文明。
实际上，生活水平完全可以作为文明的“条件”来考虑，它却不是文明本身。举一个物理现象来说明：热在一个动物体内是生命和健康的条件，但是动物体内的温度本身却并非是衡量其内部结构组织完好或粗劣的真正与绝对的标准。一个结构组织真正完好的动物躯体会因某种反常原因而变得很冷。同样，某一民族的生活水平也可能由于某种经济原因而变得十分低下，但它本身却不是该民族道德文化或文明的证据。爱尔兰的土豆歉收和大不列颠长期持续的贸易萧条，可能极大地降低了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人们却不能由此判断说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已经变得不怎么文明。
然而假如单纯的生活水平不是文明——那么什么又是文明呢？要解释全世界各国的文明就好比对单个人来说什么是真正的教育那样，实在很难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不过，我倒是可以通过一具体事例来阐述我对文明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