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在称帝之前就已经展示了自己的文治武功：荡平南陈王朝，攻克建康后却秋毫无犯；在江都做了十七年晋王，学江南话、娶江南人为妻、重用江南学子，最终南人归心于隋。即使唐太宗也不得不佩服杨广的文治武功，称他。
公元605年，杨广成为大隋帝国第二任皇帝。
这位年仅三十五岁的年轻皇帝亲自起草了自己的即位诏书。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一篇政论文，在短短几千字之内说明了帝国的政体、施政纲领等重大问题，也留下了诸多名言警句。
首先，这篇诏书开宗明义地阐明了“君权神授”的根基，“君权神授”的基础是皇帝要承担天下的责任，不是为所欲为。皇帝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皇帝的使命是治理和养育天下，不是盘剥天下，皇帝必须。正是因为君权神授，皇帝的职责才在于以天下为己任，有利益要分给天下人，有黑锅要自己一个人背，皇帝一定要每天反省自己、警惕自己，权力绝不可乱用。
然后，隋炀帝说明，自己要大力发展工商业，尤其是商业。只有商业才能甄别人才优劣，实现人尽其才。只有每一个最普通的人都赚到应赚的每一枚铜钱，天下才能真正富足。
很遗憾，尘封的故纸堆只知暴戾的隋炀帝，却极少为后人提及文采飞扬的文人杨广。
这封诏书之外，我确实也不能再告诉大家隋炀帝究竟做了什么。因为，大业初年，隋炀帝其实什么都没做。
在即位诏书中隋炀帝已经言明，帝国经济大厦应该建立在每一个普通人追求财富的基础上，封建统治者与其惶惶奔命管理经济，还不如放任自流。因为，衙门怎么可能比每一个人更了解自己，又如何会看重？
朝廷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一个官人会扼杀一批人发财的梦想，一个衙门会卡住一个行业。无数次市场交易就是无数次买卖双方博弈，市场一定会选择出质优价廉的商品，而创新则在其中点滴积累，最后形成质的突破。
—“无为而治”的情况下，隋帝国的科技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隋朝三十八年间，共出版了八百六十九部自然科技图书，是唐朝三百年出版的所有科技图书数量的一倍！修建于大业年间的赵州桥是世界上第一座敞肩拱桥，一千四百年来历经无数次灾难却依然耸立，美国土木工程学会称其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上的里程碑”。此外，还有铁镬、瓷器、水转浑天仪、水漏器、活动城市与防御体系……
—吴郡、会稽、余杭、东扬等郡、；洛阳四百余家店，；蜀郡；丹阳、；南郡、襄阳、、……
非常遗憾，隋炀帝也要面对来自游牧民族的边患。
隋朝的时候，边患已经从北部转移到西域。所谓“西域”，就是青海以西，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面对广阔的大草原，强项是放牧骑马，提高生活水平全靠外出抢劫。
隋文帝平定了东突厥，此后一直对西域采取守势。
隋炀帝登基时，西突厥已经统一了，吐谷浑则兼并了氐、羌诸族，并。大业初年，西突厥和吐谷浑俨然已经具备了与帝国分庭抗礼的实力。
西汉以来，中原与游牧民族已经混战了几个世纪，战争是双方最常见的交流方式，谁的力量更强，谁就能捞到便宜。除了个把头脑清醒的皇帝，中原皇室对待游牧民族的态度一律是：你是野蛮人，堂堂上国之邦绝不会和你合作！游牧民族的态度则更坚决：既然换不到粮食和锦帛，我就派人去抢！
隋炀帝属于为数不多头脑清醒的皇帝，他想到了一个非常别致的方法对付西突厥和吐谷浑。游牧民族远非铁板一块，只要能离间各个部落，使之不能形成统一的力量，游牧民族就无法祸乱中原。
隋炀帝的具体措施就是国际贸易。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叫“比较优势”。意思是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有不同优势，各国可以只生产自己的优势产品，然后以自己的优势产品交换别人的优势产品。如此，所有国家都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会因此提高。
这个道理听起来是没错的，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比如，某大国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劳动力优势，适合卖苦力；它有科技优势，适合制造计算机芯片。然后，这个超级大国就忽悠落后国家对它放开了市场，却对落后国家封锁所有先进科技。
这不是“比较优势”，是换了马甲的土匪。
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大隋帝国就是那个换了马甲的土匪。
按照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大隋帝国的比较优势在于生产瓷器、漆器、丝绸和粮食；游牧民族似乎没有什么优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养了几头牛、几匹马、几只羊，不远万里送到中原，却发现换回的粮食还是不够吃。
游牧民族很生气，于是想到了自己另一种比较优势—抢劫。隋炀帝要游牧民族放弃这种具有暴力性质的比较优势，也就只能别出心裁。为分化西突厥和吐谷浑，隋炀帝有选择地对西域二十一国放开贸易。
如果单靠市场，任何一个西域部落都不可能在这种国际贸易中捞到实惠，大隋帝国只能对来做贸易的胡商给予补贴，甚至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对这些客商出售商品。
大家也可以将之理解为，游牧民族来中原做生意的时候，享受了大隋帝国的超国民待遇。比如，西域客商来到都城长安的时候，无论在哪个客栈、酒肆都不需要花钱，也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在官府拿到货物。
在这种有损大隋帝国经济利益的国际贸易中，获得贸易特许权的西域诸国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隋朝的好处。既然已经获得了好处，这些部落也就必然切断了和西突厥、吐谷浑的往来。游牧民族化整为零，也就失去了挑战大隋帝国的实力，正如当时朝廷重臣裴矩所言：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秋，隋军攻破吐谷浑，生俘王公贵族两百余人，建立河源四郡。
问题是，隋炀帝经略西域贸易的方式已经违反了市场规则，大隋帝国同时存在一个市场化的国内生产体系和官僚控制的国际贸易体系，这就为败亡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从当时的进口商品来讲，西域的商品集中于香料、珠宝、犀角等奢侈品，对普通人的福利毫无效用；从出口产品来看，又集中于粮食、丝绸、布匹等日用品，封建僚自己不从事生产，货源当然是没本钱的买卖—税收，结果不仅不能刺激民间生产，反而会破坏国内市场秩序，加重黎民百姓的负担。
最离谱的是，一旦封建官僚被允许经商，在利益驱使下这些人便会迅速把手伸向社会的每一个产业，甚至自行创造赢利机会挤压民间商业。在利益驱使下，封建官僚同样也会拿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创新赚钱方法，这批人可是科举考试中被选拔出来的人中之龙！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隋炀帝有时别出心裁，要用某些特殊的商品向西域展示中华富足，比如野鸡尾巴上的毛。接到这个命令，各郡不但没有公布隋炀帝的命令，封建官僚反而借机悄悄收购彩色鸟羽，市场上的鸟毛早就被买空了。在限定时限仅剩一个月的时候，各郡几乎同时突然宣布这道征收鸟毛的命令，几乎全国的百姓都被逼去抓野鸡、抓白鹭（自己动手，这样比较省钱）……
—《贞观政要》记载，隋帝国在西京长安征集向西域河源郡运输粮食的驴子，封建官僚用同样的手段愣是把五百钱一头的驴子炒到一万钱一头……
尽道隋亡为此河
江南商人从这条运河上获益更多。一条让江南获益更为巨大的运河，隋炀帝却选择完全在江北沿岸征调民夫和粮食，也就是说，这条河的成本基本上全部压在江北黎民身上了如果说封建官僚仅仅是业余时间炒作一下鸟毛和毛驴，大隋帝国并无必亡之理。
错就错在大隋是一个强盛的帝国，隋炀帝有动机、有能力，更有财力干一些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比如，贯通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巨型水利建设工程，是一条连通中国经济血脉的河流，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以上种种，仅对后世而言。
实际上，京杭大运河，却。
在手挖肩扛的时代，贯通京杭大运河这样的工程不但需要很多民工，还需要相当数量的封建官僚从事管理工作。一旦封建官僚的势力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帝国蒸蒸日上的经济进程也就戛然而止。
各种历史资料告诉我们，为修建京杭大运河，隋炀帝毫无节制地征发劳役，最终引爆了流民暴动，把大隋帝国引向了不归路。据《隋书》记载，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凿永济渠，沿线七郡七十九县，隋炀帝一共征调了三百六十万名民夫，加上后勤补给共计五百四十余万人，共有二百五十七万三千人永远消失在河道之中。
这事儿，没有。
永济渠总计长三百里，从今天京杭大运河的规模推算，应该只有一亿五千万土方，用三百六十万名民夫来挖，平均每人不过四十土方！这样的工程量居然用了一年时间，莫非三百六十万名民夫天天在开茶话会？
实际上，京杭大运河并非隋炀帝一人修造，他只不过在现有运河和自然河流之间修建了三条小运河，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凿的通济渠、大业四年开凿的永济渠、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凿的江南河。这三条新运河全长八百里，贯穿了中国南北水系，为唐宋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八百里河道的工程量，以隋朝的富强，断不至于为此亡国。大隋亡国，又确实与京杭大运河有关，只不过另有一种逻辑。
修建运河并不必然导致国家败亡，也可以激发财富创造力。一千二百年后，美国第一条运河伊利运河通航，当时联邦政府穷得要命，根本拿不出修运河的钱。于是，美国政府成立了运河公司，向公众放开了投资渠道，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购买运河公司的股票。结果，不但没有闹出任何乱子，还激发了美国历史上新一轮股票市场狂潮。
不同的是，隋王朝选择了由帝国政府修筑运河。
由谁来修建京杭大运河好，商人还是帝国政府？无论谁来修建京杭大运河都要挖出同样的土方，都要使用同样的人力，都要花费同样的钱财，这两者有区别吗？
答：有。
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伎俩，我们来作一个假设。假设京杭大运河纯粹由商人修建，帝国授予一定时限的特许权，在特许期限内商人可以收过路费，过期后则改为免费。
请不要担心商人不能筹集到足够的钱，只要有足够的利润，投资从来就没有不足的时候。如果民间确实无法积聚足够的资本，那答案要么是投资利润太小，要么是早就知道有人会在建成后跑来抢钱。
走水路的客商会因此节约一些时间，创造一些利润，当然，也会为此掏上一笔过路费。过路客商会将运费加价到商品上，等商品运到地方，只要愿意买、有钱买，最后修建运河的费用就都由众多消费者承担。运河修造成本就按照社会成员各自的需求分配，至于劳役，修建运河的民工自然会按照市场规则得到回报，不会引起任何不公，也不会引起任何暴乱。所有参与修建运河的人都会因此赚钱，也都会很欢乐。
现在回到现实，由帝国政府亲自操刀上阵修筑运河，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支撑这些工程的是大隋帝国皇权，劳役是无偿的，税收是无偿的，最弱势的群体将承担绝大部分成本，不但会降低社会生产效率，社会财富总额在特定的时点上也会下降。
况且，隋炀帝在修建京杭大运河的事情上确实非常不地道。
隋文帝起自关陇士族，统治重心原本是“长安—洛阳”一线，北方汉人历来视江南为“蛮夷之地”，看不起江南这些“亡国之民”。偏偏隋炀帝起自江南，十年中主要在看江南烟雨，很少与关陇士族一起喝酒，也没怎么跟这些人联络感情。在争夺储君位置的岁月中，杨广甚至曾作了割据梁陈旧地的准备，江南才是他的龙兴之地、是他的根基、是他的老巢。
隋朝统一全国的时候，中国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江南，江南商人要想在江北开辟更大的市场，必须修通这条大运河。大运河通航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种判断。仅上述地名就可以看出，江南商人从这条运河上获益更多。
一条让江南获益更为巨大的运河，隋炀帝却选择完全在江北沿岸征调民夫和粮食，也就是说，这条河的成本基本上全部压在江北黎民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