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可能性对文学来说是一个关键词
小说让“可能”变成现实
我要讲的不仅限于小说，但主要谈小说，原因是小说大体上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再现生活的。
可能性，在文学当中是一个关键的词，甚至于对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比如说，各种原理的探索和发现都是对一个可能存在的东西或可能存在的规律的迫近。一个建筑师在他设计的宏伟建筑未建成之前，这个建筑对他来说只能是一个可能性。当然在科学的或工业的许多领域内，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学问、实践或者活动的完成。只是画蓝图，不意味着建筑的完成，必须把它建成了，经过检验合格才算完成。但是文学不一样，文学上的可能性就是要把这个“可能”写得和现实一样，把可能性写好了就是完成了一部好作品，也就是使可能性虚拟地实现了。比如说爱情的可能性，爱情的可能性不能像建筑师似的画一张设计图，告诉人们你们应这样相爱，这是不行的。你必须把这种可能性写得栩栩如生，和确已发生过一样，和已经完成过一样，和已经是现实一样。在文学作品里我们所说的可能性就是可能的现实，或者是现实的可能。
诸葛亮用最通俗的例子说起，比如写一个人的智慧，这个人能智慧到什么程度？于是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诸葛亮。诸葛亮的智慧就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可以借东风火烧战船，可以看出谁有反骨，未出茅庐而知天下大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个人可能有的智慧，他的预见，他的知识，当然诸葛亮还加忠诚，智慧和忠诚的可能到了诸葛亮身上就变成了现实。但是这个诸葛亮是小说中的诸葛亮，它表达的其实是一个人可能的智慧与忠诚，是人们对于智慧与忠诚的理想。
林黛玉再比如说一个美丽的人物——林黛玉，《红楼梦》写出了一个又多情、又美丽、又孤独、又忧郁、又脆弱、又天才、又智慧的女孩子的可能性。你很难设想出一个身体比林黛玉更健康的女孩子，每天早上跑四百米，但是具有林黛玉的才能和敏感。谈到诗，她十三四岁就能写那么好的诗，人又那么聪明，又那么秀气，很难超过她。这与其说是林黛玉的实际状况，不如说是一种可能性。
安娜?卡列尼娜俄国人就把他们对于女人的美丽与真情的可能性的想象寄托在安娜?卡列尼娜身上。在俄国人心目中，她是一个圣洁的形象。托尔斯泰本来是写情欲给人带来的毁灭，但是最后被人们接受了，她变成了一个最美丽最圣洁的形象，所以俄国人看了美国人演的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就气得不得了，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最圣洁的、高不可攀的，一个比美还要美的安娜?卡列尼娜落实成一个美国女演员。哪怕这个美国女演员身高１．７２米，三围也都很合乎标准，但她把可能性给封杀了，她已经不是可能性了，变成了一个活人，甚至难免会有美国女人所特有的健康、豪爽、热情、淳朴，会有一种简单，会有一种浅薄，会有一种粗俗。
小说的“可能与不可能”
可能特别是小说，为什么我没全面地谈文学的可能性而谈小说的可能性呢？因为小说是大概按照生活的原貌来给你讲一段生活，给你讲一段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的事情不是绝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说爱情，可能发生的最震撼人心的爱情故事，于是有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大家琢磨一下，小说里最动人的爱情故事大都是不成功的爱情故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没有成功了的。没有几个两人身体健康，都有高等学历、正当职业、三室一厅，然后生活和谐，白头到老。当然白头到老也很可爱，也有专写白头到老的，但是正是在这种又是完全可能的又是没有完全实现当中，发挥了文学的威力和魅力。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很好，都很可爱，就是两人老是被各种机缘错过，你说这是怎样的勾人魂魄！
可能与不可能还有些是把不可能和可能混在一起，譬如有一些神怪小说、童话，它里面有一些前提是不可能的，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常人认为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唐三藏，他收了两个徒弟，第三个徒弟沙僧我没研究透，先不谈。我们先说前两个徒弟，一个是猪，一个是猴，你想来想去总认为是不可能的，毕竟是佛教的高僧收了两个徒弟，这毕竟不是养两个宠物，也不是搞一个家庭小动物园。但是它又是可能的，小说在猪八戒的身上尽量靠拢猪的特点，好吃懒做、喜欢睡觉，有很多粗俗的东西，但猪八戒从大节看也还不错，它的一些表现符合猪的性格，符合猪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就慢慢接受了，他亦猪亦人，亦俗亦佛，亦忠亦奸，亦蠢亦精，很多地方符合了这种可能性。一只猴儿能有孙悟空那么大的本事？这是不可能，但同时又是一种可能。因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猴子在动物中是够精的，有一句话叫“猴精猴精的”，在动物里你很难找到比猴儿更精的。所以作者把一只猴儿描写得那么有本事，齐天大圣，定海神针，种种的故事，在这种可能与不可能的组合之中产生了文学的形象。
文本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它确实不但是可能，而且是现实，就是所谓的纪实小说，所写的不是可能性，而是真正发生的事情。有一些作家，他的经历极为奇特，而且他不习惯于虚构，几乎是忠实地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看到的事情、已亲身经历的东西写下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是一种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对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个人，可以有非常不同的文本，这里探索的是文本的可能性，你用一个什么版本来说。不要说生活中经历的一些大事了，就是一件小事，比如宿舍里住着六个人，谁和谁有点不愉快，说话有点冲撞等一些小事情，这六个人就会有六个版本，或称六个文本，不可能完全一样，有的站在这边一点，有的站在那边一点；有的描写得大而化之，有的特别注意细节；有的是以调侃的态度来叙述这个事情，有的是很激愤地叙述这个事情。所以仍然有一个可能性的问题。
二 小说可能性之两方面
小说可能带给人类什么
这里所说的小说的可能性分两部分来谈，第一部分是小说可能带给人类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小说的理念可能是些什么。中国自古是比较轻视小说的，重视诗歌，所有的大人物都写诗。也重视散文，特别是议论文、八股文，要是中了状元那也是不得了的事情。可是小说一直被认为是引车卖浆之流，在茶馆酒肆里街谈巷议的那些比较粗俗的故事，那些是我们小说的原型。但是到了近代，到了现代，对小说就提得越来越高，到了梁启超，就提出欲兴一国之政治者，必兴一国之小说，欲兴一国之经济者，必兴一国之小说，把小说的作用看得越来越重要。在小说能有什么理念的问题上，这里只做一个粗略的讨论，并尽量用我们中国的传统语言来讲。
载道文以载道，这是中国早就有的传统。这里讲的载道是说通过一些很可能是通俗的、曲折的小说故事，能体现宇宙的和人生的一些根本性的道理，能给人以大的智慧。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小说都能做到这一点，有的小说看了以后不但增长不了智慧，甚至会让你变得更加愚蠢，但确实有些小说在看完之后让你觉得在接近这个“道”，让你接近这个宇宙的本源、根本的规律。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但你在接近这个道。
那么和这个载道相接近的，属于这个范围里面的我们也可以讲知命，知天命。这一点在文学作品中就更多，不管是看《三国演义》，还是看《红楼梦》，甚至于你是在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比如说看莎士比亚的戏剧，它都有一种非常强的宿命感；巴尔扎克的小说，也有一种非常强的宿命感。其实宿命感就是人对自己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一种叹息。全世界那么多人，那么多美好的愿望，但是究竟有多少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呢？究竟有多少人是胜利者呢？也有人分析，一个胜利者都没有！比如《红楼梦》里一个胜利者都没有。谁胜利了？林黛玉当然是失败者，难道薛宝钗胜利了吗？薛宝钗当然没有胜利。在莎士比亚那么多戏剧中，你也能感觉到。我在这里并不是宣传宿命论，这和世界观无关，我只是说人生的一种感受。这里可说感受到一种冥冥中你所无可奈何的东西，你感受到在冥冥当中有一种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东西，所以我要讲，载道就是要知命。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也是常说的，就是超越。我们通过读一部又一部的小说，读了很多，就会知道世间的悲欢离合。有俄国人，有北欧人，有日本人，当然首先是我们中国人，有各个朝代的人。我们看到人和人之间可以爱到什么程度，可以恨到什么程度，斗争可以激烈到什么程度。最后我们在得到了种种感受之后，我们能不能达到一点点超越呢？
我想这个超越和虚无并不完全是一个意思，在这点上我稍微多讲一讲。有人说《红楼梦》中有一章在宣传所谓色空观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好了，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世界上的一切事都是虚无的。你看着是娇妻爱子，但实际上娇妻对你也不会忠实，爱子对你也不会孝顺，你没有什么对娇妻爱子那么放不开的；你看仕途高升是多么可爱，但是你今天高升，明天不知道出点什么事，就戴上枷锁，就进监狱了。但是如果我们判断《红楼梦》的思想倾向的话，不能单独从那几句歌来判断，我们要看整本书，整本书要求的是一种超越，但同时又有对人生充分的认同。看《红楼梦》你就会知道，林黛玉很美、很可爱、很纯洁，林黛玉绝对不是赵姨娘，绝对不是尤二姐，林黛玉就是林黛玉。贾宝玉有贾宝玉的泛爱、真情，他的这种真情，也有很多真实的东西，如《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你会感觉到那是那个时候的青春的颂歌，因为那个时候不可能一群丫鬟一见贾宝玉，就“happy birthday to you”，只能用那个时候的方式，就是大家猜拳呀，行令呀，聚会呀。当然贾宝玉要享受，他既是那里惟一的男子，又是众女儿们爱慕的对象，还是贾母和王夫人宠爱所集中的一个人物，自然有特别的优越性，这揭示的是古代的一个命题，什么命题呢？就是“无非无”。这个话非常别扭，就是说无并非压根儿什么都没有。如果说《红楼梦》中有一种虚无，那是经历了人生的真正的滋味以后的超越，是什么都有过了以后的无，而不是对人生本身的否定。既然爱和不爱都一样，既然是为官的家业凋零，一切都是失败，人人要失败，那一生下来就掐死他好了。超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已经受了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以后，你会感觉到心胸更开阔，感觉到“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这个干净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如果压根什么都没有，就没什么白茫茫的大地，只能是从黑洞到黑洞，一片白茫茫的大地，既有大地，又有白茫茫，已经是非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