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他们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米肖决定跟总司令部取得联系。可是总司令部命令他们在天黑时撤离那个城市，因为军队要改编。米肖气愤地对他的战友们说：“卖国贼！他们要出卖祖国了。”
夏天一个晴朗的日子，德国轰炸机飞过巴黎。整个天空咆哮了。窗格子格格响。爱妮丝走到街上，看见人们在奔跑。在一面墙上，她看到了一张小布告：“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底下写着：“巴黎已宣布为不设防的城市。军事总督邓兹将军。”
一个长着满脸大胡子的肥胖的警察，笑呵呵地走过来说：“他们把我们留下来维持秩序。不设防城市的意思是他们不能杀人。现在他们快要求和了。”
一个工人读了之后大叫道：“卖国贼！他们做了一笔生意了！”
贝当元帅召集的国民大会在维琪开会了。法国政府签字妥协，答应了德国提出的一切苛刻的条件。和平条约宣布了。法国沦陷了。根据勃莱推依的提议，贝当元帅召集了这次会议，全国志哀一天。
在休息时，大家都围住了格郎代，向他诌媚。戴沙想起吕西央偷的文件。他皱了皱眉头。想到这小鬼头间谍竟成了法兰西的救世主，他不知是嫉妒呢，还是憎恨。
夜里，勃莱推依穿着睡衣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他想，他应该给德国进驻巴黎的肖姆将军写一份汇报。他坐到桌前，迅疾地写道：
“肖姆将军大人阁下：启者，鉴于英国党人与戴高乐分子之破坏活动，予意德意志军事当局应有所对策，以和缓本国人民情绪，大户人家之妇女，似应准予返居巴黎。卑职业有准备，以协助大人消灭英国间谍，共产党及戴高乐分子。附奉法国之不良分子名单一份……”
这是一个闷热的夜晚。爱妮丝等度度安睡之后，便坐到窗前沉思起来。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是三个年轻的法国士兵。德国人正在后面追踪。爱妮丝立即把他们藏到几只大箱子里。德国兵搜查走了之后，爱妮丝为他们弄了吃的。可是，就在三个年轻人离开不久，法国警察又带着德国兵来了。他们带走了爱妮丝。
德军上校在审问时用她的儿子的生命安全相威胁。爱妮丝愤怒地指着他说：“你知道你是谁？你是一个德国鬼子！一个德国鬼子！”
上校气急败坏地喊卫兵把她带下去，对她说：“夫人，这是你的结局了。”
爱妮丝藐视地看了他一眼，回答说：“但却不是法国的结局。这不是结局。世上没有结局的。”
一九四○年七月十四日的早晨，安特莱离开他的画室走到大街上。巴黎虽然蒙受了屈辱，但还是美丽的。眼前的寂静使他惊愕。汽车看不到了。人们从没有过这样低声地笑过，低声地说过话。在黎伏里街的屋檐下响起了德国军人沉雷般的笨重的脚步声。女人们的脸色比以前更苍白了。安特莱想，巴黎现在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了。他回到画室，看到墙壁上挂着的一幅风景画：一个回转木马，一棵栗树，一盏灯笼，远处的光影。这也是七月十四日。那时候让妮特还在笑。巴黎还在跳舞，扬起了旗帜行进，还在希望。这是另一种生命，画得不错。这是他最好的作品。而且这是巴黎，巴黎还在。他们可以烧毁博物馆，他们可以毁掉这幅画—一但巴黎仍照样还存在。
全书完。
爱伦堡在谈到这部作品时说过：“曾有一位批评家写道，在我的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里有很多人物，但是没有主人公；我认为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就是巴黎。这本书是我五十岁的时候写成的。”
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作者写作本书的宗旨，那就是揭示出巴黎陷落，即法兰西悲剧的政治、历史、道德的原因。
这部作品历史画面广阔，人物众多，但都是紧紧围绕陷落前后的巴黎展开的。为了揭示主题，爱伦堡运用了对比手法，鲜明而深刻地展现了两个阵营、两个阶级、两种力量在国难当头的严峻考验面前的不同心理和不同表现。
以戴沙、维拉尔和勃莱推依之流为代表，构成了卖国求荣的反动营垒。他们对人民残酷镇压，对侵略者屈膝投降。他们是法兰西民族的败类，是造成法兰西悲剧的真正的罪人。小说用很多篇幅，描写了这类人物的卑鄙心理和叛卖行径。
戴沙是急进党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大资产阶级豢养的一只忠实的走狗。冷酷无情、自私自利、卑鄙无耻、投机取巧、两面三刀——这便是他的基本性格特征。
小说一开始，作者就细腻地描写了戴沙和他的后台老板德赛尔在酒馆的一场谈话。此时正是法国大选的前夕。戴沙对德赛尔的话心领神会，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急进党独揽国会大权。
在德国法西斯进攻比利时、捷克等国的时候，他主张撕毁原来签定的同盟国协定，为了讨好德国而牺牲这些小国。他嘴里唱的是“为了法国和平”的高调，俨然是一个热心的“爱国者”，而实际上，他所维护的正是那些金融巨头的私利。在德国入侵法国、眼看攻占巴黎的前夕，他在公开场合一直重弹“巴黎依旧是巴黎”的老调，而暗地里，他却与格郎代、勃莱推依等德国法西斯的走卒相勾结，出卖了法国人民，签定了投降妥协条约，最终葬送了法兰西。
在反面人物中，勃莱推依是一个面目可憎的法西斯分子。在和平时期，他组织秘密的“火十字团”，暗杀共产党，破坏工人罢工，他是法国右翼势力的代表。在战争前夕，他勾结戴沙，打入人民阵线内部，从事颠覆活动。他还投靠德国间谍格郎代，推翻内阁，积极进行叛国投降活动。在德国法西斯入侵法国，占领巴黎之后，他更加嚣张，赤膊上阵，残酷镇压共产党和一切爱国人士，为德国主子充当忠实的鹰犬。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分子的典型。
如果说前面两个人物是外露的，一眼即可识破的反面人物，那么维拉尔则是一个隐蔽的，容易使人迷惑的反面人物。维拉尔号称“社会主义者”，并以代表民众利益的面目出现在国会中。共产党和人民阵线推选他当上了部长，而他实际上所维护的仍然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德赛尔对戴沙说，不要看表面上讲一大套社会主义理论，好像是在替工人说话，实际上，“维拉尔只是一张嘴巴。请他做部长他就立刻闭嘴了”。果然，当上部长以后，他总是以一个教师爷的身份出现，教训工人不要罢工，不要闹事；在大资产阶级的叛国活动中，他表现得软弱无力、无可奈何；在敌人入侵后，他则完全陷入惊慌失措、悲观失望之中。他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机会主义者。这样的人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只能屈服于敌人的威力，充当敌人的传声筒。
与戴沙之流相对照，爱伦堡以热爱和崇敬之情，精心塑造了法国人民的优秀代表——米肖和黛妮丝、比埃尔和爱妮丝等动人形象。
米肖是赛纳飞机厂的技术工人。他年轻、好学，在工人中享有很高威信。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他的优秀品质体现在他的一切言谈和行动中。在与资本家的斗争中，他是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英勇无畏，挺身而出，不怕坐牢，不怕失业，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同资本家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在米肖身上，充分体现了法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诚实、坚强、无私、无畏。正是这些优秀品质，强烈地吸引了黛妮丝，使她毅然决然地抛弃那种舒适安逸的资产阶级生活，投身革命，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共同的斗争使他们结成了忠实的伴侣。巴黎虽然陷落了，但他们对法国的未来仍然充满了希望。他们深信，敌人的胜利只是短暂的，而法国人民将最终取得胜利。
比埃尔是赛纳飞机厂的一名工程师。在资本家掌管的工厂里，他的地位和待遇是远远高出普通工人的。但他从工人的英勇斗争中看出了正义的事业和他应走的道路。为了正义事业，他曾和资本家作过斗争（尽管德赛尔很器重他）；当德国法西斯侵略祖国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军队，离开了可爱的妻子和儿子，最后英勇地牺牲在保卫祖国的疆场上。他的妻子爱妮丝本是个教师，性格脆弱，不问政治，但她在丈夫牺牲后变得坚强起来。她不顾个人安危，藏匿过几个保卫巴黎的士兵，并因此遭到德国法西斯的杀害。她在死亡面前刚毅不屈，坚信法国将来一定会解放。优秀的法兰西女性的崇高形象顿时便站立在我们面前了。
爱伦堡通过这些优秀人物形象的描写，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真理：法国人民才是法兰西的真正主人，只有他们才能挽救法兰西，使它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这部作品描绘了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年这一段时期欧洲和法国的历史重大事件。爱伦堡熟悉法国，是这些事件的目击者。但是作者并没有局限于对事件忠实的叙述上，而是紧紧围绕巴黎这个中心，细致而形象地描绘出一个个真实可信的场景：议会里的勾心斗角；工人区的饥寒交迫；议员和部长老爷们的叛卖活动；工人和共产党员奋战在保卫祖国的前线上；轰轰烈烈的罢工场面；争权夺势的国会大厅……作者就是通过这样一些场景和细节，鲜明地塑造出几十个有个性的正反两方面的人物形象。面对历史场面大、人物形象多这样一种情况，爱伦堡采用了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艺术结构方式，得心应手地完成了揭示作品主题的任务。这不能不说明作者艺术技巧的高超。仅从这一点来说，《巴黎的陷落》于一九四二年荣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也是当之无愧的。
《巴黎的陷落》出版后获得了很大成功。它很快就被译成了十五种文字。外国文学评论家派息斯在谈到这部作品时写道：“《巴黎的陷落》是一个光辉的成就。作者创造了一部法兰西思想，法兰西情感，法兰西口味，和他们中间最最典型的事物的大全”。
《暴风雨》
一九四七年，爱伦堡完成了描写战争的第二部长篇巨著《暴风雨》。这部作品于一九四八年再度获得斯大林奖金。
《暴风雨》主要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和战争期间法国、苏联和德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作者从描写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巴黎社会的情景开始，以悲壮的笔调和深切的同情，刻画了法国山河破碎的景象，歌颂了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战士们的英勇斗争精神。小说描绘了希特勒统治下德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和精神恐怖，优秀的人类学家、工程师和年轻的大学生也被迫变成了杀人的工具。小说着重描写了苏联人民反击侵略、浴血奋战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深厚的爱国主义。
《暴风雨》全书共六部。同《巴黎的陷落》一样，这部作品没有直接描写战争的场面，也没有中心的主人公，而是通过书中许许多多人物在战争期间的感受和活动，来揭示民主力量同法西斯主义的尖锐斗争，来展现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人们在战争考验面前的种种表现和心理活动。
小说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巴黎写起的。
暴风雨笼罩下的巴黎。苏联工程师弗拉柯夫被派往巴黎工作。他的父母曾长期在法国生活，十月革命后才回到苏联。他的童年是在巴黎度过的。他母亲为了不让他忘掉法语，回到莫斯科在家里也常常跟他讲法语，所以，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法国话。
弗拉柯夫的青年时代正赶上苏联农业集体化时期。那时，他血气方刚，行动鲁莽，是一个头发蓬松的共青团员。他曾到过乌克兰参加集体化运动。在大学时，他被派到库兹涅茨克，在艰苦的环境中参加了新兴城市的建设。十五年前他父亲害肺病死了；他母亲尼娜勤劳工作，抚育儿女——小儿子伐西亚那时才十一岁，女儿奥尔佳只有六岁。尼娜在两个学校里教授法文，夜间作翻译。尼娜不但把弗拉柯夫看成她的儿子，而且看成她的朋友。她总喜欢跟他开怀畅谈。她把弗拉柯夫看作她的种种神秘情感的化身。
尼娜听说儿子要去巴黎工作，她激动得全身颤抖起来。她知道：他将要看到她度过青年时代的那个都市。临别时，她说：“你到蒙台梭里公园的时候，去看看靠近池边的一只椅子，入口处的第二只，在一棵树下，你父亲和我认识以后常常坐在那里。”弗拉柯夫微笑了一下，心想：“母亲忘记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到了巴黎，他惊愕了：眼前的巴黎正是母亲常常说起的那个城市。是呀，那椅子依然在她所说的地方……百岁老太太穿着拖鞋坐在街沿的长椅上，那边有一位戴着单片眼镜的绅士——这正是莫泊桑所描写过的人物……各样事物都似乎是这样熟悉，因此也似乎是不真实的。
弗拉柯夫感到迷惘了；莫斯科生活在一个暴风雨将临的警觉中。西班牙正在打仗，德国师团开进了维也纳林格大街，秘密谈判和军事调动，然后是慕尼黑会议……莫斯科人始终处于紧张的警戒状态之中，而巴黎人对近在咫尺的马德里的浩劫漠不关心。弗拉柯夫看见巴黎生活好像是游艺场里的木马转盘——旋转，闪烁，动荡到使人头晕目眩。这都市漂亮得好像正在举行婚礼的家宅，人们似乎不知道死亡正潜伏在他们的窗户外面。钓鱼人照样在塞纳河岸上打盹，流浪艺人照样在街头唱歌卖艺。繁华，喧闹，欢乐，奇异——这就是弗拉柯夫眼前的巴黎。
弗拉柯夫这次到巴黎，是要同资本家朗西安开办的工厂洽谈贸易，而这家老厂正陷于破产的危急之中。在上一次经济危机中，一个名叫里翁·阿尔培的俄国工程师救了他，成了和他合资经营的股东。在这次新的危机中，朗西安丧失了很大一笔资金。为了挽救破产，他只能有两条出路：要么卖掉妻子马尔细林的庄园吉利诺提，要么就得接受一个德国人加斯东的投资，如果这样做，他就等于让这个陌生人吞并他的产业。眼下里翁又回苏联探亲去了，弗拉柯夫又来催货，可怎么办呢？朗西安是个乐天派，他决定先不去考虑这些，暂时拖一拖。
朗西安为弗拉柯夫的到来举行了家宴，邀请了各种各样的人士参加：诗人尼维尔、画家西木巴、著名人类学家仲马教授、共产党员工程师列戎、流亡法国的德国妇女安娜。他们海阔天空地议论诗歌的优劣、新戏的上演、烹调猪蹄的不同方法、美女……当谈到希特勒的时候，朗西安认为“不会再有战争了”。尼维尔说，慕尼黑协定是一件不幸的事，倘若打起仗来，布尔什维克们会把半个俄国让给希特勒来保全他们自己的。弗拉柯夫听了感到无法忍受，便反驳说：“谁也不想打仗。除非德国人……但是你的话是错的，尼维尔先生……或许我不懂艺术，但是我懂得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是不会投降的。倘若我们被攻击，我们就要打，打得叫你不敢想象……”
在这次宴会上，弗拉柯夫认识了朗西安的女儿美达。两个人一见钟情，从此以后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林荫道上漫步。在他们分别的那天晚上，他们又来到林荫道上那棵栗树下面的长椅旁。
“是的，战争就要到来，很快就要来了。”弗拉柯夫忧郁地说。
“我不管它。”
“‘万事如意，侯爵夫人’……那时一个炸弹或许会落在侯爵夫人头上，落在这长椅上……”
“这种前景使你感到高兴吗？”
“我很焦虑—一焦虑巴黎，焦虑你。你像巴黎一样——是陌生的也是我的，是欢乐的也是不幸的，是聪明的也是愚蠢的。你将来怎么办呢？……你是这样……毫无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