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辑工作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很注意发现和培养革命的青年人才。有一次，他看到一篇来稿写得很深刻，就邀请那位作者来谈话。作者是一个中学生，才十九岁，叫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现这个青年人很有头脑，就把他推荐给涅克拉索夫，留在《现代人》编辑部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让杜勃罗留波夫替他编“批评和书刊评论”这个专栏，他自己专门去负责哲学、经济和社会问题各栏的工作。涅克拉索夫继续负责文学创作。他们三人的名字都叫尼古拉，所以人们把他们叫做“尼古拉三雄”。
这样一来，就在编辑部内部使他们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几个作家的关系紧张起来，很快发生了公开的冲突。相当大一批不赞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主主义观点的贵族作家拒绝为杂志撰稿。特别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列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退出了《现代人》。同涅克拉索夫有着多年友谊的屠格涅夫是第一派的首领，和他决裂对于涅克拉索夫是严重的打击。但是诗人仍然和他决裂了，因为诗人的一切同情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方面的。
一八五八年，涅克拉索夫发表了他的有名的政治诗《叶辽慕希加之歌》，提出了六十年代青年的革命口号。杜勃罗留波夫读后高兴地给他的一位朋友写信说：“你要背熟，并要你认识的朋友们都背熟涅克拉索夫发表在《现代人》九月号上的《叶辽慕希加之歌》……愿你记住并喜爱这篇诗：它是有着教训口气的，如果你愿意那样理解的话，但是它却符合于还没有完全陷于庸俗泥坑的青年的心。天哪，如果书刊检查机关不迫害涅克拉索夫的话，他可以写出多么绝妙的作品啊！”杜勃罗留波夫十分崇敬涅克拉索夫，把他称为“最可爱的俄罗斯诗人，我们诗歌中最高原则的代表，生活和力量现今所寄托的惟一的天才。”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当杜勃罗留波夫早逝的噩耗传来时，涅克拉索夫这个久经艰苦生活磨砺的诗人，一向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孤僻的人，却像孩子似的恸哭了。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都在埋葬杜勃罗留波夫那天，发表了充满深厚情谊的墓前演说。
在六十年代前夜和六十年代初期，涅克拉索夫在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交往密切的年代中，他创作了一系列政治抒情诗：《诗人与公民》、《别林斯基》、《不幸的人们》、《大门前的沉思》、《伏尔加河上》、《农民的孩子们》，等等。涅克拉索夫把自己一切美好的希望、自己的一切幻想都同革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他把农民看作是能够使当时社会现实再生和更新的惟一力量。
《诗人与公民》（1856）是一篇包含着斗争纲领的革命诗篇。涅克拉索夫号召“勇敢地击溃罪恶”，“为了祖国的光荣，为了信念，为了爱而去赴汤蹈火……”在涅克拉索夫看来，俄国惟一名符其实的公民就是革命者。据此，涅克拉索夫鲜明地提出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艺术观：
你可以不做一个诗人，
但必须做一个公民。
涅克拉索夫的这句名言，反映了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最普遍的信念。车尔尼雪夫斯基很重视这首诗，把它看作是一篇包含着行动纲领的战斗宣言。车尔尼雪夫斯基十分关心这首诗如何才能流传得更广。涅克拉索夫诗集出版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诗集的短评，在短评中还引证了《诗人与公民》的全文。这首诗引起了沙皇当局的不安和憎恨。教育大臣为此颁发了一项“严禁此书再版”的命令。
一八六二年七月七日，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了。《现代人》暂时停刊。涅克拉索夫在这一年经历了一些困难的日子。反动阵营中许多敌人加强了对他的攻击。放出了一种荒诞的谣言，说涅克拉索夫已经放弃了从前的信念。诗人同往常一样没有申辩，没有反驳，就是反驳也很难通过审查的。涅克拉索夫的朋友也没有了，杂志也没有了，他没有办法公开出来给自己辩驳，只好在私人通信中发泄他的痛苦和烦闷。
事实上，涅克拉索夫一直忠于自己的战友。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后，为了减轻自己朋友的妻子和儿女的艰难处境，他到处奔波，做了很多事。八个月后，《现代人》复刊以后，涅克拉索夫一如既往地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的路线。当涅克拉索夫得知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狱中创作长篇小说《怎么办？》时，他立即决定在《现代人》上连载。当原稿通过两重审查难关，终于落到涅克拉索夫手中以后，涅克拉索夫又受了一次重大的挫折：他在去印刷厂的途中偶然丢失了这包原稿，而且没有立刻找到它。涅克拉索夫很懊丧，因为他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留底稿，涅克拉索夫急得团团转。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在《圣彼得堡市警察报》上登了一则遗失原稿启事，答应给拾到者一笔赏金。涅克拉索夫度日如年地挨过了三天，一个穷公务员带着他所拾到的包裹到诗人的寓所来了。涅克拉索夫一得到他那狱中朋友的作品《怎么办？》，赶紧把它发表出来，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书刊检查机关和沙皇当局一定会翻然醒悟。等到他们明白了自己的疏忽，便要查禁这部作品。果然，《怎么办？》很快遭到了查禁，可是已经晚了，刊载《怎么办？》的那几期《现代人》早已通过手抄本的形式，在全国流传开了。《怎么办？》成为一代又一代革命者的“生活的教科书”。在这里面也包含着涅克拉索夫的一份功劳。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临终的前一年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涅克拉索夫是我的恩人。只是由于他的伟大的智慧、非常高贵的心灵和毫不畏惧的坚强性格，我才有可能写得像我现在所写的这样。我很好地为祖国服务，我有权得到它的感激，但我对祖国的一切功劳，都是他的功劳。”
“愁苦生活中最明朗的一页”
涅克拉索夫终生没有结婚。在他孤苦零仃的独身生活中，帕纳耶娃曾给予他无私的友情和温暖。
帕纳耶娃（1820——1893）出身于演员家庭。一八三九年嫁给作家帕纳耶夫。帕纳耶夫在四十年代是批判现实主义派——“自然派”的健将之一，他的好些小说和特写博得别林斯基的赞赏。谢德林在自传里证实，那时候帕纳耶夫的文章对青年的感染力甚至不下于别林斯基和赫尔岑。不过，帕纳耶夫出身于豪富的世袭贵族家庭，结婚初年，他身上还保留着不少纨袴子弟的习气。他很快就对妻子冷淡下来。帕纳耶娃在孤独的处境中苦苦挣扎，正如涅克拉索夫献给她的一首诗里所说的，“你用忧戚、斗争和血泪做代价，向命运换取了你的每一个进步。”
一八四二年，帕纳耶娃认识了涅克拉索夫。他们小时候遭受的苦难、对戏剧的共同爱好等等，成了双方友谊的媒介。但是帕纳耶娃经过长久的动摇，才在四十年代中期开始跟涅克拉索夫同居。一八四七年，帕纳耶夫和涅克拉索夫一同接办《现代人》杂志。他们仍然和帕纳耶夫维持着朋友的关系，甚至长期生活在一个屋顶底下，一直到帕纳耶夫去世为止。在当时和五六十年代的俄国先进分子中间，这不是个别的现象。诗人奥加辽夫的第二个妻子娜塔丽亚·屠奇科娃后来同赫尔岑结合，却没有影响赫尔岑和奥加辽夫的友谊，就是一例。
帕纳耶娃原先只在彼得戏剧学校受到一点点正规教育，她在顽强的自学中提高自身的素养，成为涅克拉索夫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和《现代人》的积极撰稿人。她曾写过自传体小说《塔尔尼科夫一家》，对不合理的儿童教育制度表示抗议，别林斯基读后立刻予以好评。她还同涅克拉索夫合著了两部驰誉一时的长篇小说《浪迹三方》和《死湖》。帕纳耶娃一生始终站在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边。她同杜勃罗留波夫长期保持着纯洁的姊弟情感。杜勃罗留波夫临终时托她照料他的两个孤苦的弟弟，她忠实地执行了他的遗嘱。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斯列普佐夫被捕后，她是冒着风险前去探望他们的极少数人之一。
帕纳耶娃在她那本著名的《回忆录》里，曾详细描绘了涅克拉索夫主办《现代人》期间的工作和写作情况，这里我们摘引两段。
一段是论述涅克拉索夫的写作习惯：
“涅克拉索夫写散文的时候，总是坐在写字台旁边，或者甚至躺在沙发上；作诗的时候却多半是一边在房里走来走去，一边吟诵，等到全诗打完腹稿，才随便拿起一张纸头，把它记录下来。
他写诗很少修改。假如作一篇长诗，他可以一连在房间里走上好几个钟头，同时用单调的声音吟诵它；要休息他便在沙发上躺一躺，可是并不住口；随后又站起来，继续在房间里走动。涅克拉索夫能够背诵自己的任何一首诗，不管它是什么时候作的。一首诗无论有多长，他决不会背到某一节就停住，好像他是在看着原稿朗读似的。不过他也能背诵其他俄国诗人的许多诗作。”
另一段记述了涅克拉索夫写作著名诗篇《大门前的沉思》的经过：
“《大门前的沉思》一诗是涅克拉索夫害忧郁症的时候写成的。当时他整天躺在沙发上，几乎什么东西也不吃，什么人也不接待。
这首诗写成的那一天，我对涅克拉索夫说，他很久不在《现代人》上发表诗了。
‘我不愿意写出一首诗来念给两三个人听一听，然后就藏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况且脑子里空洞洞的没有一点能促使人写作的可取的思想。’
“第二天早晨，我一早起床，走近窗口，注意到有一群农民坐在国有财产部大臣公馆大门口的台阶上。
“那是深秋时节，早晨冷飕飕的，还下着雨。农民大清早来到了公馆，大概想递什么呈文。看门人打扫台阶的时候要赶走他们；他们躲在大门口突出部分的后面，一会用左脚站着，一会用右脚站着，身子紧挨着墙根，全被雨水淋湿了。
“我到涅克拉索夫那里，把我看见的场面告诉他。当他走近窗口时，公馆的几个看院子的和一名警察正在推着农民的背脊撵走他们。涅克拉索夫紧闭着嘴，急躁地不断地捻着胡子；随后他迅速离开窗口，又在沙发上面躺下了，约莫过了两个钟头，他就给我朗诵了《大门前的沉思》这首诗。”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帕纳耶娃对涅克拉索夫有良好的影响。涅克拉索夫的同时代人、评论家兼小说家叶·亚·柯尔巴辛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这个高傲的女性能够认识涅克拉索夫的真正的价值，而且对他报以缠绵的爱情，她构成了我们诗人的愁苦生活中最明朗的一页。”五十年代时，涅克拉索夫为帕纳耶娃写过许多抒情诗，描摹了她的美好动人的形象。可是，涅克拉索夫和帕纳耶娃的性格都很倔强，他们的关系并不稳定。几个孩子由于都在幼年时夭折了，也不曾在父母之间起到维系感情的纽带作用。一八六○年，帕纳耶娃在“奥加辽夫案件”中败诉，涅克拉索夫受到牵连，这件事增加了彼此间的龃龉，一八六三年年中，他们终于分开了。次年，帕纳耶娃同《现代人》的秘书、评论家阿·戈洛瓦乔夫结婚。涅克拉索夫仍旧把她当作亲近的朋友，诗里间或流露出思念故人的情怀。
在孤独中奋战
在沙皇书刊审查制度压迫的艰苦的六十年代，失去了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仍然在复刊的《现代人》中毫不妥协地维护着他的战斗传统。他把一切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杂志。在长期的孤军奋战中，他始终不渝地坚持着文学中的革命民主主义方向。《现代人》仍然是吸引一切优秀的俄罗斯人的中心。六十年代中期，反动势力越来越加强了。尤其在卡拉科左夫行刺亚历山大二世之后，反动势力对杂志的迫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八六五年，《现代人》接连两次得到沙皇当局的警告：第一次是在十一月十日，第二次是在十二月四日，而第二次警告就是由涅克拉索夫的诗《铁路》引起的，因为这首诗暴露了新生的工人阶级所受的残酷剥削，并号召工人们起来积极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