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与它们天生在一起的——
爱惜它们，保护它们！
它们的名字就叫作：
“自由”“博爱”“平等”。
这首诗是俄国青年一代民主主义者的歌。其中有些诗行已经成了当时民主主义阵营的革命口号。杜勃罗留波夫很喜欢这首诗。因为它批评了俄国农奴无止境的忍耐，并通过革命民主主义宣传者的口，否定了农奴制土壤上所产生的容忍和妥协、顺从和屈辱。诗的主人公具有对压迫者的仇视和憎恨，“对无私劳动的伟大的信任”的性格特征，而正是这些特征可以使人们起来反抗专制制度，可以砸碎奴役的枷锁。
《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1847）是一首令人心碎的诗篇。涅克拉索夫用严肃的语言讲述了一个普通妇女的悲剧：她父亲又贫穷又凶恶，她本来爱着别人，却让她嫁了另一个人。她丈夫心肠冷酷，脾气暴躁，手脚粗重。但她不向命运屈服，她出走了，并和别人结合在一起，这个人也是个“病饿交加”的落魄人。他们住在昏暗而寒冷的房间里，呼出的呵气像一团团雾气。孩子冻得直哭。她用自己的呵气温暖着孩子那双冰凉的手臂。孩子一直在哭泣，尖厉刺耳，终于，哭够了，死去了……两个人坐在墙角里相望着恸哭。她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一个隐秘的念头在她心底里滋生，最后，她终于下了决心。趁着丈大打盹的工夫，她打扮得漂漂亮亮，仿佛是去参加婚礼，而实际上，她是到街头上去卖淫。过了一个钟头，她匆忙回到家，给孩子买来了一口小棺材，给丈夫带来了吃的。他们埋葬了孩子。丈夫明白了这钱的来源，但他没有问，他内心里只有满腔的悲愤。
这首诗描写的是一个被饥饿和贫穷逼迫到街头卖身的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诗中使用了一些富有特征性的词语：“无力自卫”、“身患重病”、“忧郁的”、“病饿交加”、“不幸的贫困”、“凄厉的声音”，等等。诗人正是通过这一桩桩生活的“寻常现象”，以惊人的技巧和极其自然的朴实描绘，揭示了处于黑暗统治下，普通俄国妇女的巨大不幸。屠格涅夫在给别林斯基的信中曾提到这首诗：“请代我转告涅克拉索夫：他那首诗令我大喜若狂；我日夜反复诵读着这篇惊人的作品——现在已经背得出了。”
一八六四年，涅克拉索夫完成了叙事抒情诗《铁路》。这是一篇关于无产阶级的最优秀的诗篇。这首诗写于农奴制改革之后，它触及了一些改革后的重要问题。这时候，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特别表现在铁路的建设上。涅克拉索夫认为，资本主义是剥削人民的新方式。
《铁路》叙述的是诗人在列车上和两个乘客（将军和他的儿子）的谈话。好奇的孩子瓦尼亚问爸爸，这条铁路是谁修的。将军回答说，是克列因米赫尔伯爵。诗人听了十分气愤，便直言不讳地指出，修建俄国第一条铁路的是俄国劳动人民，而不是什么伯爵。接着，诗人讲述了修筑铁路的整个过程。
世界上有个名叫“饥饿”的残酷暴君，他驱策千千万万的人民来到这里。饥饿、难以忍受的劳动、工头们的掠夺——这便是工人生活中的永恒的伙伴：他们弯着腰，驼着背，在酷热和严寒中毁了自己的身体；他们住在土窑里，与饥饿作着斗争，冻僵了，淋湿了，染上了坏血病。而且还有能写会算的工头敲榨他们……就这样，人民在不毛的荒原上修成了一条铁路，而铁路两旁却堆满了劳动人民的白骨……这种非人的劳动使人难以忍受，工人中常常有人逃回家去，但不久又被抓了回来。那个时候，工人们还没有成为有组织的阶级，还没有意识到必须和自己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他们蕴藏着满腔的愤怒，总有一天，这愤怒将变成不可抗拒的火山爆发。因此，诗人对俄国人民的美好未来充满了信心：
他们还要忍受一切
——并用自己的胸膛
给自己开辟一条宽广、光明的道路。
只可惜一—无论是我和你，
都活不到这最美好的时期。
《铁路》是俄国诗歌中第一首赞美建设性、创造性和群众性的劳动的颂歌。诗人不仅描写了筑路工人们无穷无尽的苦难以及他们所遭受的种种剥削，而且还表现出俄国各族人民铺设通向未来的光明大道的雄厚力量。
涅克拉索夫因为这首诗而受到审查机关的无情迫害。刊载《铁路》的《现代人》也因而受到两次查封的警告。审查官指责涅克拉索夫的诗是“可怕的诽谤”，说他的诗旨在唤起人们“对最高政府”的愤慨。但是，这首号召斗争和革命的诗却受到人民的喜爱。普列汉诺夫在一篇论及涅克拉索夫的文章中，曾谈到这首诗对进步青年的巨大影响。那时，他在军校学习，饭后，他们九个人坐在一起谈涅克拉索夫的《铁路》。集合的号声响了。他们立即藏好书，跑步到军械库取枪。在开始整队时，他的朋友走过来，手里紧握着枪杆，小声对他说：“唉，我能拿着这支枪去为俄罗斯人民战斗该有多好啊。”当时许多人因为受到这首诗的感染和鼓励而踏上了“为了亲爱的祖国”而斗争的道路。
政论诗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在涅克拉索夫的短诗创作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他有意在一些诗篇中塑造先进人物和革命活动家的形象。在这些诗篇中，出现了果戈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谢德林等光辉的形象。这些诗都是以悼诗、献诗的形式写成的，但诗人并不只是悼念死者，而是通过悼念唤起人们对专制制度统治的憎恨。诗人也不只是用献诗来表达他对这些人物的崇敬，而是通过颂扬，进一步激发人们的革命斗志。因此，这些诗篇都充满了政论的激情。
一八五二年果戈理逝世以后，涅克拉索夫立刻写了《果戈理忌日》。诗人运用对比手法，首先描写了当时充斥于俄国文坛上的“温良的诗人”的命运。“温良的诗人是幸福的，他有太少的愤怒，过多的感情：平静艺术的朋友们都在虔诚地向他致敬；……他喜爱冷漠和恬静，他憎恨粗暴和讥讽，怀抱温和的竖琴，他牢牢地掌握着群众。震惊于他伟大的智慧，他不被驱逐，也不受诋毁，他的同时代人生前就给他筹建纪念碑……”显然，这是些匍伏在沙皇脚下的御用文人，他们只会象哈叭狗似地唱些奉承拍马的颂歌，向主人摇头摆尾，乞讨一些恩赐。
果戈理的功绩在于，他勇敢地举起了现实主义的大旗，挥舞着无情的锋利的长矛，向沙皇专制统治刺去：
唇边装上讽刺，
心里怀着憎恨，
他走过荆棘的道路，
抱着他惩罚的竖琴。
果戈理为自己确定了崇高的使命，那就是：“用否定的仇恨语言”，“揭发群俗，揭发他们的情欲和谬误”。正因为他不肯随波逐流，而且不断暴露这个社会的种种“谬误”，所以，他才招来了“责难”和“诅咒”。而涅克拉索夫认为，这正是果戈理的伟大之处：“当他恨的时候，他又有多少爱！”显而易见，诗人正是通过悼念果戈理，唤醒人们，号召人们，要像果戈理那样恨暴君，爱人民。在涅克拉索夫看来，暴露黑暗的诗人就是“高贵的天才，果戈理就是俄罗斯文学中最有成效的文学倾向的创始人。他在一八五五年又进一步号召作家学习果戈理的这种战斗传统：“……这是一个高贵的、俄国最人道的人物，——我们应当希望，俄国青年作家们都能跟着他的足迹前进。”
一八四八年别林斯基逝世以后，涅克拉索夫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写了一系列诗篇献给他的导师。在描绘别林斯基的光辉形象时，涅克拉索夫竭力指出那最主要的东西：对信念的无限忠诚，刚毅与无畏，对人民的热爱和对人民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
《别林斯基》（1855）这首诗是用血和泪写成的政论诗，诗意隽永，思想精深，境界开阔。诗人运用了他驾驭重大题材、描绘时代风云的丰富经验和特长，也带着诗人对于时代生活，对于革命斗争，尤其是对于俄国和俄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壮怀激烈，纵情讴歌，倾吐了自己对伟大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的敬仰和怀念。
这首诗通过诗中“诗人”临死前的回忆，再现了别林斯基战斗的、坎坷的一生：贫寒的少年时代；没有毕业便被赶出莫斯科大学；从此，住在地窑里，忍受着贫困和痛苦，不久就开始给杂着新颖的思想，对严肃的真理的渴求，他被人注意了……当时在俄国文学界，一切都是消沉的、僵死的：普希金去世了；没有了他，大众对文学的爱便冷下来……文学在庸俗的琐事的搏斗中堕落了，变得愚昧而肤浅……仿佛社会和生活都跟它毫不相于。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恶公然取得了胜利，文学只向它高唱催眠曲。当时占据文坛首要位置的是两个反动的新闻撰稿人布尔加林和先科夫斯基。新的天才果戈理出现了，可是他却深受敌人的排挤。在这种形势下，多么迫切地需要那正直的真理的强大呼声，公开地对恶进行揭发……于是，别林斯基出现了，他像一颗巨星照亮了当时昏暗沉闷的俄罗斯文坛：
而他来了，这默默无闻的贱民！……
他不宽恕任何一个谄媚者、
下流胚和白痴，
和那些伪装热心的爱国者的心地善良的小偷！
他检查了一切传说，
他不带一点虚伪的羞惭，
测量了野蛮和恶的沉渊。
别林斯基的论战性的文章招来了一大堆责备、攻击和诽谤。然而，
他的力量更加炽热地燃烧起来了，
而正在这时，他面前的
战友渐渐少了，
他们驯服了，后退了，沉默了，
只有他一个人在不屈地前进！……
敌人越来越憎恨这个传播真理和革命的人，残酷的迫害接踵而来：
一个忧郁的时代来到了，
善的真诚播种者
竟被指作祖国的敌人；
敌人们监视着他，
扬言要他去坐牢……
而这时，坟墓向他
殷勤地张开了怀抱；
被劳动的生活、
经常的贫困折磨够以后，
他死了……
在这首“悼诗”中，诗人高度概括了别林斯基作为革命先驱者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的品德。在这里，那饱满的激情、浓烈的诗味又常常同给人以启迪和教益的政论结合起来。别林斯基那永不休战的伟大精神和终生燃烧的战斗热情，必将要化为千百万俄国人民火山爆发般的千钧之力。别林斯基的精神就是水不熄灭的火种，照亮了跟随他的巨人般的步伐继续迈进的一代又一代人！
在《纪念杜勃罗留波夫》（1864）一诗里，涅克拉索夫力图表明社会活动家杜勃罗留波夫曾经有过的理想。诗人以巨大的感人力量描绘了社会活动家的肖像。在诗人笔下，杜勃罗留波夫是自己祖国的真正儿子，是祖国的光明和她的伟大未来的美好象征。他的死使诗人悲痛欲绝，因而喊出了如此感人肺腑的诗句：
一盏多么明智的灯熄灭了啊！
一颗怎样的心停止了跳动！
同样，在《谢甫琴科之死》（1861）、《车尔尼雪夫斯基》（1874）、《致萨尔蒂科夫》（1875）等诗篇里，涅克拉索夫描绘了这些伟大的社会活动家、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肖像，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善于使热情服从于理智”，使一切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使命。
对于革命的诗人和作家来说，文学总是战斗的。一个作家和诗人如果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站在时代的前列，那他就有可能唱出那种同时代精神融为一体的时代的歌声——无论是长歌或是短曲。我们从涅克拉索夫塑造的这一系列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光辉形象中，不正是可以看到那鲜明的时代色彩、听到那时代的风雨雷鸣吗！这样一首首充满战斗激情的政论诗，不也正是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和理想吗！这是诗，也是政论；这是歌，也是号角和战鼓。时代需要这样的政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