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是苏联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之一。
绥拉菲莫维奇的一生，是与俄罗斯人民共命运的一生。他经历了两个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三次革命风暴（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每次革命运动，他都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丰富的革命经历，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编年史作家；他的著作，就是苏联人民革命的历史画卷。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长篇小说《铁流》，被联共（布）中央誉为“经典名著”，标志着绥拉菲莫维奇创作的最高成就。列宁和高尔基都很关注绥拉菲莫维奇的生活和创作，苏共中央和苏联人民给了这位作家巨大的荣誉。一九三三年，他七十寿辰时荣获列宁勋章，一九四三年，他八十岁时，又荣获斯大林文学一等奖。
绥拉菲莫维奇的创作，不仅在苏联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对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新文艺创作也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一九三一年，《铁流》这“鲜艳而铁一样的新花”，在鲁迅先生的努力下，冲破“岩石似的重压”，和我国读者见面了。从此，绥拉菲莫维奇就成为我国人民熟悉和喜爱的作家。
少年的困惑
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奇·波波夫于一八六三年一月七日诞生在顿河草原上的尼日尼·库尔玛雅尔镇。他的父母都是顿河地区的哥萨克。父亲绥拉菲莫·伊万诺维奇·波波夫十六岁就离开家到高加索军队服役去了。绥拉菲莫维奇为人诚实、忠厚。他的天地就是团队。团队以外的天地，他一无所知。他曾两次获得沙皇的乔治勋章，并被提升为军官。母亲拉伊莎·杜保夫斯卡娅善良而热情，在村子里很受人敬爱。她关心人们的疾苦，她们家虽不富裕，她却常常设法周济贫困的邻居。她受的教育虽不多，但能以流利而又生动的语言讲故事，她用几个词就能把一个人形容得惟妙惟肖。正是她在绥拉菲莫维奇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文学的种子。绥拉菲莫维奇就说过，他“成为作家是由于受母亲的影响”。
绥拉菲莫维奇的父母都信基督教。每逢礼拜日，他们就给儿子换上一套漂亮的衣服，领他到教堂去。在绥拉菲莫维奇的亲属中，只有他的外祖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杜保夫斯基不信上帝，他从来也不到教堂去作礼拜。要是神父到他家来，他就把自己的房门锁上，到草原上去。有一次，小萨沙（绥拉菲莫维奇的爱称）将从邻居老太婆那里听来的黑手鬼的故事，告诉了外祖父。外祖父生气地说：“乱扯闲话，把孩子给教坏了……，你别听女人们的闲话，……”
萨沙爱爸爸和妈妈，也信任他们，也爱外祖父。他看见村里人是那么尊敬外祖父，外祖父常常替他们向法院写申诉书。村里人说外祖父救了许多哥萨克，让他们“没讨饭和蹲监狱”。外祖父也很喜欢这个观察力和想象力都强的外孙子。他每次来，总是耐心地回答萨沙提出的出人意料的问题。这一老一少，常像平辈人一样交谈着。
有一次，萨沙给外祖父讲村里两个农民打架的事。福民说一个新来的农民偷了他什么土地就打起来了。外祖父听完了萨沙讲的故事，脸上现出了愁容，气愤地啐了一口唾沫说：“这才是胡涂人！他们都是穷人，哪里有什么土地？”“那福民为什么说那个外来的农民偷了他的土地呢？”萨沙问他的外祖父。
“这是愚昧造成的。福民是顿河这儿的本地人，他是地主的农奴。当农奴制一废除，地主康尼克夫就跟他说：‘再见吧！’这样福民就成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自由人。他恨那个外来的农民，他说那个外乡人是来抢他福民这个本地人的土地。其实，他俩都没有土地。”外祖父解释的话萨沙并不完全了解。地主康尼克夫的土地一眼望不到边，可是福民和外来的农民连一寸土地也没有，为什么这样呢？萨沙不明白。他想下一次好好问问外祖父。可是不久萨沙就与外祖父分手了。
萨沙的父亲绥拉菲莫·伊万诺维奇在一个哥萨克团里管财务。这个团，要移驻到俄国西部的所谓“波兰帝国”去。这样，萨沙就带着他的困惑随同父亲远行了。
在整理行装的日子里，萨沙常常跟父亲的勤务兵聂菲德在一起。他也是哥萨克人，平常见萨沙总是很亲热的。可是这次他们在一起时，萨沙感到他很忧愁，不像从前那样爱说爱笑了。有一天，萨沙看见一个年轻的哥萨克来找聂菲德，他没听清他们说什么，不过从那个人脸上的表情，对以觉察出他在讲什么不高兴的事。后来聂菲德告诉萨沙，他们俩是一个村的人，他叫基斯乌索夫，结婚不久，刚刚入伍，可是这次就要出发了，他请求上士让他跟老婆见一面，他说，也许以后永远见不到她了。可是上士无论如何也不代他向中队长报告……。聂菲德嘱咐他：“这话您可别告诉爸爸和妈妈呀。”
聂菲德的话，使小萨沙深思起来。父亲老是告诉萨沙：哥萨克是帝国的支柱，为沙皇和祖国的荣誉服务，是一个哥萨克无上的幸福。可是，基斯乌索夫不愿意出发，聂菲德也不愿意，别的哥萨克大概也不高兴离开故乡，一去很多年，这是为什么？
这一个问题，对一个七岁孩子来说，是太复杂了，而且父亲对他灌输的一些传统观念也很牢固。他不能分清哪是对的，哪是错的，真理在哪儿？这在孩子的天真的心灵上又增添了新的困惑。
行军的三个月里，在路上和休息的时候，萨沙总是跟哥萨克骑兵在一起玩。因为萨沙的同年伙伴都留在遥远的顿河那边了，新朋友还没有。孩子和成年人在一起混久了，不由得就要注意成年人的复杂生活。大人告诉萨沙，对谁都应当亲热、有礼貌，爱所有的人，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大概也这样命令成年人吧。可是，为什么他们彼此不能容忍，军官对士兵是那样粗暴无礼？
萨沙认识的骑兵中队长——阿列菲耶夫平时是很和蔼的人，他常到波波夫家里来，有一次还送给萨沙一把削铅笔的小刀哩。可是有一天萨沙看见他把哥萨克兵的牙齿都打掉了。军官走后，哥萨克用手从地上小心地捡起自己的牙齿，就把它藏在兜儿里了。萨沙把这事情告诉了母亲，并且担心地问：“妈妈，哥萨克就白白地挨了打吗？这是他的牙呀！”母亲每次碰到这类事，自己又无法阻拦时，脸上总是现出抱歉的样子。萨沙这次又看到了他熟悉的那种表情。
萨沙老是以困惑的目光，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希望获得满意的答案，却几乎一次也没获得。是生活太复杂，还是小萨沙太爱思索？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吧。
在团队里，聂菲德成了萨沙的好朋友。他们相处得十分亲热，整天呆在聂菲德做饭的厨房里。煎锅和燉菜的小锅在聂菲德的大手里像玩具似的。他一边剁葱，煎肉饼，洗家什，一边滔滔不绝地讲家乡的事情，讲团里的新闻，甚至还谈论孩子不大懂得的关于生和死的问题。聂菲德讲故事讲得有趣，逼真。后来绥拉菲莫维奇在《童年生活片断》的草稿里，写到聂荣德时说：“凡是他认为是在道德上应做的事情，或者反过来，是不体面的事情，我也认为是应做的或者是不体面的。”
有一天，萨沙看见了一件他终生难忘的事情。
士兵基斯乌索夫因为逃跑被打七十树条。这是一个令人战栗的场面。那树条的嗖嗖的响声和嘶哑的喊叫声混在一起。哥萨克人赤裸裸的身体上的一条条血印，这一切深深地印在萨沙的脑海里。他回到家里，忘不掉这一切。他不想吃，也不想喝，他告诉了父亲和母亲。这却引起了父亲的愤怒，认为他到不该去的地方游逛，并宣布从此由他自己来管教孩子。
果然，第二天父亲到孩子的房间里来了，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教起功课来。孩子吓得浑身哆嗦，着急了，说些胡涂话，惹得父亲生气，说萨沙不用功。后来就决定请个教师来教他，这才放心了。
其实，萨沙很早就喜爱读书。有家庭教师以后，他更不满足那些很薄的儿童读物。有一天，他偷偷来到父亲房间里，在书架上找到一本《战争与和平》，就坐在地板上看。他没听见母亲走进来，等到母亲和气地但是坚决地把那本书给合上时，他才发现她。
“你读这个还早”，母亲说。“读你自己的小书吧，难道那些小书没有趣味吗？”
“不，妈妈，有趣。可是，那是些小书，这个呢，是讲活人的……”
孩子不能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等你上中学，我就给你买一部《战争与和平》”。她说着还是把书拿走了。
可是，萨沙仍偷偷地继续读它。
三年以后，母亲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果然给儿子买了一部《战争与和平》。萨沙十分高兴地读着他已经读过的那些篇章。这以前，他曾被凡尔赛、玛茵、李德、库珀等的长篇小说迷住，热心地扮演这些书里的主角——勇敢谦逊的猎人和神奇的聂莫船长。可是萨沙从来也没扮演过托尔斯泰书里的主角们。绥拉菲莫维奇后来说过这样的话，“因为往何游戏都是对生活的模仿，可是当我打开《战争与和平》时，我简直就是在生活里，没有必要去模仿生活，我就是在生活，并没有把这当作一本书。”
绥拉菲莫维奇后来在自传里写到他的童年生活时说：“假如我能够表达我的内心世界的话，我就会说，我有两种生活：规矩的生活和混乱的生活。一种生活是跟父母，跟弟妹，跟客人们在敞亮的、清洁的房间里过的，大家都穿得很好，很整洁；另一种生活是在厨房里过的，是在我们顿河团的哥萨克营房里过的，人们不让我到那儿去，并且用责罚来吓唬我，我只是偷偷地往那儿跑。”
寻找打开人生秘密的钥匙
一八七四年，萨沙随他父母回到了熊口镇，在这里上了中学。熊口镇坐落在顿河边上，静静的闪光的顿河倒映着陡峭的高山，远处就是那无边无际的顿河草原。
萨沙很喜欢这美丽的地方。在炎热的夏天，从清早就跟小朋友们到顿河去钓鱼。钓上来十几条小鱼，就熬汤，做野餐，有趣极了。可是来到熊口镇的第二年秋天，不幸降临到波波夫家，萨沙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忧伤成病，从此沉重的家庭负担就落到他瘦弱的肩上。波波夫家分到一块土地，可是在他父亲去世以前就典出去了。只有一所小木房子，母亲与四个子女搬到一个房间里，其余的房间都出租了。妈妈成了那些房客的服务员。看见妈妈从早到晚给孩子和房客做饭，拾掇屋子，洗衣服，萨沙很伤心。
随着家庭的破落，亲戚朋友们对波波夫家的态度骤然改变了。萨沙跟母亲偶尔到人家做客，总是坐在末席。绥拉菲莫维奇后来回忆说：“那些该死的家伙连沏的茶都不一样：给别人沏香的，给我们沏没有香味的。”萨沙正是在这艰苦的生活中，养成了对庸俗的市侩习俗的仇恨。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萨沙从中学三年级起就开始半工半读：一边利用课余时间为同学补课，获些薄酬以维持生活，一边坚持学习。
在中学时期，萨沙很爱自然科学。他觉得很奇怪，原来广大的生物界也有着严格的分类。老师说，学者们不断地发现新的品种，为了这个，人们经常到南美洲的荒林和没调查过的非洲大陆的丛林里进行科学考察。
非洲和南美洲都离得很远，可是顿河沿岸的丛林和草地却近在身旁。放学后，萨沙就与两个同学带着捕蝴蝶的网子进行“科学考察”了。几个月里，萨沙把课余时间都用在观察动物界和植物界上了。除此之外，萨沙也很喜欢做化学和物理实验。萨沙上五年级时，熊口镇被雷击死了七个人，他向物理教员提议由学生们自己做个避雷针。
自然科学打开了萨沙的眼界。如果说当年他从外祖父那里，只是朦胧地感觉到上帝并不那么神圣，那么，现在他就用自然科学这把解剖刀，划破了上帝庄严的脸孔。
随着对上帝信仰的动摇，萨沙也开始清醒地观察人世间的一切。正在这时，他生活中又闪现出耀眼的火花，那就是外来的大学生们带到镇上来的那些读破了的小册子。它们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萨沙的心灵。萨沙在六年级就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看过杜勃罗雷波夫和皮沙烈夫的著作。他时常和几个亲近的朋友在一起读书、争论。在这些人中，最出众的是直爽、聪明的奥列斯特·高沃鲁斯。他是后来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组织者之一。他们秘密地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沙烈夫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著作。萨沙第一次从这些书籍中听到了要推翻沙皇专制政府这么大胆、公开的呼声。他知道为了那篇反对第三厅的密探谢多·费洛季的文章，皮沙烈夫被监禁在彼得堡要塞里四年半；也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被终身流放西伯利亚。
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种子落到肥沃的土地上了。中学生萨沙·波波夫对沙皇的信仰开始破灭了。
一八八三年，萨沙从中学毕业。母亲开始为儿子请求数目不大的士兵津贴，好让他继续读书。可是入什么学校呢？他在皮沙烈夫的著作影响下，对自然科学发生了浓烈的兴趣。波沙烈夫主张发展自然科学，他认为“自然科学是我们社会最迫切需要的东西。谁引诱青年离开这个事业，谁就是妨碍社会的发展”。皮沙烈夫对自然科学的宣传和提倡，大大地提高了自然科学在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眼中的意义，使得当时的许许多多青年人都愿意学习自然科学了。
萨沙·波波夫就这样考入了彼得堡大学的数理系。
人生的路灯
萨沙·波波夫离开了静静的顿河，来到了十九世纪俄国社会的政治中心——彼得堡。
彼得堡用灰雾弥漫的阴暗天气迎接这个在顿河边上长大的青年。他怀念故乡那南国的骄阳和草原上无边的蓝天……，彼得堡精美、宏伟的建筑群、城市的嘈杂和拥挤，使他感到陌生和沉郁。但是，大学里紧张的学习生活很快使他忘记一切，求知的渴望占据了他的心灵。在这里，他深深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和中学教育的缺陷。要弥补这些不足，就必须刻苦读书。他除了听课之外，就藏在宿舍里读书，不论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他都如饥似渴地咀嚼着。接连读了三个月，直到医生坚决地禁止他读书，说他有失明的危险，他才稍作调节。书籍像一盏明灯似地打开了萨沙的视野，使他知道了许多以前闻所未闻的事情和道理。可是仍有许多问题在书本上找不到答案。于是他带着这些问题进入了大学生研究组。
大学生研究组是八十年代上半期在俄国出现的革命小组。它是一八八三年在俄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影响下组织起来的。在那里，萨沙与他的同学们一起艰难而勤奋地读着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的时候困难得使人苦恼，“没法忍受”。绥拉菲莫维奇在自传里这样写道：“有时候读了五六个钟头才研究明白和弄懂了十几行字。有时大家由于自己的无知和不懂而陷于失望。可是，困难克服了以后，真像把宽宽的大门打开了一样。”对马克思普作的学习，加深了他对俄国社会现实的认识。但是，八十年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刚刚传播，他虽然读了马克思著作，但还不能完全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