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川啄木的一生是不幸的。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僧侣家庭。十七岁就离开了中学，辗转到北海道、东京等地漂泊流浪，奔走营生，终于落得债台累累，一身疾病，有时竟到了饥寒交迫，勉强活命的地步。他奋力挣扎的结果，却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生活，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他的文学才能的机会，年仅二十七岁便永别了人世。不过，他所取得的成就，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确已是璀璨夺目的了。
在思想方面，他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革命青年。他胸怀大志，要为祖国成就一番事业。但是，艰难的生活，黑暗的社会现实教育了他，工农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启蒙运动教育了他，使他认清了天皇制极权统治是人民的敌人，是造成“令人窒息”的现状的祸根，从而，面对血腥的镇压，他坚强地站了出来，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满怀激情地召唤革命风暴的到来，要推翻明治政府的专制统治，建立合理的、民主自由的社会。
二十世纪初期，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尚处在启蒙阶段，他还不能从本质上区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差别。他从一些社会主义宣传家和“禁书”里接受了影响，使他从对明治政府的反动统治不满，发展到对抗的不妥协态度。他极力抨击明治政府的各种制度，主张唤醒人民群众起来革命，改变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但是，他不曾系统而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社会主张，他从个人的生活遭遇能够体察到劳动人民的疾苦，同情他们的不幸，这更多的是出之于人道主义的关怀。他还不曾进入阶级论的范畴，作为社会主义思想，也并没有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这是他的局限。但是，在当时，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勇敢而坚定地把明治政府专制政权视为“敌人”，要用革命的变革来改造日本的社会现实，以实现民主的愿望。从这方面看，他是一位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在文艺方面，他从一个爱好文学的中学生，接受了《明星》派的影响，成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但是，生活的浪涛却将他不断地卷向前去。他要反映现实生活，摆脱文学传统的束缚，他倾心于自然主义。然而，为时不久，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在尖锐激烈的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中，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了它的致命的弱点，他深刻地批判了自然主义文学对国家社会问题所采取的袖手旁观的态度，便和它分道扬镳了。他主张文学应脚踏实地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要有利于改善社会生活，要表现革命和时代精神，要成为唤起人们奋起革命改造社会的工具和武器，在实践中他逐渐发展成为一位革命的现实主义诗人和评论家。
他的思想艺术主张，在继承和发扬日本文学的优秀传统上，使他总是从反映变革社会现实的时代需要出发，检验传统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来加以取舍和创新，成为日本文学史、诗歌史上的一代革新家。这既是明治维新后出现的文艺改革运动的结晶，也给后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造了有利的前提。他的成就，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刻的。在思想上，他给日本的有志青年留下了民主的、革命的精神火种。在后来的槇村浩、小熊秀熊等人的作品里都有所继承和发扬；在诗歌上，他的革新精神，对日本短歌革新运动起了有力的支持和指导作用。在他的影响下，和歌运动中的“生活派”很快形成了。《生活与艺术》（1913—1916）杂志，强调要从反映时代精神，对社会矛盾进行批判和斗争，在这一基础上去发展短歌，反对脱离现实社会的变革，脱离时代精神，去追求抽象的所谓“内在的生命”。这种精神，在啄木去世后不久的大正时期（1912—1926）初叶，就发展成歌坛的一股新的潮流。在《艺术与自由》（1925—1931）的发刊词里，他们公开声明继承啄木的精神，一方面表明追求诗歌的革新与自由的同时，并不只局限于狭隘的艺术领域，而要把眼光转向社会生活，而且在展开自由地批判的同时，向“更好的明天的生活”迈进。他们明确地表示，他们不是那种“忘却生活的贵族的、高超的艺术至上主义的东西”。在分行书写方面，出现了三行、四行甚至是五行分写的作品。而且，由于反映现代生活的需要，有的摆脱了五、七调（五个字母一句和七个字母一句的句式）的束缚，或加字或减字，进行写作。在“口语和歌运动”中，一些歌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啄木的影响。这影响经过后来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时期的“普罗短歌”，战后的“民主主义短歌运动”，直到今天都可以看到。
石川啄木的革命精神和艺术成就，在日本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功绩，至今仍然受到日本人民的尊重。日本人民在他生活过的地方树立了不少文学啤，用来纪念这位在黑暗势力下不妥协、急流勇进的永远年轻的诗人。在他逝世五十周年（1962）的时候，日本的进步青年团体和文学界，举行了隆重的集会活动，《赤旗报》及其他刊物，发表了纪念文章。老诗人渡边顺三说，他的诗歌不仅“坦率地毫不掩饰地表现了生活在黑暗的明治末期青年们的焦灼、不安、愤怒和反抗”，而且，他的作品和精神，仍然在今天的青年中产生影响。渡边顺三还认为，现代的日本青年，“有义务正确地继承和发展五十年前啄木在战斗中，在曲折的思想演变中所摸索、探求的方向”。
石川啄木对中国人民持有深厚的感情。早在日俄战争后不久，1909年10月所写的一篇杂感《空中书》里，他谈到中俄两国时写道：
这两个国家都曾一度和日本帝国交兵作战而失败过。因此，我国人往往动辄侮辱这两个国家。这种言行只不过表现了一种鼠目寸光和妄自尊大，可鄙而又可怜。日本并没有战胜中俄两国，战败的并不是中国而只是清政府及其军队；也不是俄国而只是沙皇政府及其军队而已。
两国人民的潜在力量是世界局势中的未知数。至于两国的未来如何，可以说是摆在世界前途上的两个大谜。这种站在人民立场上的真挚感情是多么珍贵。今天重提这段话，可以看到这位青年诗人的真知灼见。中苏两国人民已经创造了顶天立地的功业，他们的“潜在力量”已经和正在发挥。当年，辛亥革命爆发，他闻知消息极为振奋，在《致佐藤真一》（1911、11）的信里说：“自从革命战争爆发后，每天早晨读报时，就想要到中国去。于是，感到只要到了中国，疾病等等似乎马上就会好的。”
我国在二十年代，便翻译介绍了他的诗歌和小说。很早就出版了古丁译的《悲哀的玩具》。建国后，作品翻译和介绍、研究他的文章逐渐地多了起来。五十年代，出版了《石川啄木小说集》（丰子恺等译），六十年代又出版了《石川啄木诗歌集》（周启明、卞立强译）等。他的主要作品，大部分已经翻译过来，并且受到了我国人民的喜爱，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他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杰出的诗人和评论家，受到了我国人民的尊敬。他的作品和他的奋斗不息的精神，将在中日两国人民中成为友谊的种子，长远地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