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朋友的友谊恢复了，这时克利斯朵夫觉得内心充实，精神愉快。这种快乐与旺盛的生命力感染了他周围的人。他和公寓的盖房工人交上了朋友；住在楼上的工程师本来已经厌倦了研究工作，由于克利斯朵夫的影响，又提高了对本行的兴趣；住在三楼上的一对夫妇经常和克利斯朵夫讨论音乐，言谈中表现出一股朝气。奥里维说得对，他说：“倘使艺术真有什么疆界的话，倒不在于种族而在于阶级。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一种艺术叫做法国艺术，另外一种叫做德国艺术，但的确有一种有钱人的艺术和一种没钱人的艺术。”克利斯朵夫对法国人愈了解，愈觉得法国的老实人和德国的老实人没有多大分别。他觉得世界上的老实人不应当因种族不同而在精神上分疆划界，在同一种族之内，老实人也不应当为了思想不同而分什么畛域。他怀着这种心情，结识了住在公寓里的高尔乃伊神甫和华德莱先生，还结识了一位退役的军官，他谈了一些法国殖民军的情况。从军官口里，克利斯朵夫听到了法国出征非洲的经过，真是充满了血腥味的野蛮行为。克利斯朵夫从中看到了一批现代冒险家的狰狞面貌。他从军官口中还知道了法国的军队无所不为，他们把战争变成哲学问题，谈论不休，废话连篇。更为可怖的是，特务使军官们互相猜忌；政客们下达一些专横的命令；军队不得不干些警察的工作，还清理教堂，弹压罢工，这一切又被当权的政党用来争权夺利。这个退役老军人十分讨厌那个殖民地部队。
一个人对于别人的影响，决非靠言语能完成，而是靠精神来完成的。住在公寓四楼上的奚尔曼太太，一个死了丈夫和孩子的寡妇，枯涸的生命在克利斯朵夫的精神影响下居然有了生气，收养了一个死了养父的孤女。
克利斯朵夫做着人类大团结的美梦，他想：“要那些不愿意相识的，信仰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好人携起手来，难道就不可能吗？”
他希望出现人和人之间和谐的太平盛世。然而德国和法国的关系又紧张起来，德国蛮横无理地向法国下了最后通牒，这种野蛮的压迫使法兰西沉沉酣睡的傲气被惊醒了，举国上下都沸腾起来，连最麻木的人也气得直嚷嚷。当然德国的民众同这些挑衅行为完全不相干。这件事对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然而战争的阴影，很快就过去了，局势有了缓和。
克利斯朵夫用十倍的兴致重新埋头创作，奥里维也受他的影响。他们两人根据文艺复兴时期伟大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合作写一部史诗，唯物主义色彩非常浓厚，除了原有的几个角色之外，还增加了一个叫做忍耐的乡下人，他天真，狡猾，被人殴打，盗窃，什么对他都无所谓。他受着主子的剥削，挨着他们的鞭子，心里老是想着：“事情不会老是这样的。”克利斯朵夫根据这篇诗歌写成几部交响曲，克利斯朵夫写成一支曲，奥里维立刻写出这支曲的歌词。他们分享着创作的欢乐。音乐出版社将克利斯朵夫的《大卫》付印了，在国外产生很大的反响，这部作品在英国受到欢迎，德国也演奏了这部作品。甚至曾经遭到喝倒彩的《伊芙琴尼亚》在德国又引起重视。人们都说克利斯朵夫是个天才，德国也称他是大音乐家，未完成的《拉伯雷史诗》已被预约了，连当年侮辱过《大卫》的人也说起它的好话来了。这次成功来得太快，也太意外，使克利斯朵夫不得不存着戒心。
正当他为自己的成功欣喜的时候，母亲病危的消息传来了。克利斯朵夫不顾一切地回到离开多年的故乡。他推门进去，母亲孤零零地躺着，没有一个人在她身边，一个兄弟在汉堡，另一个在美洲。克利斯朵夫赶到时，鲁意莎满脸是泪痕，颤抖地握着儿子的手，不胜怜爱地望着儿子，溘然长逝了。
当天晚上，奥里维赶到了，由于对克利斯朵夫的通缉令尚未撤销，为了逃避逮捕，奥里维送走了克利斯朵夫，他自己留下安排完后事之后，在法国边界与克利斯朵夫相会，然后他们一同回到巴黎。
没料想巴黎的《大日报》竟登了一篇宣传克利斯朵夫是天才音乐家的文章。由此引来了数不清的记者轮番地采访，他们肆意夸张，胡编乱造，说他是共和派艺术家，说他对祖国有卑鄙的仇恨心，还说他穷途末路时弹着吉他沿街卖唱……克利斯朵夫被这些长舌妇的胡说八道搅得厌烦透了。但从此，克利斯朵夫却出了名。
这个时候，克利斯朵夫认识了一个富有的工程师的女儿雅葛丽纳·朗依哀，她是一个清瘦，妩媚，性格开朗，有着淡黄色的头发，脖子又长又细，身材细小而苗条的少女。克利斯朵夫很爱她，当他发现他的好友奥里维也在爱着她的时候，克利斯朵夫主动退出来了。并且像母亲似地照拂奥里维，留心他的修饰，替他打领带，还为奥里维出谋献策。不久，奥里维和雅葛丽纳结婚了，他们到意大利旅行去了。克利斯朵夫常常写信给奥里维，他觉得自己孤独得很。他想起歌德的一句话：“一个作家凭着一部有价值的作品引起了大众的注意，大众就设法不让他产生第二部有价值的作品。”因此，他闭门谢客，不想见到什么人，只有一个名叫赛西尔·弗洛梨的矮胖姑娘同他往来。她为人笃实，温柔，曾获得国立音乐学院钢琴头奖。有一次克利斯朵夫看了她的表演，大为赞赏，以后他经常去看她，他们彼此真诚相爱了。
不久，克利斯朵夫又认识了一批新的陌生的朋友，他的艺术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得更宽广，更富于人情味。他不再希望音乐只是一种独白，只是自己的语言，更不希望它只是内行人能理解的比较高深的艺术。他要让音乐成为人类沟通思想的桥梁。克利斯朵夫写信给居住在外省的奥里维（这时奥里维在法国西部一个城里任中学教员），要他搜集优美的民间诗歌。而奥里维此时正陶醉在新婚的幸福中，只知有爱情。起初奥里维还用诗歌来表露自己的感情，后来连这个也嫌侵占了爱情的时间。这种狭隘的个人的幸福变成了生活的惟一目标之后，生活也就变得没有目标了。奥里维尝到了这种安乐生活的烦闷，内心感到空虚、无聊，雅葛丽纳也厌倦了她的婚后生活。她父亲托人把女婿调到巴黎。他们回到巴黎的最初几个月是快乐的。但渐渐地，雅葛丽纳身上的诗意消失了，而奥里维也辞掉了自己的教职，专事写作。由于他失去了和那些不怕艰苦，披荆斩棘的人们的接触，他的信念也不像从前那样坚定了。雅葛丽纳慢慢也觉得丈夫没有成名对她是种屈辱。她认为奥里维既不十分聪明，也没多大才气，她感到生活窒息得很。雅葛丽纳喜欢克利斯朵夫的热情，但她绝对不会去爱克利斯朵夫，只不过想把两个友谊破裂的男人一齐抓到手而已。这时克利斯朵夫和交红运的女演员的恋爱已经传遍巴黎，因此，她对克利斯朵夫产生了一种好奇心，想要试一试她的魅力。克利斯朵夫发觉了她的意图之后，断然收拾行装走掉了。
克利斯朵夫曾经写信给托尔斯泰，他对他的著作十分钦佩，想把他的一个通俗的短篇谱成曲，还把自己的歌集寄给了他，可是托尔斯泰没有回复他，他完全听不懂克利斯朵夫的音乐，就像他认为贝多芬是颓废派，莎士比亚是走江湖的一样。克利斯朵夫气恼地说，大人物是用不着我们的，我们应该想到另一些人。克利斯朵夫得罪了吹捧他的《大日报》，他们搬用了各种武器来攻击他。由于出版社篡改了克利斯朵夫的作品，他要以五十倍于原价的代价买回他的全部作品，正当他卖掉一切也凑不足钱数的时候，奥国大使馆决定在庆祝会上演奏他的曲子，并给了他一张回国护照。于是克利斯朵夫又一次回到了故乡，除了母亲坟头上的草长得很高之外，小城的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朦胧的月儿从云端里走出来，河上闪出粼粼的银光。克利斯朵夫告别了在阴影中沉睡的古城后乘坐火车离开了故乡。
奥里维和雅葛丽纳的爱情并没有因为有了一个孩子而破镜重圆，他们有时一连好几天不说话，令人窒息的静默使他们的感情破裂得更快了。奥里维将心中的悲伤对克利斯朵夫的女友赛西尔·弗洛梨说了，并且把自己的感受写了下来。不料那些诉说衷肠的信被雅葛丽纳看见了，她的心完全冷了。她抛弃了丈夫和新出世不久的儿子同巴黎的一个走红运的作家私奔了。那个作家是风月场中的老手，人并不年轻，臃肿笨拙，牙齿都坏了，但他却糟蹋了一大批女性，甚至有的新婚少妇也飞蛾扑火自取灭亡。雅葛丽纳对这一切都是知道的，她是自作自受自投罗网。奥里维被雅葛丽纳遗弃后回到克利斯朵夫身边，孩子只得交给女歌唱家赛西尔抚养。
克利斯朵夫在一次奥国举行的晚会上见到了过去的学生葛拉齐亚。二十二岁的葛拉齐亚一年前嫁给了奥国大使馆的青年随员。这位随员是奥国首相的亲戚，葛拉齐亚在巴黎已成了引人注目的少妇。她是一个极有理性而全无荒唐幻想的女性。她对克利斯朵夫很关心，她使巴黎的报界停止了对克利斯朵夫的攻击；大使馆举行的这个音乐演奏会也是她促成的；克利斯朵夫获得回国探亲两日的通行证，也是她暗中周旋的。克利斯朵夫对她十分感激。以前葛拉齐亚曾爱过克利斯朵夫，但他完全没注意到。如今克利斯朵夫爱着葛拉齐亚，但葛拉齐亚只能给他一点友谊，她爱着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当了驻美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葛拉齐亚随同丈夫一起到美国去了。
克利斯朵夫想，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并不在于信仰的有无。同样，结婚与不结婚的女子的苦乐，也并不在于儿女的有无。幸福是灵魂的一种香味，是一颗歌唱的心的和声，而灵魂的最美的音乐是慈悲。克利斯朵夫唱起了自己向来所反对的勃拉姆斯的一支歌，表示了对谁都应当宽恕的一种精神。
克利斯朵夫的心绪平静得很。挪威的戏剧家易卜生说过：“在艺术中应当坚守勿失的，不只是天生的才气，还有充实人生而使人生富有意义的热情与痛苦。否则你就不能创造，只能写些书罢了。”克利斯朵夫就是在写书。书固然写得很美，但他却宁愿它们减少一些美而多一些生气。
奥里维在平民区租了一个很朴素的公寓，里面住了不少雇员和工人的家庭。有一天有个工人家庭，一家七口全自杀了，奥里维心里非常难受，他把这事告诉了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听后动了感情。他很想用艺术去安慰他们，给他们力量，给他们欢乐。奥里维感到所有被压迫的人们的呼号已经震动了他的耳鼓，于是他先从帮助穷人入手。他参加了亚诺太太的慈善会，并开始研究产生社会灾难的根源。而克利斯朵夫根本不相信将来会有个公平合理的社会，认为将来仍然逃不出过去的一套。他不相信革命的作用，他认为世界是没法改造的，但他寻访真正的群众，寻找相信生活的信念和艺术的魅力却是真实的。他关怀平民社会，他结交了一些平民领袖和工人群众，他说不清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要是有人强迫他选择，他一定会站在工团主义方面而反对社会主义以及主张建立一个政府的任何主义。但当克利斯朵夫一接触工团组织，他那强烈的个人主义又使他起而反抗了。他瞧不起他们，他声明，被压迫的人固然值得同情，但当他们一旦去压迫别人的时候就不值得同情了。奥里维固然同情劳动阶级，但他是崇拜自由的，而自由两个字是革命分子最不以为然的。现实逼着奥里维作出选择，他说他愿意和被压迫的人站在一起。
奥里维同情一个鞋匠的孙子，名叫爱麦虞限。爱麦虞限和他祖父一样向往革命，但有人却说像他这样的驼子，在将来的社会里一生下来也得被淹死。他怀疑这种说法，痛苦极了。奥里维却借此机会向他灌输宗教思想，说灵魂不死，人死了一切都会得到解脱。在奥里维的影响下这个可怜的残废孩子也开始信仰起上帝来了。
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都不是干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但由于他们同情工人，尤其是克利斯朵夫喜欢到平民中去，喜欢听他们的各式各样的议论。有一次他还写了一支革命歌曲，这支歌第二天就传遍了工人团体。警察局为此要逮捕他。奥里维也结交了几个工人，有一个是无党派的地毯匠，另一个是缅怀古老家族的邮差。
五一节近了，人们传说工人们将有大的行动。奥里维病了，在五一节那天，克利斯朵夫陪着奥里维到城里去散步。巴黎的工人正举行五一示威游行。克利斯朵夫兴高采烈地挤进群众队伍，奥里维见到驼子爱麦虞限从“瞭望台”上摔下来被警察追赶着，奔逃的群众踩在他的身上，他便不顾一切地奔过去救他。奥里维被势如潮涌的人群撞倒了。克利斯朵夫跟警察扭做一团，互相打着嘴巴，他见警察的刀尖已对准他的胸部，他便迅速地把刀尖一转对准敌人的胸膛刺进去。这时只听得四处响起了枪声，许多窗户都挂起了红旗，树木被砍下来，一辆车仰天翻着，不到一小时，局势完全变了，游行变成了暴动，全区都成了战场。克利斯朵夫趴在障碍物上高声唱着他创作的革命歌曲，几十个声音在四周附和。
奥里维被人抬到酒店里，已经失去了知觉。克利斯朵夫这时还不知道奥里维的处境。一位犹太医生玛奴斯带信给他说，奥里维在瑞士等他，警察马上就要逮捕他了。当他得知奥里维已死的噩耗时几乎晕了过去。他来到边境，住在当医生的同乡哀列克·勃罗姆家里。医生的妻子阿娜细心地照顾他，可是克利斯朵夫竟和医生的妻子发生了不正当的行为，克利斯朵夫觉得欺骗了朋友，痛苦得想自杀，他决心离开医生的家。第二天他跑到山里隐居在白雪覆盖的小村子里，努力忘掉一切。
克利斯朵夫躲藏在瑞士山坳里的一个农民家里。昏睡的土地开始复苏了，初春悄悄地来临了，雪滴滴嗒嗒地融化了。洁白的草原上已经有些嫩绿的新芽从沉睡了一冬的土地里探出头来，光秃秃的林中，几只鸟唱出嘹亮的歌。但克利斯朵夫对这些都没留意，他心里想着死，事实上却是竭尽所能地求生存。克利斯朵夫就像莫扎特说的，“有一种人是始终要奋斗的，除非到了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在痛苦中想起了奥里维的孩子，他写信给赛西尔想把孩子领来抚养，可是赛西尔回信说孩子已被母亲领走了。克利斯朵夫迷迷糊糊，刮来一阵飙风，似乎有个活的上帝冲进他空虚的灵魂，终于找到了，他又信仰起上帝来了。于是“生命回来了，而心中的爱也苏醒了。”他感到过去自己有两种性格：“一个是创造的艺术家，完全不问道德效果；一个是行动者，喜欢推理的。希望他的艺术有道德的与社会的作用。”现在这矛盾消除了。他认为艺术和太阳光一样，“太阳既非道德的，也非不道德的，它是生命，它战胜黑暗，艺术亦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