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朵夫失去了宫廷这个靠山，立刻发觉自己的敌人多得出乎意料。他寄给法兰克福市有名的音乐会的一阕四重奏曲被毫无理由否决了；科隆市的乐队预约的一阕序曲，也给退回来了；更为难堪的侮辱是，某音乐团体的指挥于弗拉脱，他伪装愿意演奏克利斯朵夫的作品，但故意奏错音符，发出极不协调的荒谬绝伦的声音，听众忍俊不禁，有的甚至捧腹大笑起来。克利斯朵夫愤慨万分。他想：“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呢？”他心中隐藏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想即使别人不能欣赏，至少也得感激他的好意，至少也可以用友好的态度指出他错误的地方；可他们竟怀着恶意取笑他，故意歪曲他的思想，把他踩在脚下，要置他于死地，这真是从何说起呢！他嚎啕大哭，甚至产生了投河自杀的念头。他站在河岸边，俯瞰着清澈恬静的河水感到困惑的时候，听着小鸟的歌唱，河水的喁语，望着麦秆在微风中波动，白杨萧萧……这一幅生动的春回大地的景象又把他从死亡的边缘上呼唤了回来。他想道：“为什么自然界这样的美，而他们（人类）那样的丑？”不管它吧，他觉得自己永远是热爱生活的。
克利斯朵夫鼓起勇气重新工作，他埋头写作，但找不到一处地方答应印刷他的作品，他只好自己出钱印刷。一册厚厚的乐谱印出来了，但六个月中连一部也没卖掉。克利斯朵夫负债了，只得接受母亲鲁意莎的帮助。克利斯朵夫好容易找到一个教课的位置，结识了一对和善的夫妇。可没想到竟有人暗中写匿名信致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那么僵，那么难堪。最后克利斯朵夫只好和他们分手了。
克利斯朵夫十分孤独，连他的舅舅高脱弗烈特也被死神吞没了。他在挣扎之中，忽然想起儿童时代曾经那么爱慕过的音乐家哈斯莱。他相信哈斯莱能够救助他。他告诉母亲出门一星期，当夜搭火车往哈斯莱所在的德国北部的一个大城市去了。哈斯莱已经享有盛名，他那软弱的性格，使他经不起生活中出现的好运和厄运，太热与太冷他都受不了。他过着冷漠、忧郁而又平凡的生活：好吃好喝，无所事事，有时悲观、厌世，心绪恶劣。从前曾引起他的热情或厌恶的东西，现在他都漠不关心了。因此当克利斯朵夫满怀热忱专程来拜访他的时候，他完全无动于衷，冷冷地把他送到大门口，没有一句挽留他或约他再来的话。
克利斯朵夫离开哈斯莱之后失魂落魄地来到车站，陡地想起一位陌生的朋友苏兹，克利斯朵夫为了寻找同情和安慰，便决定去拜访他。这位已经七十五岁的、教美学兼音乐史的大学教授对克利斯朵夫的到来表示了真诚的欢迎，他见到克利斯朵夫快活极了。克利斯朵夫弹奏曲子时，挂钟里的鹧鸪叫了起来，苏兹想亲自把这煞风景的东西摘下来，差点摔了跤。他叫女仆把钟拿出去随便怎么处理都行，只要从此不再看见它。克利斯朵夫立刻感觉到这颗心是多么善良、纯朴。他觉得遇到了真正的朋友，自己又活过来了。他把苏兹和哈斯莱作了比较，一个又老又病，可是他精神多么活跃！一个又年轻又有名气，可是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什么都不愿知道！克利斯朵夫所知道的现代艺术潮流，苏兹不但全部熟悉，而且还知道无数的关于古代与外国的音乐家的事情。他们在一起愉快地相处了一天以后就分手了。不久，苏兹去世的消息传来，克利斯朵夫还悄悄地哭了一场。
小城市的闭塞、偏狭使克利斯朵夫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压抑。他想离开德国，但又怕母亲难过，鲁意莎老了，儿子是她惟一的安慰，她怕儿子提到走的事。有一天傍晚，克利斯朵夫到城外去散步。那天正是农村里的一个节日，农村的青年男女正在跳舞，这时突然闯进十几个大兵，班长看上了漂亮的洛金，他堵住她，由于洛金拚死反抗，大兵班长打了洛金一个嘴巴。这时克利斯朵夫见义勇为，给了大兵班长一顿好打，村民们也跟着发泄他们的怨愤，打跑了那些强盗兵，还打死了一个人。乱子闯大了，克利斯朵夫被村民们保护着偷跑出国境，他乘着列车向巴黎的方向奔驰。
克利斯朵夫来到巴黎，人地生疏。巴黎的现实世界和他理想中的巴黎相去甚远。他去找少年时期的朋友奥多·狄哀纳。狄哀纳是一爿布店的经理，可他躲着克利斯朵夫，避而不见。无奈见到了，他也百般推脱，不愿帮助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气得发昏，只好去找一个在书店做事的犹太人西尔伐·高恩。但高恩只是表面应酬，不给他实际的帮忙。还是老板娘同情他，把他介绍到肉店老板家去教他的女儿弹钢琴。高恩让他认识了一些侨民青年，他跟他们参加了许多次音乐会。然而，演奏的都是同样的曲子，他看到文坛上“挤满了女性和女性化的男人”，“卖淫的艺术到处泛滥”，舞台上“可以看到凶杀、强奸、疯狂、酷刑、挖眼、破肚，凡是足以刺激一下文明人的神经，满足一下他们隐蔽的兽性的现象，都无不具备。”而批评家不过是些给主子尽“奴仆的责任”的十足的奴才。克利斯朵夫批评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艺术家说：“你们都是虚伪的家伙。为艺术而艺术！……喝！多么堂皇、多么庄严的信仰！但信仰只是强者才有的。艺术吗？艺术得抓住生命，像老鹰抓住它的俘虏一般，把它带上天空，自己和它一起飞上清明的世界！可怜你们是些麻雀，找到什么枯骨便当场撕扯，还要嘁嘁喳喳地你争我夺。不用说，艺术是一种享受，一切享受中最迷人的享受。但你只能用艰苦的奋斗才能换来，等到‘力’高歌胜利的时候才有资格得到艺术的桂冠。你们用你们的畸形怪状来制造文学。你们沾沾自喜地培养你们民族的病态，培养他们的好逸恶劳，喜欢享受，喜欢色欲，喜欢虚幻的人道主义，和一切足以麻醉意志，使它萎靡不振的恶习。你们简直是把民族推进鸦片烟馆。”克利斯朵夫指责法国艺术界的虚伪、腐朽，也奇怪法国的批评界人数那么多，但是丝毫不起作用。
克利斯朵夫指出，时至今日，最迫切的需要莫过于大无畏的批评。然而批评家自己就生活在恶浊腐败的空气里，已经辨别不出空气是溷浊，还是清新。除此之外，他们彼此又都是熟人，是一个集团的人，因此互相敷衍。他们绝对不是孤立的人，要独立自主，必须放弃社交，甚至连友谊都得牺牲。就是最优秀的人也在怀疑、思考，为了坦率的批评而招来许多不愉快是否值得。在这样一个毫无血气的时代里，谁有勇气来这样干呢？谁肯为了责任而把自己的生活搅得像地狱一样呢？谁敢揭穿走红运的人的庸俗与无赖呢！谁又肯为孤立无助的无名艺人辩护！克利斯朵夫大声说，法国需要大批评家，莱辛，布瓦洛。
克利斯朵夫在闻名巴黎之前只好找一些教课的差事来糊口。他的女学生中有一个名叫高兰德·史丹芬的，她的父亲是个有钱的汽车制造商。和高兰德一起学钢琴的，还有一个年纪不满十四岁的少女，她是高兰德的表妹，名叫葛拉齐亚·蒲翁旦比。葛拉齐亚有一张宽大的脸庞，沉静而美丽的眼睛，是意大利人，差不多是在平原、草场和小河边长大的，她对克利斯朵夫充满柔情，而克利斯朵夫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朴实的少女的感情。当克利斯朵夫厌烦了高兰德的社交圈子，不再上她家去之后，葛拉齐亚写信叫爸爸把自己接回乡下去了。
克利斯朵夫有一次在高兰德家偶然认识了社会党议员亚希·罗孙，他热心支持克利斯朵夫把新创作的《大卫》拿到戏院去上演。演出之前克利斯朵夫坚持换掉演大卫的女演员，罗孙的表情由满面笑容而变为冷若冰霜。原来克利斯朵夫坚持换掉的女演员是罗孙的情妇。从此，他跟罗孙一伙人完全决裂了，于是他又陷入孤独之中。
克利斯朵夫又经历了一个艰难时期。他惟一的收入就是教一个四十岁的工程师学拉提琴，教钢琴课的几处差事都丢了。他只好搬进一间阁楼去住，每天只在下午一点钟吃一顿饭。他找不到工作，被生活逼迫得无路可走，最后找到一个改编乐谱的工作。寒冬来临，克利斯朵夫又冷又累又饿，他发着高热，病得昏昏迷迷，全靠帮佣的女工西杜妮照顾，而西杜妮由于克利斯朵夫对她太亲热，被她的主人解雇了。
冬季很长，克利斯朵夫的病虽然大有好转，但还没痊愈，右边的肺老是有一处地方隐隐作痛。他虽然受着孤独、贫病和种种苦难的煎熬，但他还是耐心地忍受着命运的折磨，他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过。他天性中那股强大而又有点畸形的生命力开始后退了，他再也不恨什么，再也不去想恼人的事了，即使想到，也不过耸耸肩膀；他对自己的痛苦想得比较少，而对别人的不幸想得比较多了。从西杜妮的身上他联想到地球上那些默默无声地受着苦难煎熬的灵魂就想说：“你们，我并不认识但却爱着的人，我祝愿你们幸福。”一天傍晚，克利斯朵夫在旧书摊上无意中读到了有关圣女贞德的历史故事书，克利斯朵夫佩服她兼有男性的刚强和女性的温柔，尤具使他感动的是贞德的慈悲心。“她在最激烈的厮杀中还是温柔的，对最坏的人也是善良的，便是在战争中也是和平的。战争是表示魔鬼得胜，可是在战争中间，她有上帝的精神。”克利斯朵夫看到书上这些话，就想到自己：“我厮杀的时候就没有这种上帝的精神。”克利斯朵夫把传记家笔下的话重复念着：“不论别人如何蛮横，命运如何残酷，你还得抱着善心……不论是如何激烈的争执，你也得保持温情与好意，不能因人生的磨难而损害你这个内心的财宝。”
这明明是传记作者米希莱在进行以慈悲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的说教，克利斯朵夫却相信了。克利斯朵夫责备自己说：“我真罪过，我不够慈悲，我缺少善意，我太严峻，请大家原谅我吧！我是希望你们幸福的！”
克利斯朵夫受到书的启发，产生过这样想法，但当他一接触到那些令人生厌的人，他的怨恨又复苏了。
正当他无声无息离群索居的时候，罗孙太太送来了一个请柬，约他去参加一个音乐夜总会。克利斯朵夫在这个音乐会上认识了一个名叫奥里维·耶南的青年。他是一个破了产的银行家的儿子，曾和克利斯朵夫一道看戏的那个法国姑娘——女教师安多纳德·耶南就是他的姐姐。姐姐比他大五岁。父亲破产自杀，母亲忧虑而死，姐弟二人经历了人世间的巨大变迁，体验了世态的炎凉，无所依靠的姐弟二人在茫茫人海中相依为命。安多纳德历尽辛苦，用教书的微薄收入将弟弟供养到中学毕业。尽管安多纳德茹苦含辛，她还是送弟弟去考高师，可是由于奥里维胆小得近乎病态，应付考试的能力越来越低，尽管他平时学习成绩优秀，大学考试还是落选了。姐姐为了多一些收入，到德国教书来了。姐弟俩几乎每天通一次信，安多纳德被解聘之后回到巴黎，奥里维正在病中，他们赶紧租了一间公寓住下，在姐姐的护理下，奥里维很快恢复了健康，考试揭晓了，这次奥里维被录取了，姐弟俩高兴得在父母的遗像前哭了起来。奥里维进了高师，有三年的公费，毕业后还有职业的保障，他们用一点微薄的积蓄到瑞士旅行去了，不料安多纳德病倒了，回国后不久便去世了。
奥里维早就因为欣赏克利斯朵夫的音乐才能而喜欢克利斯朵夫了。当他从信件中知道克利斯朵夫同他姐姐在德国碰过面，并且对他姐姐很友好的时候，他对克利斯朵夫更是说不出的喜爱。两人在这次音乐会上邂逅相逢，一见如故，感情十分融洽。但两人的气质完全不同，一个是浪漫派，一个是现实派，一个富于幻想，一个要求行动。克利斯朵夫主张法国人应“团结起来打扫房子”，不能让少数坏蛋把人们踩在脚下，不要等拿破仑再世，才去改造世界。而奥里维则说：“暴力是我们所厌恶的”，他相信法国“潜在的德性，光明与理想主义的力量”，他认为自由的乐趣是别人所无法知道的，值得用危险、痛苦，甚至生命去交换。奥里维的自由具有空想的性质，他向往的是抽象的自由，绝对的自由，他渴望自己周围所有的人心灵都是自由的，连无耻之徒在内。他认为安全，秩序，完满的纪律都不相干。克利斯朵夫认为“世界是需要规律的”。克利斯朵夫不能赞同奥里维的宿命论，他恨不得唤起整个民族的健全的“力”，使全法国的老实人都奋臂而起。现在他从奥里维的身上，把他过去对法国的看法推翻了。站在他面前的不再是那个快乐，随和，无忧无虑，光芒四射的民族，而是一批含蓄的、孤独的人。他们表面上像蒙着一层明晃晃的水雾，颇有乐观的色彩，其实却浸透了深刻而沉闷的悲观气氛。他们脑子里全是执着的念头，这都是一些不可动摇的灵魂。克利斯朵夫不明白，这种信心与坚忍刻苦的精神是从哪儿来的。奥里维说：“从失败中得来的……我们丧权辱国（指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跟死神照了面，暴力的威胁老是压在我们身上。法国的孩子，人家教养他们的目的是希望他们报仇雪耻。虽然他们年纪很小，但早已懂得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只有强权！这个发现，使一些人自暴自弃，只图享乐；另一些人则是奋发图强，任何幻灭都不能动摇他们的信仰。”奥里维对克利斯朵夫说：“亲爱的克利斯朵夫，你们德国给了我们多少痛苦！”“失败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们是灾难之子。”
两人的境况很苦，差不多没有固定的收入。克利斯朵夫替人抄谱和改编乐曲，奥里维放弃教职，从事写作，但要发表一些东西简直不可能。在艰难的境遇中，惟一来帮助他们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犹太人，名叫泰台·莫克。他替他们向有钱的考古学家求援，居然为奥里维弄到了一笔学士院的奖金。两个朋友性格上的不同，有时发生龃龉，但很快就和好了。可是却有人从中挑拨离间散播不和，由于有人对克利斯朵夫的讥讽，激起克利斯朵夫的恼怒，引起决斗，幸好双方子弹都没击中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