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到处都是面带忧愁的人们。每个家庭都受到战争的威胁，安乃德和她的儿子玛克成为这次战争的激烈反对者，安乃德甚至甘冒危险，暗中帮助一名被俘的交战国青年士兵偷越国境，逃到中立国瑞士去。帝国主义战争更加深母子俩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嫌恶，他们二人对无产阶级革命是无知的，以为苏联的革命是违反人道的，是暴力，他们反对战争，惧怕暴力。他们母子两人都是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忠诚支持者，在革命的风暴面前他们感到软弱无力。
玛克爱上了斯拉夫族少女阿西娅。阿西娅原是沙俄时代一个俄国教授的女儿，她十七八岁，家里人死的死，散的散，她独自一人流落在巴黎，在穷人区的一个小旅店里她认识了玛克。他们由恋爱到结婚，两人沉醉在爱情的甜蜜之中。母亲警告他们不要把火焰一下燃完了，节省一点热情。不久，火焰真的开始熄灭了，天空变得阴暗，彼此都感到空虚，他们都强调自己的灵魂是属于个人的，个人主义在他们之间形成一堵高墙。玛克的母亲安乃德一生也是坚持这种信念的，玛克受到母亲的影响。他觉得什么主义都与他无关，他认为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唯心主义，共产主义这些争论与自己无关，这些都是束缚人的项圈。
阿西娅有了孩子，她认为孩子出世等于把一条锁链牢牢地钉在他们身上了。阿西娅苦恼极了，她想：“我将为他而牺牲我的自由吗？不！这是太苛的要求了！”但自由是什么呢？怎样去获得自由呢？这一切对她来说还是个不解的谜。阿西娅不愿意停留在口头上的自由，她要行动，要冲出去。但玛克却缺乏行动的勇气。玛克认为，你一个人单独行动是干不了什么事的，你的脑壳会碰得稀烂，你必须和其他反叛者联合起来，但是要联合就要受约束，就得接受那些党派的纪律与主义，玛克拒绝了。两个人的思想产生了矛盾，阿西娅是爱玛克的，但光有爱情是不够的。由于思想上的分歧他们都感到痛苦。阿西娅到苏联驻巴黎的商业代表团去做打字员工作。她在这里进一步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玛克阻止她去做这项工作。阿西娅回答他说：“不，我是自由的。”在苏联代表团，她被一个叫狄多的秘密工作人员注视着，狄多看出阿西娅愿意跟苏联人在一起，并劝她把丈夫玛克也带到苏联方面来。狄多还向她指出，“你个人的历史是不能和我们所写的历史相比的。”阿西娅受狄多影响，晚上她和玛克谈到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两人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当玛克发现阿西娅同狄多接近的事，非常生气，就在他们口角之后，阿西娅失身于狄多，由此而引起家庭的分裂，阿西娅独自搬到旅馆去住了。安乃德完全理解儿子和儿媳的矛盾，她承担了孙子的抚育责任。阿西娅对自己同狄多发生的不正当关系也很厌恶，她离开了苏联商业代表团，随一个产业团体，去挪威当了记者。
玛克心灵的创伤很深，很痛苦。他憎恶那些为帝国主义而虐杀人类文明的暴徒，他想拿起莫斯科的棍棒来摧毁那些暴徒，但又想到莫斯科是不会要他的。他想要避开莫斯科的道路，可是他又发觉他被一切党派冷落了。他写的文章，人家都不愿用。他自己印了一本书，六个月了，一本也没卖出。
他愤恨极了，他在那无窗无门，同人民的生活隔绝了的个人主义的死胡同里喘息着。这死胡同是他曾经企图把阿西娅和他自己一起囚禁在里面的鬼地方。他突然感到阿西娅要从里面跳出来的行为是对的。
正当玛克的内在意识要崩溃的时候，他受到了一件突然发生的事情的刺激。一个曾经追恋过玛克而后来嫁给一个资本家的女人用狡诈的手段污辱了他的人格，他在痛苦中思念阿西娅。而阿西娅也正好这时回来了。
阿西娅到欧洲几个国家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但一无所获。她在德国亲眼见到法西斯势力正在日益抬头，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她想去苏联，但她想到在敌人营垒里工作，对她更为合适。她想念分离了许久的玛克，于是阿西娅回到了巴黎。
阿西娅到了巴黎，先去看望安乃德和她的孩子。玛克知道阿西娅回来了，他也很想见到她。有一次，在安乃德的楼梯上，他们相遇了，开始是各走各的路，蓦地两人各自回头看，然后发疯似地向对方跑来，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分离的家庭重又团聚了，经过思想上的搏斗，爱情有了新的基础。玛克心灵的创伤愈合了，爱情的复苏使他解除了精神上的自私和绝对相信自己的信念，但是距离个人思想的彻底解放，还有很长很长的距离。他开始认识到所谓的精神自由，非暴力主义，全是知识分子的自欺欺人，玛克要舍去它们，根除它们。好几个不眠的夜晚，他想从个人自由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去为革命群众的共同行动承担任务，但他还不清楚他应做什么，他只想到彻底铲除这个观念。在暴力问题上，他还有些踌躇。今天在欧洲要行动，就不能没有暴力，多少世纪以来都是以暴力在统治。怎么能把这个情况改变过来，重要的是拿出实际行动。
玛克行动起来了，他和几个法国青年成立了一个拥护苏联的组织。他开办了一家书店，出版马列主义等进步书籍，由阿西娅翻译这些书。但书籍被查封，发不出去。工作是比较危险的。后来，玛克找到进步的读者群众，工作才逐渐开展起来。
安乃德的热情也受到鼓舞。她过去的同学裘里安·大卫，由于思想有点僵化，安乃德从他的情网中逃脱出来。大战中间，由于他维护科学的尊严，不赞助战争狂人的行动而受到迫害，这使他清醒过来，他接受了安乃德过去曾经有过的思想，战争结束后他成了有名望的进步人士。他的妻子死后，留下了一个生命力旺盛，浑身充满激情的女儿，她叫乔治蒂，这个高大、强壮的少女发现了父亲心里的秘密，是她找到了安乃德。安乃德和裘里安·大卫恢复了友谊。
与此同时，安乃德见到了七年前她在南意大利旅行时，救她脱险的意大利伯爵勃鲁诺·萨伦查。由于突发的地震，他失去了幸福的家庭，财产和亲人。此后这个伯爵以读书和旅行度日，他到印度和西藏住了几年，一九一四年六月，他离开了喜玛拉雅山，结束了隐居生活，来到欧洲，尽力阻止人们互相屠杀。他到军医处组织救护队，尽心尽力地为伤员们服务。在阿尔巴尼亚，在马其顿，他陪同那些害伤寒病和疟疾的军人撤退，他在战争中得过医学大勋章和战争十字勋章。战争结束之后，他尽力做好善后工作，他发誓要将那些苦难中的“人之子”救出墓穴。勃鲁诺用他那美好、明朗、宁静的眼睛巡视各处，抚慰人们的肉体和心灵上的伤痕，他以医生、使徒和劳动者的身分，到处留下他发光的足迹。他出版了许多书，许多外国学院，包括巴黎学院都选他做通讯会员。裘里安·大卫是最先发现勃鲁诺伯爵的见解新奇而又胸怀远大的一个人。他们开始互相通信，逐渐成了朋友。
勃鲁诺伯爵，他本不想干预政治，他为一切受苦的人工作，但法西斯分子却企图干涉他的工作。他亲眼见到一群无赖在大街上侮辱、践踏得过奖章、受过尊敬的荣誉团战士，他干预政治了，他出庭为他辩护作证。他的义正词严的行动，使他受到黑衫党的迫害。他从意大利监狱逃脱出来以后，爬过阿尔卑斯山，来到巴黎。居住在巴黎的意大利难民欢迎他。勃鲁诺伯爵的徒步逃亡记，成了欧洲报纸三个星期的珍闻。
勃鲁诺伯爵接受了裘里安·大卫的邀请，搬到大卫家里同住。十八岁的乔治蒂被勃鲁诺的精神所吸引，当她从勃鲁诺的口中听到安乃德的名字时，她说出了她的地址。这是她早已从她父亲的私人信件中得知的隐秘。在她的中介作用下，他们一起到安乃德家里见到了安乃德。乔治蒂喜欢安乃德，她早晨来，晚上来，天天都带一大把鲜花送给安乃德。乔治蒂喜欢阿西娅的儿子，她带他玩，给他洗，给他吃。这少女温暖的、忠实的、无声的呼唤使安乃德很感动。裘里安·大卫是爱安乃德的，但他的沉默、骄矜、自卑的性格使他又无力表露最深的感情，爱得愈深，感动愈大，表露出来的就愈少。在安乃德见到裘里安·大卫之后，他们的僵局打开了，两个老朋友经常会面。裘里安已经认识了玛克、阿西娅和他们的儿子凡尼亚，并且在这个家庭中还占了一个席位。但安乃德心中却还有勃鲁诺伯爵的位置。安乃德的心灵被两个老朋友分占着，勃鲁诺给她多些，但她给裘里安多些。对于她这种女性，给予的需要比接受的需要更强烈。以安乃德一生的遭遇来说，是会期望得到一个沉默、坚强的伴侣来照料她的。然而她怎能抵挡住另一个无声的呼唤呢！他是她孩提时代的朋友，他为求得摆脱凡世镣铐的束缚曾经英勇地斗争过。他那么骄矜，那么自卑，他不肯企求那惟一能给予他希望与欢乐的人的帮助。他总是无言而忧郁地站在她旁边。这两个亲密的朋友年纪都已超过恋爱的年龄，可友谊这字眼又太轻，感情超越了友谊，但安乃德不愿跨过它。她已经做了母亲，做了祖母，她属于她的家庭。
勃鲁诺和裘里安是从旧精神束缚中挣脱出来的学者，他们憎恨旧有的一切，他们清楚历史发展的趋势，但他们不肯行动。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压力必然会引起社会的暴乱，但他们并不去加速或阻挡它的到来。他们看到流血，但又不愿把他们美丽的手指插入血污里。玛克和他们不同，他虽然也是知识分子，但几年的亲身经历告诉他，“凡是所谓抽象的永恒真理，能适用于一切事物的，往往什么也不适用。”“认识不能没有行动。不是明天，不是一切时候，而是此时此地在我的脚下实踏的土地上，才能找出确切的健康的观点。”玛克认识到，“今天只有一个神圣的目的，劳动的目的。一切其他东西——信仰与文化，纯粹的理性，社会的优势——一切只有重新开始建立在有组织的劳动的坚强基础之上。但是在酷烈战斗之中，这种组织要求赫丘利斯般的强大力量。个人不是赫丘力斯，差得远呢！但是我们要做我们所能做的，我们要献出我们的一切，我的生命，……如果是必要的，我的死亡，我全部信仰的力量。只要世界上有一个像我们的人——不必多，努力去做，这细胞会使无组织的广大群众自己凝结起来，而我们将变成一座活动的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