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克下决心为这个目的而奋斗，他开始进行组织劳动群众的工作，以迎接行将到来的社会斗争。当然这是最困难的工作。玛克勇猛地斗争着，由于有裘里安和勃鲁诺的支持，民众听他讲演，在新闻界已有了名声。就在三月十八日那天，玛克和阿西娅参加了“赤色国际服务社”一年一度的纪念巴黎公社的活动。晚上，安乃德和勃鲁诺留在家里，裘里安·大卫和阿西娅同玛克在讲演台上，大会尚未开始，但已觉出风暴就要来临。阿西娅看到一些充满敌意的目光向她盯视，裘里安的讲演遭到辱骂，玛克刚一张开嘴，双倍的叫嚷企图制止他的讲话，玛克失去了自制力，也开口辱骂，敌人发狂了，他们站起来挥舞拳头，突然像洪流一般你推我拥地跳起来袭击讲台。这些人是“法西斯行动派”的青年绅士。阿西娅站在玛克面前，有五六个最凶恶的人跳上了讲台，其中一个长得像玛克一样的瘦，举起手杖对准阿西娅的面孔打了下去，幸亏玛克像野猫般及时跳过桌子，扑上去掐住刺客的咽喉，但手杖尾已将阿西娅的面颊划了一道伤痕。那个用手杖打人的青年在玛克的致命打击下已失去了知觉。忽然电灯熄了，会场变得漆黑，这时响起了两三声枪声，玛克被阿西娅拖出会场，朋友们把他推进一辆街车开走了。
玛克回到家里，他想到了暴力，他默默地祈祷，但愿在将来的战斗里牺牲自己，保存别人的生命，以减轻人类的苦难，保卫被压迫的人们。
事情发生之后，玛克总是心神不安，并不是因为他考虑到法律的后果，因为先动手的是死者，他是出于自卫被迫采取行动的。然而他的内心控诉自己，他厌恶自己，厌恶自己所有的行为，他失掉一切工作兴趣。安乃德和阿西娅都主张让玛克离开巴黎几个星期，以医治他此时的烦恼。事情也很凑巧，玛克收到一笔稿费，于是决定离开巴黎到国外旅行三个月。
玛克的一个朋友在他临行前忠告他说，不止巴黎有人仇恨玛克，别的地方也会有，一切要小心谨慎，债主们有国际联系。
他们离开了巴黎，丢开了所有的烦恼，感到多么自由、轻松、快乐！他们爬山，采集野花。幸福的日子流逝着，母亲和儿子的互相了解增加了。妻子和丈夫都感到一种生命的和谐。
安乃德在山林里散步，偶然地救出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使她脱了险，孩子的父母万分感激安乃德，他们邀安乃德一家到他们家做客。女孩的父亲名叫雷翁奈·查拉，是威尼斯大银行的经理，原籍是南斯拉夫犹太人；母亲是美国犹太人，也是金融界的人物；战争期间他们的大部分可动资本和客户的存款，都在替法西斯的利益服务。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喜欢艺术和文学，对各类人物也喜欢作心理分析。他们感激安乃德从死亡中救活了他们的女儿，邀请他们游览意大利，并请他们住到他们在罗马的宅子里。安乃德和她的儿子、媳妇没接受这些好意，因为他们说只打算旅行到瑞士为止。
他们乘班车来到瑞士的卢根诺。裘里安为一个亡命者的案件作证，也来到这里，他们又相会了。黑衫党徒注意了他们。玛克同那在法庭上大受注目的裘里安的密切往来，不久使黑衫党对玛克也注意起来。裘里安作为反法西斯联盟的荣誉主席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一个人。敌人虽然已经监视他们了，但玛克不以为然，可阿西娅却十分警惕，她偷偷将别人交给玛克捎带的一封信拆看了，并换走了信纸。下午五点钟，三个面颊肥胖的警察官包围了玛克和阿西娅的住处，并搜查了他们的屋子，由于信被阿西娅换掉了，他们没有得逞。又由于安乃德表示同大银行董事长查拉是朋友，警官们吓得面面相觑，告罪走了。
安乃德一行三人也离开了这阴霾的地方，到米兰访问了几个朋友。他们发现朋友们都很谨慎，玛克感到很烦恼。他想，这神与英雄的土地，绝不会是元首（指墨索里尼）命令报纸写的那个样子，也绝不会是依照元首的剧本而画成的舞台布景那种样子。玛克深信暴君的压迫定会在它上面撞碎。“我相信意大利必定再次站起。我相信真理，相信生命。”
欢乐又回到他们当中，他们继续踏上旅行的征途，当他们来到意大利的佛罗伦斯海岸走上围着高墙、高耸着巍峨宫殿的宽阔的石板街道上，看见凌霄的尖塔上的尖剑时，由于缅怀古代的文明，他们愉快地住了下来，准备第二天再去罗马。
第二天中午，三个人来到老桥，安乃德和阿西亚走进店里买些纪念品。玛克发现一些黑衫党徒站在桥口，有几个正在审视他。安乃德和阿西娅买好东西之后同玛克走向桥口，阿西娅突然发现一辆汽车载着一个似曾相识的人飞快地驶过去。正当她回头时，拐弯处出现一个胡子灰白，稍稍伛偻，戴着近视眼镜的老人，他的前面走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突然一声口哨，一大堆人吆喝着扑上他们，孩子被掷到十步之外，老人被围在中央，拳头像雨点般地向他打主。老人的眼镜被打碎了，他大声呼叫起来，孩子不顾死活抢上前去救他父亲，结果被法西斯党徒揪住脖子，向桥栏外掷去，桥外面就是深不见底的河水。
这个野蛮的场面使所有胆小的行人都惶恐地跑走了。一个高级军官坐在汽车里加速马力开了过去。玛克憎恶这些胆小鬼，他跳上前去救起半身悬在桥栏外的孩子，一个大个子法西斯党徒把刀子插进了玛克的身体，阿西娅见此情景疯狂地冲上前去，将十个指头挖进屠夫的丑脸里。警察来了，匪徒们四散逃走了。玛克仰面躺在地上，双手抱住他受伤的心房，血从他的指缝里汩汩地流出来，他死了。
安乃德站在十五步外，全身麻木，呼吸急促，她以超人的力量走向儿子的尸体，用双手推开媳妇，抱起死了的儿子把他放在膝上，紧紧地搂住他。刹那间，全部的生命同悲哀一起流回来了，像冰河在融解。母亲呼唤着儿子“回来呵，回来呵！不要走呵，我的孩子！”悲伤的呼唤突然停止，安乃德和阿西娅一同抬起尸体，回到旅馆，她们不愿意在这杀人的石城里多留一天。第二天晚上十一点钟她们乘火车走了。开车前，被救的那个孩子流着泪，目送他们逐渐远去。
安乃德化悲痛为力量，她把玛克尸体运回德国安葬之后，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参加拥护和声援苏联的集会，她勇敢地登台发表演说，她那深沉的语言有力地打动了听众的心。有一次，她在整理儿子遗物时，发现玛克保存了罗曼·罗兰写给他的信，安乃德专程到瑞士莱芒湖畔的奥尔迦别墅拜访了罗曼·罗兰，并把罗兰写给玛克的信如数送回。安乃德和罗曼·罗兰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由于玛克不畏强暴，见义勇为，罗兰表示深切的敬意，但同时感到玛克所选择的道路是罗兰给予他的影响所致，玛克为此牺牲，罗兰又感到歉意。安乃德说，就是她也会给玛克以这样的教导，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除非是懦夫，谁也不应该害怕危险的生活。
玛克遇难之后，很长时间阿西娅整个的心都被悲痛充塞着，过度的哀痛使她失去了对客观事物的知觉，安乃德再三劝慰她。阿西娅逐渐恢复知觉之后，决心为玛克报仇。她急于回到革命阵营，立志完成玛克未竟之事，玛克没有能够做到的事，她一定要做到。阿西娅在安乃德的劝慰下，嫁给了一个美国工程师。她把孩子留给安乃德，同丈夫到美国去了。阿西娅到美国之后积极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她支援被迫害的美国共产党，参加揭发和控诉美国反动统治者迫害劳动者和革命者的正义斗争，支援印第安人反压迫的斗争，参加反帝联盟支援亚洲人民的革命斗争。她的进步活动引起美国警察和特务的盯梢，三K党甚至想将阿西娅像烧死黑奴那样烧死。
阿西娅不为反动势力所屈服，她的活动范围日渐扩大，她的足迹不仅在美国和美洲的其他地区，有人还在中国的上海见到她，有人还见她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
年近六旬的安乃德，身体衰弱多病，她住在巴黎近郊一所小别墅里。有一天罗曼·罗兰还亲自到这里来探望安乃德，两人谈话十分投机。罗曼·罗兰临走时还请安乃德将她的拖鞋送给他，以作永久的纪念。她临死之前精神上达到了她所追求的和谐，感到宇宙间一切对立因素，到最后都归于协调，整个宇宙充满和谐。安乃德的灵魂向和谐之路冉冉上升，安乃德的生命结束了，故事也到此收尾了。
《母与子》这部长篇小说直译为《被魅惑的灵魂》或《欣悦的灵魂》，我国翻译家采取了《母与子》的书名，这是意译，它原是本书第二部分三四卷的总标题。
从全部故事情节看，安乃德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是前半部的重要主人公，后半部的重要主人公已转移到儿子玛克身上了，作者着重写他怎样走上革命的道路。
安乃德是作者笔下的叛逆女性，年轻的安乃德对资产阶级的婚姻制度、伦理道德和家庭生活都不满，她反对男性对女性的不公平，大胆承受了社会舆论的压力，靠自己的艰辛劳动，自食其力，抚养自己的非婚儿子长大成人，前半部可说是个人争取自身独立、自由的主题。后半部随着玛克的成长，通过玛克同阿西娅的生活和斗争，作者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出发，表现了同情人民，支持苏联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民族沙文主义的进步主题。从前后两部分的内容看，小说的主题思想是发展了，深化了，扩大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法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进步人们，他们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所作的英勇斗争。人民为了制止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发生，为了寻求自身精神解脱的正确道路，他们历尽艰辛，不顾打击迫害；不怕流血牺牲，大胆地揭露战争贩子们的险恶用心和罪恶行径。这部小说的思想倾向是积极进步的，作者站在进步人民的立场上，生动地描写了进步知识分子为寻求社会的正确出路而经历的艰难曲折的历程，真实地写出了他们的爱与憎，痛苦与欢悦，反映了历史的前进性、曲折性。但由于作者的社会理想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反映在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罗曼·罗兰在一九三四年为本书写的《导言》中说，他在这本小说里写的是“一个漫长而诚挚的生命的内心历史，这个生命富于悲欢苦乐，不缺少矛盾，错误也多，她不停地努力，企图达到的不是那个不可能达到的真理，而是精神的和谐，因为精神的和谐是我们最高的真理。”罗曼·罗兰还说到他的女主人公是一个被爱的热情所迷恋的灵魂，她那被魅惑的幻觉之衣一层层被剥掉，直到最后归于精神的和谐，就像生命之泉在流淌中遇到障碍物激起波涛和浪花而后归入大海一样。作者有意在书的最后安排了一章“神圣的道路”，描写主人公安乃德即将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刹那，意识到人世间一切矛盾皆归于和谐，于是她的灵魂和宇宙万物的最高和谐境界融汇成一体。罗曼·罗兰采用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手法，让主人公在精神和谐的梦幻中倒下，这种所谓哲理性的结尾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和阶级调和的色彩。罗曼·罗兰的抽象人道主义思想的局限，无论在他的英雄传记，或者小说《哥拉·布勒尼翁》、《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这部《母与子》中，都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母与子》在艺术上具有《约翰·克利斯朵夫》同样的清新自然的抒情魅力，也具有戏剧性的波澜曲折和紧张的扣人心弦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