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的妻子朵拉身染重病，离开了人间。大卫怀着悲痛的心情决定出国旅行。大卫动身前往欧洲大陆的前夕，坡勾提先生来找大卫，托他送一封信给海穆。原来爱弥丽接到了未婚夫海穆的信，深为海穆对自己忠贞不渝的爱情所感动。恕。大卫决定亲自去亚摩斯送这封信。第二天，大卫到达海滩时，海水风浪大作，好像整个自然界都在翻转折腾，即将崩溃。一艘开往英国的西班牙船在亚摩斯海岸遇险沉没，它的桅杆上还攀着一个危于千钧一发的旅客。勇敢的海穆不顾个人安危，前往营救，不幸被海浪吞没。当人们捞起海穆的尸体时，船上那个旅客的尸体也冲到了岸边，原来他就是诱骗爱弥丽的花花公子史朵夫。
大卫送走密考伯一家和坡勾提、爱弥丽后， 带着丧妻、失友的悲痛，孤零零地离开了祖国，漂泊在异国他乡。在欧洲旅行的三年时间里，大卫一直与艾妮斯通信。艾妮斯鼓励他从苦痛中吸取教益，经受磨练，振奋精神。大卫回想艾妮斯对自己的关怀和情谊，觉得她正是自己的良师、益友，悔恨自己过去坐失良机，没向她求爱。在这段时间里，大卫埋头写作，成了著名的作家。
一个寒冷的深秋晚上，大卫·科波菲尔回到了阔别三年的祖国。他急于向姨婆打听艾妮斯有没有意中人。姨婆用手托着下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说：“我疑心她有一个心上人”，这促使大卫下定决心向艾妮斯说出自己的爱慕之情。真诚、美丽、温柔的艾妮斯也坦率地对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不爱你的时候！”并告诉他朵拉临终前曾请求艾妮斯代替她的位置。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卫和艾妮斯这对情投意合的佳侣，终于结了婚。大卫事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生活上也愉快幸福。姨婆贝萃小姐、女佣人坡勾提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度过愉快的晚年。后来，密考伯成了米得培港的治安法官、当地的知名人士。坡勾提先生从海外回国，知道爱弥丽为了纪念海穆而至死不嫁，但是她在劳动和照顾别人中找到了安宁。好人都得到了皆大欢喜的结局，只有乌利亚·希普和助纣为虐的史朵夫的仆人利提摩成了狱中的两名囚犯。
小说通过大卫·科波菲尔这个形象，写出了正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困难的社会环境中，通过艰苦努力、个人奋斗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生活上的幸福。大卫集中体现了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和道德观念。
十九世纪上半叶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的“盛世”，不仅工人、农民身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广大小资产阶级也处于政治上受压抑、经济上受剥削的地位，生活毫无保障，随时都有失业、破产和挨饿的危险。狄更斯也没逃脱这种命运的摆布。他深深懂得要在困境中获得自主和成功，必须艰苦奋斗；要做到在逆境中不消沉，在顺境中不骄傲。在大卫·科波菲尔身上，狄更斯就赋予了他这种高尚的品德。
狄更斯用大卫·科波菲尔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艰苦奋斗获得成功的道路，来否定资产阶级通过损人利己、巧取豪夺的卑鄙手段攫取名利的道路，这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它的积极作用。但是狄更斯没有认识到下面一个问题：小资产者不断贫困化的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单靠个人奋斗、劳力工作并不能避免小资产者的贫困和破产。因此，狄更斯为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指出的成名成家的道路，实际上是一种空想。
作者还突出大卫重视友情，讲求仁爱的品质。大卫童年时代的同学——富有的资产阶级少爷史朵夫，曾一度保护过大卫，大卫就一生尊重这种友情，把他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当这个纨袴子弟诱骗、玩弄、遗弃纯洁善良的姑娘爱弥丽以后，大卫一方面对这种卑鄙行径表示不满，另一方面仍然宽厚仁爱，友情至上，经常以回忆这个贵公子童年时代的豪爽、能干来冲淡对他的憎恶。甚至在史朵夫遇暴风雨而丧生以后，大卫对他的毁灭还深感哀痛和惋惜，把他的作恶单纯归咎于母亲的溺爱。大卫对贫困的下层平民满怀同情，感情笃实。密考伯先生怀才不遇，落魄江湖，大卫和密考伯夫妇却亲如一家；大卫和女仆坡勾提一家人之间平等互爱，情谊深厚，这些正是狄更斯民主主义思想的真实反映。
狄更斯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进步作家，他谴责大资产阶级和其他坏人勾心斗角、惟利是图、玩弄阴谋、压迫穷人；他同情和赞美劳动者、小资产者的勤劳、艰苦、朴实、正直，并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说教来教育坏人改恶从善，悔过自新。这种思想表现在人物塑造上，除了讴歌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以外，还塑造了另外一些理想的奉行利他主义原则的人物，来跟现实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人物相对照。利他主义的好人中既有富裕的大卫姨婆贝萃小姐，也有贫困的坡勾提兄妹。贝萃小姐是个好心肠的有产者。她买卖公债，向国内外市场投资，却同情并帮助有困难的不幸者（如孤苦无援的大卫；受人欺侮、疯疯癫癫的狄克先生；无力还债，穷困潦倒的密考伯先生）。她有钱时不以富贵压人；一旦破产，也能谋求自立，不怨天尤人。由于她心肠好，德行高，因此她的财产失而复得，富贵长寿。作者通过贝萃小姐的形象教育富人，要他们以贝萃小姐为榜样，讲仁慈，不残酷，以便受到穷人的尊敬。利他主义的好人中，穷人的代表是大卫家的女佣人坡勾提和她的哥哥坡勾提先生。他们既无门第，又没受过教育，却有着一颗纯洁美丽的心。坡勾提把自己的一生始终如一地献给大卫，痛苦时安慰他，困难时帮助他，遇到灾祸时保护他，这一切早已超过了仆人对主人的责任。渔夫坡勾提先生更是胸襟开阔、心地善良的人。他自己经济困难，打光棍，却收养了孤儿海穆、孤女爱弥丽和朋友的遗孀古米治太太。为了拯救被诱骗的爱弥丽，决心手执拐杖，走遍天涯定要把她找到。作者通过大卫的嘴赞美坡勾提先生：“如果说，我平生敬重过任何人，那我从心眼儿里爱慕、敬重的就是那个人”，“他那坚强的性格、侠义的肝胆、忠诚的仪表、斑白的头发”，就表明他是我的“至交良友”。狄更斯对劳动者的赞美，正是他民主主义思想的突出反映。但是狄更斯过分突出了这些人的忍让、宽厚、与世无争、以德报怨，使这些劳动者成为没有斗争性，没有阶级觉悟的老好人，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思想局限。坏人之中除了外表漂亮、内心卑劣、诱骗爱弥丽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者史朵夫外，作者集中勾勒了乌利亚·希普这个伪善者的形象。他玩弄阴谋，伪造证件和签名，不仅夺取了威克菲尔的财产，还企国占有威克菲尔的独养女儿艾妮斯；他对人点头哈腰，用以掩盖内心的奸诈、阴险；他利用密考伯先生的穷困，诱使他充当自己玩弄阴谋的工具。但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 了卿卿性命？在密考伯先生的仗义揭发下，终于身败名裂，进入监狱当了囚犯。作者以希普这个形象告诫人们不要玩弄阴谋诡计，否则决不会有好下场。但狄更斯对于这样的坏蛋仍然幻想用人性的感化使他吸取教训，改过自新，因此，在作品的最后，使他当上了一个“模范囚犯”。
《大卫·科波菲尔》还通过大卫的半生经历，揭露了英国教育制度的腐败，童工制度的残酷。大卫童年所进的萨伦学堂，是当时英国学校的真实写照。通过大卫当童工时饥寒交迫、受尽屈辱的遭遇，控诉了资本家利用儿童廉价劳动力进行剥削的真相，指责童工制度扼杀儿童才智，摧残少年身心，侵犯人权，不合人道。小说多方面地揭发了金钱对家庭和夫妻生活的破坏作用。摩德斯通为了侵吞则产而诱娶大卫的母亲，把她折磨致死。大卫的姨婆也有丈夫，但他挥霍成性，分居后还不断勒索钱财，造成姨婆的痛苦。利己主义的情欲和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使爱弥丽这个纯洁的姑娘得不到正常的婚姻生活，身心都受到摧残。狄更斯真实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关系对婚姻的危害，体现出他追求纯真的感情、卑视金钱利益的进步思想。
《大卫·科波菲尔》在艺术上最大的特点是，作者亲切地、清晰地、抒情诗般地叙述、描写了生活，人们读作品仿佛是大卫在跟我们促膝谈心。这里没有《双城记》那样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也没有《巴黎圣母院》、《基度山伯爵》那样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它只是通过讲述日常琐事，使读者了解时代的风貌，认识作品中的人物，陶冶思想感情。
《大卫·科波菲尔》以刻画人物的多种多样性格著称。作者着重通过人物的容貌、言谈、动作、服装、习惯，以至某些怪癖来写出人物的不同身份和不同性格。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的性格的成长和发展过程，写得细腻、真实、亲切，这在一些以情节取胜的小说中是难以见到的。大卫姨婆贝萃小姐的个性特征非常突出。长期的独居生活，形成了她严峻、孤僻、自信和旁若无人的性格。她外表吓人，讲话尖利，但心地善良，不畏权势，正义感强。对于坏蛋乌利亚·希普，采用外卑内恶的手法。写他没有眉毛，没有睫毛，眼睛是红褐色的，身体从不站直，任何时候都是扭曲、蠕动；手又冷又湿，像青蛙一样令人厌恶，用外形丑恶的描写衬托他蛇蝎一样的狠毒心肠。其他如疯疯癫癫但又心地善良的狄克先生，贪婪、阴沉的摩德斯通，等等，也都是各有各的语言、习惯、神情和特性。
《双城记》
一八五九年问世的《双城记》，直接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表现了作者对待暴力革命的矛盾态度。无论从反映作家思想的发展，概括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还是从表现生活的艺术技巧来看，都是狄更斯后期创作中首屈一指的杰作。
《双城记》由三个独立而又互相交织的故事组成。这就是医生曼奈特仗义告发贵族迫害农民的暴行而被长期关进监狱受折磨的故事；侯爵后裔代尔那放弃爵位和财产，侨居英国自食其力的故事；革命者得伐石夫妇从事革命斗争的故事。整个小说分为三部，第一部“复活”，第二部“金线”，第三部“暴风雨的踪迹”。第一部第一章“时代”，可说是小说的“序幕”，概括地叙述了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法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第二章正式开始铺展情节。
一七七五年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由伦敦开往杜佛的一辆邮车，正慢慢地爬上肖特山坡。粘湿、寒冷的浓雾笼罩着整个山岗，雾的浓度几乎遮住了车灯的光亮，只能隐约看见几码之内的道路。阴冷的天气，泥泞的道路，沉重的邮件，已使得三匹马疲惫不堪，颠簸着时停时走。三个旅客跟在邮车旁边步履艰难地爬着山坡。邮车上的卫兵站在车后部的高位上警惕地注视着周围，并且用一只手接着他面前的军械箱。由于当时盗贼横行，明火执杖在大路上抢劫的事屡屡发生，使得旅客与旅客、旅客与卫兵之间相互猜疑，生怕遭到意外。经过一番挣扎，邮车终于到了山顶。卫兵打开了车门，让旅客进了车厢，准备下山。突然，马匹奔驰的声音传上山来。那卫兵扯大嗓门喝道：“谁？”“站住！我要开枪了！”马蹄声立即停止，浓雾里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这是去杜佛的邮车吗？我要找一位客人。”
“什么客人？”
“杰尔维·劳雷先生。”
旅客之一的劳雷走出车门，带着微微发颤的声音问道：“谁找我？……是裘利吗？”
“是的，劳雷先生。”
“什么事？”
“有封信送给你。”
于是，劳雷对卫兵说：“不必担心，我是台尔生银行的人。你一定知道伦敦的台尔生银行吧，我为业务上的事到巴黎去。”说着，他给了卫兵五个先令。得到卫兵允许后，劳雷接过裘利手中的信，借车灯的亮光阅读着：“在杜佛等候小姐。”劳雷读完信后对裘利说：“回去说我的答复是‘复活了’。”裘利狐疑不解地带着这个古怪的回话离开了。邮车又在浓雾笼罩中辘辘地继续前进。
第二天中午，邮车平安到达杜佛。劳雷住进了乔治旅店，等待同去法国的曼奈特小姐露茜。原来，曼奈特小姐是法国一个医生的孤女，小时候就由劳雷带到英国，受台尔生银行的监护。她一向以为自己父母双亡，这次是为了处理父亲的一笔小小的遗产而去法国。在旅店中，劳雷对这位妙龄少女说出了事实真相。她的父亲被关在巴士底狱达十八年之久，现已获释，但神经已不正常，现住在巴黎他从前的一个仆人家里。并告诉她，他自己就是去辨认她的父亲，并领他回到英国的。他要露茜同他一起设法恢复曼奈特医生的精神活力，找回他失去的安宁和幸福。
劳雷和曼奈特小姐来到巴黎圣安东尼区的一条狭窄而又弯弯曲曲的街道。这里简陋肮脏，空气中充满难闻的臭味，污秽、疾病、愚昧、饥饿笼罩着整个地区，人们衣冠褴褛，脸色憔悴。在街上，一桶酒打翻了，附近的人蜂拥着奔来。有些男人跪在地上，把双手合成漏斗型舀起酒来啜饮！另一些人用破陶器碎片在泥潭里舀饮；有的用女人的头巾浸入酒里，然后再把蘸着酒的头巾放进嘴里。街上的酒不但全被吸干，甚至泥土也连带着被刮去了一层。
开设在街旁的一个小酒店的老板得伐石先生，领着年老的劳雷先生和年轻的露茜姑娘走进一个破旧、阴暗的阁楼。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凳子上，弯着身子正在忙碌地缝着鞋子。他那凹陷而瘦削的脸，嵌着两只显得格外大的眼睛，他的身体已经干瘪而衰弱，长期的迫害使得他痴呆失神，害怕光线，害怕人声。劳雷看着他那可怕的神态，说：“曼奈特先生，看看我。你一点也想不起从前的银行家，从前的贸易往来，从前的仆人，从前的事情了吗？”那痴呆的“鞋匠”听到这话，失手把鞋子掉在地上，呆呆地看着问话的人，又仔细地望着得伐石。一种似乎听懂了话的表情出现在他脸上，可是这种表情很快又暗淡下去了。他的眼睛带着忧郁的玄想察看着地面，终于长叹一声，拾起鞋子，继续低下头像幽灵似的工作起来。曼奈特小姐轻轻地走到“鞋匠”身旁，一只手放到他的胳膊上。他迟疑地看了看她的脸，怯生生地抚摸看她的金发，又把眼睛凑近她的头发打量着。
“一模一样，”他说，“这怎么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