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哥哥德米特里来了也住在这里。他对民粹派依然怀有好感，又开始研究工人问题了。他告诉克里姆，伯父亚珂夫在萨拉托夫又被捕了，后来就死在狱中。他的父亲在欧洲跑来跑去，正在跟法国人、西班牙人做橡木桶板的买卖。
上了大学后克里姆接触的人物更多了。其中一个是悲观主义者涅哈叶娃，当她给他朗诵一些有浓厚神秘色彩的诗句时，克里姆被一种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寂寞心情所征服。在这种共同的心境中他们相爱了。
这时出现在他周围的另一名重要人物是库图佐夫。库图佐夫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这部作品中最主要的正面人物），是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萨姆金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克里姆对库图佐夫没有好感，他用华拉甫卡曾经说过的话来攻击库图佐夫，说人民自己从来不会闹革命，是领袖们推动他们起来闹的。
这个期间克里姆最感兴趣的问题是：究竟是领袖掌握群众的意志，还是群众创造了领袖，又使领袖成为自己的工具和牺牲品呢？克里姆非常害怕自己会成为别人意志的工具。
他的活动范围扩大了，接触的人物越来越多，而且他看见人们在不断地变化着。
一八九六年五月十八日，在莫斯科霍登广场发生了一场惨剧。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赏赐给市民一些微薄的礼物。人们在争夺糖果的过程中发生了冲突，互相践踏，死亡二千余人，数万人成为残废，历史上称为“霍登惨剧”。
对这场惨剧人们的反应是不同的。有革命思想的人感到很惋惜，他们认为，当时整个人群从广场上一直冲进克里姆林宫去就好了，那样就可以迫使沙皇颁布宪法，事情就成功了，而萨姆金的结论则完全相反，他说：为了几块糖果“竟有千千万万人互相践踏而死，在这样国家里，幻想发生革命，真是太愚蠢了”。他认为抱着这样幻想的人就是自杀分子。
一八九六年，全俄博览会在尼日尼——诺甫戈洛德举行。在展览会期间萨姆金希望能够看到沙皇，看到这位统治着这个巨大的、富饶的俄罗斯国家的人物。他认为这个国家里的老百姓是可疑的，其中掺杂着许多不安分的人。他希望尼古拉二世是个有才干的人，一个人可以反对大家，他那年轻的手臂十分强健有力，可以举起彼得大帝使用过的狼牙棒，对人们大声喊叫：“是的，你们为啥捣乱呀？”他希望沙皇对人民的统治要更加严厉，以使俄国出现新的曙光。
克里姆·萨姆金因为有病和懒惰，没有及时申请转到莫斯科大学去。后来就决定暂时休学，今年不再到学校去了。由于空虚和寂寞，克里姆来到莫斯科华拉甫卡所办的报馆参加工作。
萨姆金有些阴暗的思想，这是可耻的，是反动的，但他生活在无产阶级已经展开革命活动的年代，他这些思想，又不能随便暴露，因此他也得找一个假面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装扮成激进的样子，也完成革命所给予他的某些任务，成了一个“不自愿的革命者”。他的这个特点在他的生活道路上也暴露得很明显。
有一次，伊诺珂夫来找他，约他一起到郊外去走走，看看那个正在修建的炮兵营房。不料，他们到那里正碰上这所三层楼房倒塌。霎时间，梁木、砖瓦、工人，从那上面一起向下飞落。情景骇人，一片惊慌。伊诺珂夫急忙跑到前面去救人，可是萨姆金却跑开了，没有向前去。
有一次，他到乡下去，遇上一些贫苦的农民，就是他所说的那些“暴民”正在砸仓库抢粮食。他认为这也是和他无关的不愉快的事情。“他可怜起自己来，他这个人本来不愿意，可是他被迫看见和听见的净是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这一切与他有什么关系。
由于一些朋友的连累，萨姆金的家里也被搜查了。被搜查以后，人们开始用尊敬和赞许的目光看待他，有人甚至都把他当成了英雄。对于人们的这种态度，他一方面感到很愉快，另一方面又感到很好笑，他心里想：这些人都把我看成了自己人，这是他们愚钝的表现。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就可能在他们中间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又怕有人去告发他们，自己受牵连。一个宪兵大尉在同他谈话的时候说，看过他的笔记，认为其中有些观点是很有趣的：“例如关于在文学当中必须有保守主义的意见，就是很成熟的思想”，“那段谈到一个小姑娘喊叫‘你们为啥捣乱呀？’您所做的解释，特别使我感到高兴”。
这位宪兵军官并且开导他，要用自己为国家做出有益工作的方法纠正青年时代所犯的错误。军官问他是否认识库图佐夫，于是他讲了在彼得堡跟库图佐夫曾在同一人家入伙吃饭的事。
他第二次被叫到宪兵队时，同他谈话的是一位上校。上校对他说：“由于职务上的责任，我看过了令堂的几封信，看过了您的一些笔记——我坦白地承认，使我很惊讶！这是怎么搞的，拿您这样一位私下看问题又健全又严肃的人，怎么会两次落进宪兵队军官的手里来呢？”“在那些笔记里，十分清楚地表示了您对那些政治阴谋的否定态度”，最后，请他给他们当情报员，当然不是拿薪水的职务，而是“自愿的和思想上的合作”。
在萨姆金面前现在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他想他不会担任宪兵队的职务的，但是如果能出版一个与政治小组和党派无关的刊物，那他倒很愿意为它写稿的。
萨姆金觉得，生活对人不断地进行压迫，宪兵上校让他当特务，库图佐夫又把他往另外的方向推。他觉得如果社会主义分子和他们的敌人都不存在的话，他就会感到非常轻松和舒适了。
萨姆金认为“革命要求一个人驯顺地承认自己是历史的仆人，是历史的牺牲品，不能去幻想什么个人自由和独立创作的可能”。他是不愿意充当这样一种角色的。他对于自己未来的前途是这样考虑的：“他常常觉得将来自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过着安定的生活，享受着名气和尊敬；有一位训练有素的妻子，她是一位能干的主妇，谦虚的女人，又擅长谈论一切问题，多多少少具有相当的文化程度。她一定会很好地尽一位小小沙龙主妇的天职，由许多认真研究文化问题的人组成的小组在那个小沙龙里聚会，而克里姆·萨姆金就在那里指挥着他们的情绪，建立一些标准，制定一些法则”。总之，他是那里的主人。
萨姆金的形象体现了俄国小市民阶层的理想、观点和要求，反映了某些中间阶层的情绪和愿望。所以高尔基说他是一个有“中等价值的知识分子”。
克里姆·萨姆金在执行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常常溜到各个小县城里去旅行。这里那种从容不迫的朴素生活吸引了他。许多地主的美丽庄园矗立在田野当中的岗丘上，农村寺院的十字架在空中闪闪发光，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俄罗斯。他认为这里的商人、小市民和神甫是不愿意生活有什么变化的。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要想使千千万万的人跟随幻想家们——革命者走，把现存的一切都打碎，是不可想象的，未必能办得到。
以前在念大学期间，萨姆金就避免参加街上的示威游行。但是有两次他曾远远地看到过警察如何驱散和逮捕游行示威的人，那时他觉得那种做法既粗暴又可恨。可是现在他看到警察围攻和驱散学生的情景，却觉得警察的做法一点也不粗暴，也不凶狠了。
斗争越来越复杂，街头上人们在辩论，示威。当萨姆金重新又只剩下独自一个人的时候，那种熟悉的寂寞感觉和惊恐心理又笼罩了他。过去种种可怕的情景又在他的脑子里呈现出来：几十万黑压压的人群在霍登广场上骚动，把他们脚底下的地面都要压塌了，如果这股力量团结一致地向沙皇的铜像冲去……啊，这太可怕了。不过这时他突然又想起来那句口头语：
“真的——有小孩子掉下去吗？也许并没有小孩子掉下去吧？”
对于萨姆金来说，这句口头语似乎是一种心理上的力量，凡是对他不利或与他为敌的东西，都会被这句话所吞没，被这句话淹死，就像当时包里斯淹死在那条河里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