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许多地主正在破产。薇拉·波波娃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当时正要变卖自己的庄园搬到城里去住。但是在彼得看来，在这个家庭里，有着“一种亲切和纯正的气息”，一切都显得“惊人的舒适、恬静”。后来，他在回亿当时的情景时，曾经感慨地说道：“在那儿，我的灵魂头一回平静得睡熟了。”
这场六月的暴风雨是一场自然风暴，也是一场社会风暴，是资本主义急风暴雨的象征。作者通过对这场震骇人们灵魂的暴风骤雨的描绘，揭示了具有宗法式灵魂的彼得，对突然向他袭来的资本主义势力的惊恐心理。
薇拉·波波娃家那种舒适而朦胧的光影，反映了彼得对过去时代那种安静生活的向往，是他那宗法式灵魂最明显的暴露。
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地发展起来，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是这一切都是与严重地妨碍经济发展的封建农奴制残余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和严重的农奴制残余的相互交错，是十九世纪下半期和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发展的显著特点。彼得思想的矛盾，就是宗法式的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
彼得·阿尔达莫诺夫是一个比较落后、比较保守的资本家。因此，随着历史的发展，他渐渐地被阿历克塞、米隆这样的积极活动分子从“事业”中排挤了出来。
彼得的形象，是旧时代的幽灵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反映。因此，作者叫彼得一直活到作品的最后，而且关于他死的描写，也很有象征性。他既没像伊里亚那样暴死，也没像阿历克塞那样死得那么容易，他是慢慢地、悄悄地死去的。
在这部作品里，高尔基没有把阿历克塞、米隆，或其他任何资产阶级的活跃人物，作为作品的中心人物，而恰恰是把彼得这样一个消极、落后、极端复杂的人物，提到了首位，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他，这是因为，农奴制废除以后，在俄国还存在着严重的农奴制残余，俄国资本主义就是伴随着严重的农奴制的残余发展过来的。高尔基通过这部作品真实地描写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写出了俄国资产阶级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写出了它不同于英国、法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所特有的那种历史风貌。
在这部作品里，每一对男女，不论是夫妻，还是情侣，在思想上性格上都很相似，很协调，都能够相互补充和说明。
身体强壮、魁梧，工作泼辣、大胆的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爱上了长得丰满、美丽，为人聪明、果敢的乌里扬娜·巴依玛科娃。他们工作上泼辣，感情上也强烈。爱情给他们带来了幸福，也给事业带来了好处。
彼得在事业中萎靡不振，在感情上也平庸乏味。娜达里雅也没有什么强烈的感情。
娜达里雅对近代资本主义的一切技术文明，都怀着一种愚蠢的恐惧。
譬如，她害怕煤油灯，因为她相信煤油是用自杀的人的脂肪熬出来的，她还怕电灯，电灯一亮她就吓一跳。她怕看杂技，说这个可怕的玩艺儿，对她肚里的胎儿没有好处。她怕听唱机，说那里面一定有个什么灵魂在叫喊。她还说什么学校是个“坏东西”，人有了学问就要变野等等。
当年没落的封建主义把一切近代资本主义的技术文明都视为洪水猛兽。娜达里雅的这些看法，就是这种思想认识的一种表现。
如果说人们从乌里扬娜身上，看到了伊里亚思想、性格的某些特点，那么娜达里雅这种黑暗的灵魂和这些荒谬的认识，则更加具体、更加清楚地突出了彼得某些思想的落后性。
彼得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伊里亚，小儿子叫亚科甫。彼得和他的小儿子亚科甫两人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亚科甫是个最堕落最腐朽的典型。
当十月革命来临的时候，他同他的情妇一起从家里逃走，在路上被人痛打一顿，从奔驰的火车上给扔了出去。摔下去以后，挨过了两天两夜就去世了，被埋在一个小车站附近的乡村墓地里。
彼得的大儿子伊里亚是个特殊人物。他身量高，长得也结实，他似乎继承了他祖父的那种来自劳动人民的品质。小伊里亚爱和下层的人在一块儿。他受过教育，接受了革命思想，和他的家庭决裂了。
这部长篇小说的冲突，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上的。虽然关于工人阶级的描写用的笔墨很少，那只是一个背景，但是仍能感到这种力量的存在。正是由于这种力量的推动，资产阶级的“事业”才显得那么脆弱，那么不稳固，以至最后被赶下了历史舞台。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高尔基的创作进入了最后的、最重要的阶段，也是他一生创作中最丰收的时期。长篇史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就写于这个时期，是他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从一九二五年开始，高尔基就从事这部小说的创作，一直到一九三六年逝世为止，用了将十二年的时间。小说长达四卷，作家逝世时，第四卷的结尾部分尚未最后完成。不过小说的情节、结构已经清楚，基本上已经是一部完整的作品了。这部规模宏伟的长篇巨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作家一生创作活动的总结，就其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来讲，也是二十世纪苏联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所罕见的现象。
这部作品的中心人物是克里姆·萨姆金，这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市侩，一个脱离人民、敌视人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
那么高尔基为什么用自己这部总结性的、最重要的作品来写这样一个人物，对这一类的典型为什么如此重视？这要从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一九○五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谈起。
在三十年代初，高尔基在同一些作家谈话时，讲到过他创作这部作品的动机，他说：“早在一九○五年至一九○六年的第一次革命以后，我就想写这部书。当时自称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多少少确实也参加过第一次革命的组织工作），在一九○七年和一九○八年迅速地开始向右转。当时出现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路标文集》和其他许多作品，这些作品指出并证明，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而且一般来说和革命不同路。”
高尔基看到，有一些人在革命运动高涨肘也能参加革命，但是他们经不起严峻斗争的考验，革命一受挫折，他们不是跑掉，就是转而反对革命。一九○五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斯托雷平的反动统治开始时，那些参加了革命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就背叛了革命，暴露出了原来的丑恶面目。他们开始诅咒革命，批判马克思主义，追求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颓废主义的思潮和流派。高尔基说，这时“我就产生了一个愿望”，我要“描写以萨姆金为代表的中等价值的知识分子，这种人怀着种种优郁的心情，在生活中为自己寻找最独立的、在那里他在物质上和内心上会感到舒服的位置。”
其实社会上出现的后来被称为萨姆金气质或萨姆金精神的现象，早在上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高尔基就敏锐地观察到了。他在《给苏联的“机械的公民”》一文里说，远在一八九一到一八九二年间在梯弗里斯的时候，他就遇到过一些这样革命者。这些人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迷失了方向，在猖狂的反动势力面前吓破了胆。他们竟然开始向人们宣传非常反动的观点：说什么“为了管理民众，鞭子和刺刀还是必须的”，仿佛俄罗斯人民“除开专制，独裁的制度以外，永远不会满意任何别种形式的管理”。
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现实，特别是二十年代异常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情景，以其具体而生动的新的历史内容充实并加深了作家对这类人物的认识。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两面派和反动分子：反对派、亡命徒、派别分子、投降主义者……这一切就激起了高尔基要同这些现象进行斗争的强烈愿望。这就是他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面貌，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都在克里姆·萨姆金的形象中得到了反映。
下面就是高尔基笔下的萨姆金：
伊万·阿基莫维奇·萨姆金喜欢标新立异，因此当他的妻子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他坐在产妇床前，就开始来说服她：
“悦拉，你知道吗，咱们是不是应该给他起一个少见的名字……？”
“萨姆逊！萨姆逊·萨姆金，就是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可不坏！是《圣经》上英雄的名字，至于姓，咱们家的姓是很特别的！”
但是这个孩子很孱弱，人们怕他活不长，所以后来伊万·阿基莫维奇就抱歉地改变了主意：
“悦拉，最后一分钟我决定给他起个名字叫克里姆。叫克里姆！一个老百姓常用的名字，什么干系也不用承担。你以为怎样，啊？”
“克里姆”一词俄文是“楔子”的意思，发起音来也是尖细、干巴巴的。“萨姆金”原文由“自我”一词变来，这里使人感到有一种自负，一种依靠自己、希望表现自己的味道。
克里姆出生在“那种把大家都绞死的年代”，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俄国民粹派运动被粉碎的年代。他母亲说：“他是在惊恐不安的时代生下来的，——这时候又是发生火警，又是亚珂夫被捕，还有许多其他事情。我怀着他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他出生的日期也提前了一些，我想，他那种怪脾气就是这样来的”。
当民粹派革命家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许多人蒙受了苦难。萨姆金一家在这场斗争中也未能幸免：他的一个远房舅父死在被流放的途中，他的伯父亚珂夫两次被流放，他的父亲也未逃过被捕和入狱的灾难，接着又从大学里被开除。
民粹派运动失败之后，“忍耐吧，骄傲的人！”、“只有‘勿以暴力抗恶’的道路可以通向自由”这样的反动思潮开始在社会上出现。俄国知识分子的市侩化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一些人很快就放弃了斗争，“变得聪明了”，迅速地接受了“我们的时代——不是大展宏图的时代”这个口号。
萨姆金一家变得还不那么快，有一些满面愁容的人还常常悄悄地来访问他们。伯父亚珂夫，远房舅母玛丽亚·罗曼诺夫娜一点没有背叛当年的信念，但是克里姆的父亲在那些来访者面前总好像有什么过错似的，感到很内疚。
克里姆的父亲常常说：“一切美好的东西——玩具、糖果、画书、诗歌——都是瞎编出来的”。外祖母在谈到饭菜的时候，也常常对女厨子说：“你别麻烦我啦，自己编几样菜吧”。因此克里姆自己也认为“总得要瞎编些事情出来才成，否则的话，成年人谁也不会注意你”。所以克里姆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好撒谎，好表现自己。
在学校里，老师们不喜欢克里姆，对他很轻视。对于已被家庭娇惯坏了的克里姆来说，这是很不舒服的。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改变了，副校长和几位教师对他的态度变得温和了。这是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之后：有一次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有人向副校长办公室的玻璃窗上投了两块石头，把窗上的玻璃和窗台上的花盆都打碎了。又过了几天，克里姆与另一个同学德罗诺夫面对面地站在过道上，这时克里姆远远地看见副校长从后面过来了，他故意挑逗“万事通，德罗诺夫，问他玻璃是谁打的。被惹得发火的德罗诺夫就把这件事的罪魁祸首说了出来，于是学校马上就把肇事者叫了去，给开除了。就是这次出卖性的活动改变了学校当局对克里姆的坏印象。
一年冬天，几个孩子来到城外河岸上刚刚开辟的滑冰场上。包里斯和华丽亚不慎掉进冰窟里。他们在那里拼命地挣扎着。梨吉雅招呼克里姆快来营救，把皮带扔给他们。
在这之前不久，克里姆由于他自己的错误曾经被包里斯揍过一顿。这时他看到包里斯的危险处境，刹那间竟产生了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如果不是在这儿，而是在家里，能叫许多人看到包里斯这张难看的吓坏的脸，看到他那种软弱无力和倒霉的样子，可就好极了”。
他把皮带扔给了包里斯，但是他怕自己被拉下去，于是他尖叫了一声，闭上眼睛，就把手里的皮带松开了。等他睁开限晴，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包里斯的头和手都不见了，只剩下一顶羊皮帽子还在水面上漂荡着。
后来有许多群众来救人，不知是谁提出了这样一个怀疑性的问题：
“真的——有小孩子掉下去吗，也许并没有小孩子掉下去吧？”
克里姆听到这句话，好像一个落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一样，感到自己良心上的谴责顿时就减轻了，似乎自己也并未曾有过什么错误，又变成一个完美的好人了，又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了。
克里姆十七岁了，正在中学读书。逝去的岁月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特别使他激动的事件。许多人一个跟一个地、非常自然地消失了。由于“事业”的逼迫，他父亲长期离家到国外去了，祖父和哥哥也去了。他们走后家里并未感到空虚和寂寞。民粹主义的作家涅斯陀里·卡金带着他的妻子和妹妹住在厢房里。很多人都来这里，各种思想在这里汇集，其他的人也参加了这里的争论。
克里姆的伯父亚珂夫从流放地回来了，虽然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仍未放弃当年的理想。他和家里人很疏远，但和厢房里的这位作家却很亲近，因为卡金也是一个受警察监视的人。他问作家小组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接头的地方？他还是说，“应当把人民发动起来”。
克里姆的继父华拉甫卡是个新兴的资产阶级，这资本家对厢房里的这些言论和思想很不以为然，他说那里“是一座专门表演已经过时了的戏法的杂技场”。他说在人民相信巫神，用木犁耕地这样愚昧、落后的国家里，靠作诗是什么也干不成的，“首先必须有好的犁，然后就是要有——议会。豪言壮语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华拉甫卡和卡金不同，他常常用嘲笑的口吻，怒气冲冲地谈论人民。他说，“人民是些喝得酩酊大醉的、狡猾而懒惰的人”。
厢房里还常常进行更深刻的争论。作家卡金说：“美——就是真”。每逢这时家庭教师陶米林就用权威的口吻针锋相对地说：“不对，美就是虚伪，整个的美，彻头彻尾都是为了欺骗自已而捏造出来的”。
厢房里的，以及由它引起的所有这些思想、谈话和印象，都夹杂在别的思想当中印入了克里姆的脑海。
克里姆和他的伙伴们，遇到什么深奥难懂的问题，就去找他的家庭教师，红头发的“土圣人”陶米林。他教导他们说：“在思想领域里必须能辨别什么人是在寻求真理，什么人是在藏猫猫。那些寻求真理的人，必定要找到通向真理的正确道路……至于第二种人却只是想藏猫猫，掩饰自己的恐惧生活，掩饰自己对生活秘密的无知，用一种便于利用的思想来掩饰自己”。
陶米林是一位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土哲学家。他常常向萨姆金这些青年人灌输一些非常反动的观点：“对信仰的热望——就是热望可以得到安静”，“一个人希望真理，是因为他渴望安静”。
克里姆时常觉得，他被别人的话给淹没了，已经看不清自己本来的面目。仿佛每一个人都害怕什么东西，都希望他成为他们的同盟者，竭力对着他的耳朵喊叫一些意见，大家都认为他是他们意见的收听器。
克里姆来彼得堡上了大学。住在继父华拉甫卡一个远房亲戚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