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申卡和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常见的那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她们的性格非常矛盾，既高傲又谦卑，这种复杂的性格是她们那种严峻的生活条件的产物。她们遭受屈辱，受人践踏，意识到自己是买进卖出的对象，对侮辱她们的人怀着愤恨，想要报复，但又别无出路，惟有与现实妥协。这种复杂的生活处境使她们外表上十分高傲，但内心却隐藏着无限的苦楚，既愤恨一切，嫉恶如仇，又同情一切。
退伍上尉斯涅基列夫是个不受保护的小人物， 已经丧失了做人的自信心和对自己人格的尊严感，而变成一个近乎小丑的人物。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竭力在这个被生活“压扁了”的小人物身上挖掘出心灵深处蕴藏着的丰富的人性尊严来。斯涅基列夫遭到德米特里的捉弄和侮辱，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对他深表同情，委托阿辽沙给他送去二百卢布。他的境况十分困窘，急需一笔钱，他乍一见到这笔对他来说数目相当可观的钱时，欣喜若狂。可是不一会儿，他就立刻变了脸色，把这两张钞票揉作一团，用脚踩进泥里。他的儿子伊留舍奇卡是个病孩，受着疾病的折磨，但他也意识到了社会的不平等，在幼小的心灵里萌发着反抗的胚芽。他知道父亲受了卡拉玛卓夫家的人的侮辱，因此见到阿辽沙，就上去把他的手指咬破。这个孩子也勇于把刀子刺进取笑他的柯里亚·科拉萨特金的腿。然而可怜的伊留舍奇卡最终却背负着屈辱和痛苦默默地死去。
“赞成”和“反对”
《卡位玛卓夫兄弟》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具体描绘上，而且在于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对于农奴制废除以后资本主义急剧发展的俄国，而且对于全人类来说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极其矛盾的，甚至是荒谬的。
小说中一系列社会哲学问题主要是通过阿辽沙和伊凡这两个形象提出来的，尤其是伊凡的形象在这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认为书中最重要的是阿辽沙的“传记”，说他是个最“出色的”人物，可是从艺术表现上来看，最有说服力的，堪称为小说中心人物的并不是阿辽沙，而是伊凡。书中所有的思想线索皆源于伊凡，同时他又是全书高潮的第五部的中心人物。伊凡滔滔不绝地发表哲学议论，阿辽沙只是敲敲边鼓，起着“捧哏”的作用。作者的本意是企图在阿辽沙身上发掘积极的仁爱精神，但实际上却适得其反，真正体现作品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是伊凡。
伊凡本来是个犬儒主义者，鼓吹摈弃一切道德原则，没有善恶观念，宣扬“一切皆可任意妄为”的信条，是个教唆犯。但同时他又是个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在他身上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反映了作者本人世界观的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为人类的苦难而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又崇尚苦难，鼓吹神秘主义和宗教顺从。
《卡拉玛卓夫兄弟》作为一部社会哲理小说，主题思想集中地体现在第五卷中，这一卷的标题是拉丁文《pro和Contra》，意思是：《赞成积反对》。其中的《反叛》和《太宗教法官稗史》两章通过阿辽沙和伊凡的对话以及伊凡的议论和讲述，集中反映了作者的思想矛盾：反叛和顺从，暴露苦难和崇尚苦难，向往和谐与幸福和反对革命，无神论和宗教信仰。这两章提出的问题是全书思想的基础，是小说后七卷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转折的思想依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一再强调第五卷是全书的高潮，其思想是渎神论和对渎神论的批驳。那么什么是他所理解的渎神论，他是如何“批驳”的呢？阿辽沙幻想着人类的幸福，消除人类的苦难，在互爱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的和谐一致。在这个根本目的上，渎神论者伊万和宗教信徒阿辽沙并没有原则分歧。他不能接受阿辽沙的宗教顺从思想，但对他的幻想仍然感到亲切，并且向往着博爱精神。但是伊凡“热爱生活甚过于爱它的意义”，“先于逻辑地去爱“，正如阿辽沙所说的，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而且与他性格的“另一半”发生抵触。他是个唯理主义者，头脑清醒，善于进行抽象的思考和冷静的分析。他一方面本能地热爱生活，另一方面又企图寻求合乎理性和逻辑的安排生活的途径。如果说阿辽沙主张信仰上帝，鼓吹驯服和解以及人人相爱的永恒观念，那么伊凡则是个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反对宗教和抽象的道德，只承认人世间的现实生活。他俩提出的问题表面上似乎十分抽象，但实际上对于当时的俄国乃至全人类的发展都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伊凡说：“我们讨论些什么事情呢？讨论的都是一些世界性的问题，而非别的，即有没有上帝？灵魂是否不死？那些不信神的人，便谈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谈论如何依照新的计划改造全人类的问题，但其实都一样，都是同一些问题，只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提出来的罢了。”
所谓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关系到改造人类社会的根本途径的政治问题。而有没有上帝，灵魂是否不死的问题，则是唯物主义和宗教唯心主义的根本哲学分歧。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思想家类型的艺术家之伟大在于他看到了这两类问题的内在有机联系及其重大的实践意义。但是他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却是矛盾的，甚至是反动的。《赞成和反对》最鲜明地反映了这种矛盾。作家千方百计地试图证明，道德离开宗教就要堕落，否定上帝必定导致犯罪。但另一方面他对自己所鼓吹的宗教理想也一再产生怀疑和动摇，甚至有时也承认苦难深重的人们在社会罪恶面前不可能与现实和解，感到难于把无神论“批驳”倒。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生来就有罪，因此必须主动地去受苦，用以赎罪，这才能取得未来的和谐与幸福。可是伊凡却列举了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证明了人类社会中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存在，从而否定了宗教思想。他问道：“如果人人都必须受苦，以便用痛苦来赎买永久的和谐，那么请告诉我，这和孩子何干？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也必须受苦，他们为什么要用痛苦来换得和谐？”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阿辽沙还是作家本人都无言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意要“批驳”渎神论，但是作为伟大的艺术家又要忠于生活，结果是不仅没有“批驳”倒渎神论，反而肯定了它。伊凡说：“如果用孩子的痛苦来补足那个为补偿真理所必不可少的痛苦的总和，那么我不愿意看见母亲拥抱那个叫狗窜上去撕碎她的儿子的迫害者！她不应该宽恕他！如果要宽恕——那么，让她为自己而去宽恕，为做母亲的无限痛苦而去宽恕迫害者吧；可是，她却没有权利为被撕碎的孩子的痛苦而去宽恕迫害者，即使孩子为此而宽恕了迫害者，她也不应该宽恕他！”阿辽沙听了这番议论之后认为这是“反叛”，但是却不得不承认它的正确性，甚至进而忘记了自己的宗教信条，而主张把那个驱使狗去撕碎孩子的地主“枪毙”。
但是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表现伊凡的渎神论时却又竭力搜集他那时代无神论者和革命者种种极端的观点，并且把这些观点跟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掺合在一起，一股脑儿都集中在伊凡身上，企图借此“批驳”倒他的渎神论。伊凡的反宗教言论本来具有内在说服力，但由于作家把唯物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混为一谈，这个人物就不过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而已，他的反叛也是个人主义的。他否定人类的苦难，但却不明白为什么要爱人。他在《大宗教法官稗史》中表现出蔑视群众的观点，认为群众害怕自由，随时都准备为一点点物质利益而出卖自由。在他看来，群众都是软弱无能的废物，随时随地都屈从于权势、欺骗和暴力。因此，中世纪时期，僧侣主义和宗教审判制度成了统治人们的惟一有效的形式；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国家也照样以欺骗和暴力为基础。那么人类寻求自由，最终的结果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屈服于强权。斯麦尔佳科夫是伊凡的二重人格，从性格气质、心理状态、信仰、政治见解等方面来说都是个彻头彻尾的奴才。他说：“在腐化堕落方面，欧洲人和我们俄国人是一样的。他们都是骗子，区别仅仅在于那里的人穿着漆皮鞋，而我们的混蛋则在贫穷中发臭，而且认为这还不错。”伊凡对阿辽沙说：“我想到欧洲去一趟，阿辽沙，我从这里就去；我也知道我只是到坟墓去，但却是到珍贵的坟墓去。在那里躺着的是一些珍贵的死人，每块石碑上都记载着那从前的、热烈的生命，那种对自己的业绩、自己的真理、自己的奋斗、自己的科学狂热的信仰，我预先就知道，我会匍匐在地，吻那些石碑，哭它们，而与此同时我在心里又深信这一切早已成为坟墓而非别的。”
欧洲、那些珍贵的死人、他们对自己的功绩、真理、斗争的信念等等，这一切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象征。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是纯欧洲的产物，是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欧洲移植到俄国土地上，强加给俄国的。欧洲是座坟场，埋葬着人类的理想。这些死者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他们曾经试图消除人世间的苦难。他们所以是死者，是因为他们的理想在欧洲没有实现，在俄国更不能实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还通过神学校学生拉基金的形象以及费鸠科维奇检查官的讲演嘲讽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宗教法官的唯物论和渎神论也影射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他打着基督的旗号，嘴里说要把人类从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可是实际上干的却是背道而驰的勾当。他认为人生来是反叛者，不善于为自己取得自由和人世的幸福。“自由和人人有足够的面包，这是两件不能调和在一起的事”。他对基督说：“人创造出来，比你所想的要软弱和低贱……”他认为自由的理想不适合于人类，因此必须用暴力来驾驭他们。基督妨碍他对人类的暴力统治，所以他把基督赶走。
伊凡否定了上帝和上帝的世界，但却得出否定一切道德原则的虚无主义的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结论。斯麦尔佳科夫把他的“理论”付诸实践，成了杀人犯。陀思妥耶夫斯基企图以此证明：不信仰上帝，必定走上犯罪的道路，在精神上陷入无法解脱的悲剧之中。伊凡企图借助于“卡拉玛卓夫式的卑鄙的力量”来消除自己的精神矛盾，但是无济于事。在小说结尾，作家以他所特有的艺术力量描写了神经错乱的伊凡头脑中的梦魇。在这梦魇中，现实与虚幻纠缠在一起，跟《大宗教法官稗史》一章相呼应，魔鬼作为伊凡的二重人格，暴露了他灵魂的丑恶。
与伊凡的世界观相对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卓夫兄弟》中提出了一整套顺从与忍耐的反动宗教理论，其体现者就是阿辽沙和他的思想导师卓西玛长老。他们的救世药方不外乎基督教教义和抽象的善恶观念、宽恕、和解、忍受苦难等等。小说尾声中，阿辽沙站在伊留舍奇卡墓旁号召孩子们“为所有的人而受苦”。小说的这种反动思想无疑也影响到其他一些人物的命运。德米特里无辜被判为弑父凶手，但却意识到自己整个生活的罪恶，因此而驯服下来，准备以受苦来赎罪，洗涤自己的灵魂。格鲁申卡放弃了对侮辱她的人进行报复的想法，开始“新生”。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宽恕了德米特里，主动陪同他去服苦役。但是这些反动思想并没能抵消作品的巨大艺术力量。《卡拉玛卓夫兄弟》以其独特的形式深刻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的本质，描写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思想冲突，表现了对受苦人深切的同情和对和谐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是一部少有的艺术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