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我的命运从小就是这样的。大家在我脸上看出恶劣品质的征象，其实我并没有这些品质，但既然他们认为有，这些品质也就产生了。我天性淳朴，可是人家责备我狡猾。这样我就变得畏首畏尾了。我在感情上善恶分明，可是没有一个人爱护我，大家都侮辱我。这样我就变得容易记恨了。我从小郁郁寡欢，别的孩子都高高兴兴，有说有笑；我觉得自己比他们高尚，人家却把我看得比他们低劣。这样我就变得喜欢嫉妒了。我想爱整个世界，可是没有一个人了解我，这样我就学会了恨。我的暗淡无光的青春，就是在跟自己和跟社会斗争中逝去的；因为害怕嘲笑，我便把自己最好的感情埋在心底里，它们也就在那里死掉。我说实话，可是人家不相信我，这样就开始欺骗。在深深懂得世态人情以后，我就精通处世之道了，但我看到别人不通此道也很幸福，并且毫无代价地享受我煞费苦心去追求的那些好处。这样我就产生了绝望的心情。这种心情不是手枪枪口所能医治的，它隐藏在殷勤的态度与和蔼的笑容之下，是一种冷冰冰的软弱无力的绝望情绪。我在精神上残废了：我的一半灵魂不再存在，它枯萎，涸竭，我把它割下来丢掉了；而另一半灵魂却在颤动，准备为每一个人效劳，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谁也不知道我还有一半灵魂死掉了。如今您却在我心里唤醒了对它的回忆，我也就把它的墓志铭念给您听了。一般说来，许多人认为墓志铭都是可笑的，但我并不认为可笑，特别是想到墓志铭底下埋着的东西。不过，我并不要求您赞同我的意见。要是您觉得我的行为可笑，您就笑好了：我预先向您声明，我决不会因此而生气的。”
这当儿，我看见了她的眼睛：她眼里滚动着泪水，她的手臂靠着我的手臂，颤抖着，她的双颊绯红……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标志！
玛丽开始对格鲁希尼茨基感到厌倦。我已预感到我已占据了她的心。我所做的一切纯粹是为了征服她，玩弄她，并不是为了爱情。说实话，去占有一个年轻的含苞待放的心灵，真是莫大的快乐！我觉得我有不知餍足的欲望，要吞食人生路上遇见的一切；我只是从我个人的利害得失来关心别人的痛苦和欢乐，把它们看做是维持我自己的精神养料。这真是邪恶产生邪恶……
我与公爵小姐的接近，使得格鲁希尼茨基恼羞成怒。现在满城都在传说我即将和玛丽结婚。维拉也对我提出了警告。我知道，这是格鲁希尼茨基所散布的流言蜚语。在我脑海里根本就没有过要结婚的念头。
有一天，我们同去着日落。我和公爵小姐一起游览了坐落在波德库莫克河流过的峡谷里的一个被称做“指环”的断岩。这地方距城有三俄里，像一道天然的门户。每当晚霞到来之际，人们可以在此看到落日的余辉能从门户中射出，会造成一种瑰丽壮观的景象，十分迷人。许多男女游客无不慕名而来，通过这扇石门观赏落日的余辉，会感到无尚荣幸。要想到这里，必须涉过波德库莫克河。过河时，我乘机吻了玛丽。她浑身抖了一下，稍后抽噎着说：“您不是瞧不起我就是很爱我！也许您想作弄我，扰乱我的心灵，然后把我丢掉……这可太卑鄙，太下流了，但愿这只是我的猜想……哦，您不会的！是吗？”她用充满信任的口吻说，“我并没有什么让人瞧不起的地方，是吗？对您的放肆……我应该原谅，因为我是允许的……说话呀，我要听你的回答！”
我发誓不说一句话。她这股焦急劲儿，使我不禁偷着笑了起来。唉！可怜的姑娘，她见我始终沉默，忍不住说：“您也许是要我先对您说我爱您……”不知是兴奋，还是害羞，她说完这话，抽了马一鞭子，就顺着那狭隘而危险的道路拼命飞驰。等我赶上时，她已经跟其余的人跑在一起了。
回来的路上，经过峡谷旁一个灯火明亮的小屋。我抽身向前一看，原来是格鲁希尼茨基和一些军人在饮酒作乐。这使我偶然间听到一个他们正在蓄意策划着的阴谋。格鲁希尼茨基当众吹牛自慰，表示将选择时机，寻衅与我决斗，要在手枪里不装子弹，用死来恫吓我，取笑我。他们算找错了对象，我发誓要让这个胆小鬼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第二天早晨，在温泉广场遇见玛丽，她抓住我的手，说她一夜没睡觉，要我说实话，她可以为她所爱的人牺牲一切。我慌忙把手从她热烈的紧握中抽了出来，赶紧说：“我不爱你……”她的嘴唇一下子白了。
结婚这个词儿对我具有一种恐怖的魔力，一切我都可以牺牲，只有这个例外。我可以一连二十次把自己的生命甚至名誉孤注一掷，可是绝不出卖自己的自由。中午我走过维拉的窗口，她坐在阳台上扔给我一张纸条，约我晚上九点钟去她那里，说她丈夫出门明天早晨才回来。夜里，我来到维拉的住处，似乎觉得有人跟在背后。我站住了，向四下里张望，但是黑暗中什么也没看见。半夜两点钟，我打开窗户，把两条披肩系在一起，顺着柱子从楼上的阳台滑到楼下。这时我看见隔壁公爵小姐的房间里，还点着灯。她双手交叠坐在床上，眼睛凝然不动，充满无限哀愁。我的双脚刚一触地，忽然一只手在黑暗中抓住我的肩头，口喊着“落网啦！”我急中生智，一拳打倒那人，立即钻进树丛。
第二天，格鲁希尼茨基当众说我昨夜爬进玛丽公爵小姐的房间。这使我没有抉择，只能与他进行决斗。决斗场选在有六十米深的悬崖上，相距只有六步，条件可谓苛刻。我用事实揭露了格鲁希尼茨基及其助手的阴谋，然后开枪将他击中。
维拉的丈夫第二天回来，就知道了事实的真相，她不得不和我分开。临行时留给我一封长信，表达她对我深沉的爱及因此而带给她的痛苦。玛丽公爵小姐病得很重。公爵夫人以为我是为她女儿才去决斗的。她要求我和小姐结婚，以解除玛丽的痛苦。她说：“我有钱，我只有一个女儿……您别忘了，我只有一个女儿……只有一个……”话中充满了哭泣之声。但是我拒绝了。玛丽听了我的决定以后又干脆又充满痛苦地说：“我，恨你！”我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走了出来，一小时之后，便乘着驿车离开了矿泉。
现在，在这寂寞的要塞里，当我追溯往事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我不愿踏上命运为我开拓的，有平静的欢乐和心灵的安宁等着我的那条道路呢？……不，我是不可能安于这种命运的！我好像一个在海盗船上出生和成长的水手；他的心灵已经习惯于暴风雨和搏斗。
《宿命论者》
有一次，我在左翼阵地的一个哥萨克村庄里呆了两个星期，那里驻扎着一营步兵。晚上，我们在C少校屋里打过牌之后，闲谈伊斯兰教认为人的命运有定数是上天注定的问题。于是引起有趣的争论，在座的人各执其辞，各人讲着各种不同的奇闻，以证明自己正确或者反驳别人。
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况下，中尉乌里奇从墙角处走过来，他严肃而平静地扫视了大伙一圈，建议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身上试一试，看一看一个人能否随意支配自己的生命，还是每个人的死期都是上天注定的。我不甘人后，旗帜鲜明地肯定人的命运没有定数，并随手掏出口袋仅有的二十个金币放在桌子上，愿意打赌定夺。谁知乌里奇也凑足二十个金币跟上，又从少校卧室的墙壁上挂着的手枪中取下一支，并当众装上火药。这一突然的举动，引起在场人的惊慌，都不由得叫起来，不知他要干什么，认为他这是发疯。在这一刻里，我自己觉得在他那苍白的脸上似乎看出了死的阴影，并不加思索地脱口说出，他今天一定要死。符里奇也不示弱，当即把手枪对准自己脑门，扣动扳机，开了一枪，结果没有发火。他又把枪口对准墙上的军帽，扣动扳机，枪声响后，军帽被打穿。足有三分钟，围观者个个惊魂未定，都愕住了，但乌里奇却表现得若无其事的样子。
头一回合的赌注，符里奇赢了。但是，我不明白，我恰恰看出他的脸色像是在劫难逃的人。果然，当天在回家的路上，他被一个喝醉酒的哥萨克兵用马刀砍死了。
那醉鬼砍死中尉以后，逃进村子，躲进村头的一间空屋子里。他一手端枪，一手举刀，谁也不敢进屋去捕捉他。然而，这当儿，一个十分古怪的念头，在我脑海里闪现一下。我想跟符里奇学一把，在自己身上也试试命运的定数。于是我生死不顾，从后窗冲了进去，他向我开了一枪，没打中。结果不到三分钟，他就被涌进来的人捆绑起来，押走了。
经过这番遭遇，一个人怎能不成为宿命论者呢？自此以后我开始相信命运的安排了。但是，就我自身来说，即使前途凶吉未卜，也总要勇往直前，因为人生除死无大事，也终免不了一死。回到要塞，我把这一切讲给马克西梅奇听，他也说不清楚。他想了想，只说：
“是啊，那个倒楣的人真可怜……不过，这也是他命中注定的……”
我再也不能从他嘴里听到什么了，因为他这个人根本就不爱谈论玄学。
通过上面这五组故事，莱蒙托夫以他那细腻而深刻的笔触，掀开了毕乔林心灵的扉页，写尽了他一次次流放中的际遇，有不安于命运的胡为，精力过剩的寂寞和烦恼，也有寻求风暴的希冀和开拓生活的追求，从而展现了人生匆匆与毕乔林暂短一生的几个春秋。
莱蒙托夫笔下的毕乔林是一位贬义的“当代英雄”，他是三十年代俄国“多余人”的典型。毕乔林形象的典型性，就在于揭示了主人公的精神悲剧是整个黑暗沉默的时代造成的，是专制农奴制社会的产物。
《当代英雄》所提出的当时进步贵族青年的命运问题，这也是作者整个创作的中心主题。作者巧妙地通过对一个时代的典型性格的塑造，逐步揭开主人公的“心灵辩证法”，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揭露了专制农奴制社会的黑暗和罪恶。别林斯基认为：“长篇小说的中心思想表现在主人公毕乔林身上……‘当代英雄’这是我们时代的哀思。”作者在他自己留下的“序言”中，也开宗明义、毫不隐讳地写道：“当代英雄的确是肖像，但不是一个人的，这是一幅由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充分发展的缺陷构成的画像。你们又会对我说一个人不可能是那样邪恶的……为什么不相信毕乔林的现实性呢？……是不是因为他的真实性超过了你们的希望？”
毕乔林出身于贵族，受过典型的贵族教育，有着良好的教养，他风流倜傥，聪明机智，其天资和才华都很出众，可以说是一个优秀的贵族青年。但他过的却是上流社会的空虚生活，染上了这个社会所给予他的缺陷。他厌倦并且不满足于“享受金钱所能买到的各种快乐”，患上了时代的忧郁症。
他尽管排解不开自己的忧郁和痛苦，却能头脑清醒，独立地评价生活，批判地对待环境，他是一个我行我素，鄙视富贵功名，不愿随波逐流，勇于揭露上流社会欺诈伪善、庸俗卑鄙的行为的人，包括毫不放松对自我的解剖。他的灵魂已经同风涛搏斗和厮混惯了，一旦要把他投在岸上，他便会烦闷苦恼……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原因，他才一次再一次地被流放。他为了寻求解脱，曾冒险抢劫贝拉，拒绝了显贵的公爵小姐玛丽的爱情。他的生活行径证明，他所追求的不是贵族社会的所谓“锦绣前程”。但同时他也给别人带来了灾难。
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与本阶级决裂，而习惯于在上流社会周旋，以成为矿泉社会的中心而自炫。他总以为自己是一个担负重大使命的天才。他好像真心探求着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渴望着真正有意义的行动，并且准备着干上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然而由于远离社会政治和人民生活，毕乔林又必定找不到正确的生活目的。他不知道活着为什么。
毕乔林把过剩的精力，无益地耗费在情场角逐，欺骗打赌，抢劫决斗这类无聊的事情上。他不想结婚，力求保持绝对自由，保持自己思想行动的独立，但又无力摆脱贵族阶级的偏见。他本是个怀疑论者，对什么都不相信，根本否定人生命运的定数，但到头来竟成为“宿命论者”，深信种种荒诞不经的“预言”。他痛苦、绝望，否定一切，也蔑视自己，为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悲伤，成为一个“多余的人”。他意识到自己内心的矛盾，并批判自己。毕乔林这种时代所造就的性格和他的精神矛盾，是三十年代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悲剧性的反映。
毕乔林不是真正的当代英雄，莱蒙托夫所创造的这一形象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探讨当代贵族青年的命运，对造就毕乔林一类“多余人”的沙皇封建专制农奴制社会，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揭露了它的黑暗和腐败，说明不仅人民在它的奴役下呻吟，而且它也损害贵族阶级中富有才智的优秀人物。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作为新时代的诗人和小说家，莱蒙托夫对俄国当代社会虽然进行了犀利的嘲笑和鞭挞，但却开不出药方来，他还没有看到新的社会力量，也不可能给当代青年指出正确的出路。莱蒙托夫对此十分清楚，所以他一再申明：“病症也许会诊断出来，至于怎样治疗它——那只有天知道了！”
《瓦季姆》
天，渐渐黑下来了。一抹红光，射到教堂尖
塔上。晚祷钟敲响了。祈祷者挤在门洞里，发出庄严的嗡嗡声。教堂门外有许多乞丐和残废人在等待祈祷者们的施舍。他们因为没有德行而被剥夺了要求怜悯的权利，正因为得不到怜悯，他们才没有德行——他们每个人的额头上都写着两个黑字：“贫穷！”他们的存在，是对天意的谴责。
乞丐中有一个人，他没有参与伙伴们的争吵，只顾瞧着教堂大门上的图像。他佝偻腰，罗圈腿，长着一张长脸，面色黝黑，笔直的鼻子，一头卷发。他那宽宽的额头像学者的额头一样黄，总那么阴森可怖，一条条蓝色的血管在乱糟糟的皱纹之间穿行；嘴唇精薄，没有血色，像抽搐似地扇动着；双眼闪烁着整个的未来。同伙们不知他是怎样一个人。然而心灵的力量随处都能流露出来。伙伴们害怕他的嗓音和目光。不过，使他们敬畏的，是他身上的一种最伟大的缺陷，而不是他那无止境的不幸。那是恶魔的而不是人的缺陷。他的面孔很不受看，简直叫人讨厌。然而他们倒不是害怕这难看的长相。他的眼光藏着火焰和智慧，还有许多超凡拔俗的东西。这使他们不敢相信他所流露的情感，结果就把他当成奇异的骗子来崇敬。这个乞丐不过二十八岁的光景，他脸上总挂着含讥带讽的苦笑。他简直是个包藏宇宙的谜。罗锅儿盯着教堂大门上的恶魔雕像，好像在为魔鬼暗暗惋惜，心想：“我要是魔鬼，可绝不去捉弄人，我要蔑视他们。他们哪佩让天堂的放逐者、上帝的对手捉弄呢！人，就是另一回事了；为了以蔑视而终结，他就该从仇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