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不可荒废旧技能，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十法。
月无亡所能：每月做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每月都能有机会复习已经学过的知识和本领：每个月必须做诗歌或短文数首，用来检验所学理论是多还是少，所培养真气是否充盛。不可以一味地懒惰迟延，这样最容易使自己的远大志向丧失殆尽。
每月都能有机会复习已经学过的知识和本领，就是让自己不懈怠，不疏忽，让自己良好的状态保持下去。
学新知求变，变而生智
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可以由学习来塑造和改变。
人处于弱势必定会被人欺负。国家处于弱势也是一样。强者的根本在于学习，强国的根本也是一样。
曾国藩所在的满清王朝已经走向没落，内忧外患使曾经雄踞东方的大清朝千疮百孔，他就在这个时候登上历史的舞台。越是在危难的时候，越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胆略与见识，在治学方面，曾国藩更显示出超前的智慧与远见。
固步自封，鄙视外国，自以为是，这是晚清士大夫们愚昧无知的表现。在近代中国，一些顽固的人总是不肯面对现实，仍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辉煌梦。与这些人相比，曾国藩显示出非凡的远见与卓识。他深知，中国日益落后，而外夷日益强大，所以，在强敌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可自高自大，只有积极主动地向先进的外国人学习，才能使自己逐渐强大起来，才可以避免被动挨打的情况发生。
中国传统文化对曾国藩的影响很深，这使他对封建政体怀着极强的使命感，但他却能用新鲜的眼光看待时局，不自以为是地迷惑自己的视听，而是脚踏实地地去认识，去学习，去努力。
当疯狂的西方列强迈着侵略的铁蹄踏上中国这片沉睡的大地时，曾国藩显得很冷静，他知道考验的时候到来了，他更知道之前所读的圣贤书在洋人那里是丝毫不起作用的。要变强就要先学习。因此，他开启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之风，给闭塞的清王朝带来了一缕“自强”的曙光。
在同治元年（1862年）十二月，曾国藩对现代科学有了初步认识，光学、重学，流学、电气学、磁石学、动物学等。虽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研习，但他已经知道这些就是帮助西方人变强的知识，他认为只有先弄懂这些才能找到救国的根本办法。
曾国藩认为，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因此，通过其他方法很难改变人的本性，但是学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本性。通过学习就可以改变一切。因此，曾国藩首先提出了以学习求变的方法。
曾国藩把学习新知识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读书是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的一生从来没有间断过读书。虽然他明白起步太晚了，但只要不停下脚步就有变强的机会。爱国心和身为中国人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放任列强的凌辱和掠夺。对他来说，读书不是为了消磨时光，是为了不断地汲取新的养分和智慧，以及增加求变的积累，救国于危难。
他认为要强国就要先自救，你要变强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他先从自身开始做起，由朱理学到法家再到庄家，现在又是现代科学，多次求变只为救国救己。
在我国近代史上，除曾国藩之外还有一些开明的有识之士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推行洋务。在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中国人在思想意识领域的一大进步。有想法才有行动，这就是变革的开始。
曾国藩之所以有如此先进的思想与远见，主要是因为他对学习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知识的热忱渴求。他的府中聚集了一大批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例如精擅边境史地学的张穆、何秋涛，还有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科学家徐寿、华衡芳，以及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
这些杰出的人才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观念，也引导了当时中国科学研究的浪潮，充实了曾国藩的思想与观念，使他对局势的发展有了更为直观和真切的了解，也使自己的责任感更加强烈了。
曾国藩求知若渴，他不仅精心拜读过上述几位的著作，而且还对《朔方备乘》、《校那庐抗议》、《几何原本》等书有过专门的评价，不仅如此，他还让习是需要正确的态度和方法的，更需要明确学习意义，为一己私利，权势名利还是民族复兴，国家命运而读书？俗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身为知识分子更应该具备这种责任感和意识。
其实，从古至今，任何知识都与人类社会有很大的关联，都是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了对人生以及社会的认识与理解，虽然内容各有不同，但都是思想与智慧的体现，懂得学习的人，就可以从中汲取精华，剔除糟粕，使之成为自己的思想积淀，为己所用。
知识是促使社会不断走向进步的动力，也是一个人各方面能力发展的源泉。古人信奉“学而优则仕”，但是，做官若不能为人谋福为国解忧，学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既然学了，就要学有所用，及时地更新自己的思想与观念，加快自己日益落后的步伐，这一信条才是救国之道。
推而广之，现在的每一个想要摆脱困境“咸鱼翻身”的人，都应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史为鉴，以学为伴，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最终能在社会洪流中力争上游。
专心潜读，明道经世
读书需潜心，人对于自己想拥有的，想坚持的事一定不能放弃。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就存在于不放弃的精神之中。
人生之中什么最重要？生命、地位、财富还是……一千个人，一千种回答。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曾竹字长期苦学，但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他的祖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曾国藩的父亲督责最严。至于他的父亲，他的才能既然得不到施展，就发愤教育儿子们。’曾国藩曾回忆说：“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二十多年。国藩愚笨，从八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授，十分精心，不懂就再讲一遭，还不行再讲一遍。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
在这样的家庭里，曾国藩九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受教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可见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都可以没有，但是就不能没有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曾国藩会试落第后，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赋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下。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作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
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
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留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钱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即使回程要省吃少用点也要把书买回来。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就是这本书籍。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曾国藩的一生，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书成为他终身的知己，为他的胸襟和眼界打下基础。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你借钱买书我不会怪你，只希望你能细心研读，这样就不会辜负我了。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每日读十页绝不间断。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二十三史》全部读完，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看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这样，自京师会试以来，就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带兵，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纸上谈兵实不可取，但对于善研致用之学的曾国藩而言，他需要的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他的成功也再次证明了做学问对实践指导的意义。
曾国藩在任五部侍郎期间还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民生疾苦和军备不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败，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使曾国藩旗下的将领少有莽夫。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
这说明虽然“隔行如隔山”，但只要不断学习就能达成自己的目标，学习对于人生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生命中重要的部分，相伴终生。
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仍旧坚持阅读。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一月十七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
他认为生老病死，世事变迁是谁都改变不了的，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二月十七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这时，书对他而言已经不是有形的物体而是无形的精神依靠。
试问世人，哪一个能有如此的毅力和追求？所以，人对于自己想拥有的，想坚持的事一定不能放弃。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就存在于不放弃的精神之中。
做清醒之人，自省己过
一生聪明未曾尝过犯错滋味的人恐怕绝无仅有。头脑清楚的人会在适当的时候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主动更正它，因为逃避错误的代价比承认之后立刻改正要大得多。有过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否认它的存在。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改之，过而无恐。过错是一种失去，还是一种获得。勇于改正自己缺点的人，就是清醒明智的人；知错不改的人，往往一事无成。只有不断完善自己，才能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这是千古不变的生存法则。
现实中的很多人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别人指出的时候仍旧不知道悔改，甚至巧舌如簧，这种人永远不会有进步。正视缺点和不足，设法克服并改正，这样才会有所突破，曾国藩就是这样做的。他提出了“悔缺”之道，并坚决彻底地改正和执行。
曾国藩的性格一生发生过多次转变，早期个人修养也并不深厚，一遇不顺心的事情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与人交往时善于言谈，爱出风头。但他自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他认为，知过即改，从善如流，对一个人的修身养性至关重要。因此便下定决心改变这种性格，但是却屡有反复。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性格的养成不是朝令夕改的事情。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即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且词气虚矫。事后曾国藩指责自己：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强辩，谈文说理，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其实这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
曾国藩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一定悔改，可又身不由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几日后，朱廉甫前辈与邵蕙西来访，这二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见闻广博的人，但是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的话，过后又十分后悔。
由此可知，认识只是一个开始，实际行动才是关键所在。他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态度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争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只有少言多听、慎思，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曾国藩一心想要检讨自己，他改过心切，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经常交往，就可以增加几分敬意，但是这样就有一种不合群的表现。
由此可见，与人交往要怀一颗真诚、谦逊之心。不需要客观的抑制，真正的改变应该是从内在开始的。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受天性投缘的影响，但是好多种情况下，交情也是由人力所决定的，所以，人能胜天，不要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曾国藩深受启发，他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陷，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和完善自我。
1843年正月，曾国藩的二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愤不可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决心，虽然友人多次劝阻，他仍然放口谩骂，肆无忌惮。事后，曾国藩又很后悔，又检讨自己。从此以后，他日渐成熟，逐渐地改掉了自以为是的毛病，与人交往时，他懂得给人留面子，削弱自身的锋芒。
对于自己的言行，他认为一切事情都需要每天检查，一天不查以后有问题再补救就难了。他逐日检点，事事检点，严格要求自己，把检点自己视为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