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修身十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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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每月不可荒废旧技能(2)

《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他对自我反省和批判严厉而苛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和局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不同的是所犯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犯错之后如何用正常而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有过必纠,有错必改才是正确的选择。曾国藩认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会经常不断地洗涤自己所犯的过错,并且常常反省、告诫自己勇于改过,这样才会使自己不断走向完善。

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过错,从不虚伪地遮掩和找借口,并且可以积极地去改正。心里踏实,纠结也少了,做事也顺利许多。要知道,有多少掩饰就有多少丑态。

在经历了多次磨难后,曾国藩的性格渐渐走向完善,为人处世方面也变得圆通。他认为,人的欲念太重,过分追求某些东西,就犯了通病:太想表现自己就容易言辞不当,惹人厌烦;过于认可自己就容易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此二者都应该常加克制,他认为自己仍然没有将这二者清扫干净。

他认为戒除“多言”需要日日检点,戒除自满需要把自己放置于世界之中,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使自己的心态保持平衡。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叹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他认为苍穹之中,自己只为沙粒,为尘埃,不足提起。所以一个人成就再大也没什么好骄傲自满的。

为了改掉自己的缺点,曾国藩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的这种坚定的意志与决心,不仅对他一生的性情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是他能建功立业的重要原因。他告诫自己一定要谨记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就是因为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与不足,人如果能做到不自欺,就可以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不断完善自我。他不仅每日自我反省,还主动从亲友处吸取建议,希望从别人那里获得信息,誓做一个内外兼修的人。

曾国藩这种严于律己的思想和行为值得我们去学习,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修身的必备条件,也是为人处世应该注意的环节。

内外兼修,誓做完人

良好的内在修为与强悍的外在实力相结合,这就是天下人对“完人”的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希望自己越来越好,有为完人之志,也是成大事者雄心的体现。

世上没有完美的存在但却有不断追求完美的人。对这些努力想功成名就的人,我们称之为“完人”。

曾国藩对人的评价表现了他独特的处世风格。他崇尚刚直,认为做就要做充满刚直之气的大丈夫。曾国藩常常写信给他的弟弟、子女们,说曾家后代秉承了母亲江氏的刚猛气质。

其母江氏刚嫁到曾家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操持家务更加克勤克俭,家境也渐渐兴旺起来了。特别是江氏贤惠,侍奉公婆十分殷勤,可以说是不怕脏累,任劳任怨。自嫁入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家人的所有衣物都是她亲手缝制的。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她常对丈夫说:我们家孩子虽然多,但是读书、务农、经商、为官样样可做,我在家里操持家务,孩子们在外面闯荡,还用担心什么贫苦呢?从她的言语可以看出,母亲江氏对曾国藩品性的影响是巨大的。

曾国藩的最高理想就是“立言、立功、立德”,三者他都做到了。立言,他的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传,至今仍被天下传阅,尤以《家书》影响最广,成为不少名人雅士的枕头读物;立功,他挽救了清王朝,在列强横行、各势纷乱的局面下恪尽职责;立德,他内外兼修,誓做完人,并事事以身作则,重视身教。正因为如此,后世给他的头衔不胜枚举:“中兴名臣”、“处世楷模”、“湘军创始人和领袖”、“太平天国的克星”、“洋务运动的领袖”、“近代史之父”等。除此之外,曾国藩对志向的追求也很执著。他认为人不能朝三暮四,不能如墙头芦苇,随风摇摆,而要矢志不移,有原则有操守,否则,光阴匆匆,肯定会无所作为。

他认为自己自从军以来,就怀着临讫授命的志向;丙戌年有病时,总怕一下子病死家中,违背了自己的初志,失信于世人。后来复出,意志更加坚定;倘若再有什么不测,也没有留恋和后悔的事情了。在洋人不断入侵的情况下,他早就已经有殉国的念头,但愿战死沙场。

曾国藩主张,本志不可移,并把能否持之有恒看做有成无成的重要体现。他在家信中以自责的方式教导子侄说:“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等到办理军事,志向才最终确定,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事实上曾国藩所改变的只是他“本志”的一些表象,而他从年轻时就要成为不同凡响的人物,要成为“蛟龙”,干一番大事业的“大志”并没有变。但他认为自己从军以来是一次本志的改变。因此,他主张自从军以后“死在沙场”、“以身殉国”的“初志”是绝不可再改变的了。

的确,无论何时,要想成大事,非树立远大志向不可,并以这种志向为目标积极进取,内外兼修,有志贵在有恒,坚持不懈地去追求才有功成名就“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时候。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由此可知,对于“完人”他有自己的一番理解。同样道理,这世间芸芸众生,想当完人的多了,真正能做到的却鲜而有之,完美在于心,在于志向而不在于一念之间。

心有本源,只在进德

无论古今,只有尊重内心的真实感受才能完善内在的品德修为。做自己心里真正想做的事情,才能获得最大的自我满足。

想掌握自己的命运需要太多条件。勤修身,广交友,遇贵人,求学问缺一不可。这几个方面放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一本定律。

素怀平治天下之志的曾国藩在京为官时,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过七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过两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并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他的经历可以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来形容。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

分析其中原因,首先在于其勤于修身,广交师友,修养品行,切磋学问。其先后师从唐鉴、倭仁,知晓了修身之道,思想也更趋于成熟,理论更趋于完备,并勤于躬行,持之以恒,体悟颇多,如于自强处胜人便是一例。曾国藩以此教育弟弟,大致的意思是说:想做自己命运的主宰就要先相信自己,自立自强。国家想强大必得选贤用人,家业想做大必得有优秀的子孙,一个人想成为强者,与人斗智斗勇,这其中有因为强大而获胜的,也有因为强大而落败的。古人如李斯、曹操、董卓之辈,他们的智力都堪称一流,但自身的灾祸也不寻常。我们只在自我修为上成为强者就可以了,切勿处处逞强。逞强之后结果如何尚无定论,即使暂时获得胜利和安稳也会被人轻视。由此说明曾国藩能够学以致用,把所学之事逐个实行,确实做到了自我提升。

后与刘传莹、吴延栋等治理学之友的交往,不仅使曾国藩增长了各方面的知识,也大大提高了其个人的声名,使其“在京颇著清望”。在与诸友交往之中,不仅将己之志向细化到修身,而且使修身更理论化、系统化。他讲道:“凡事尽性知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可见,曾国藩对天命人性的理解已经有了自己的东西。

因此他说:“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在此之外,曾国藩还把慎独思想置于行事之中,主张凡已有志气之人必敬慎为重,亲贤纳言,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十年七迁皆获益于此但仍不完备。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其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他们的相遇和相互作用,是对机遇和贵人相助的最好诠释。

穆彰阿,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深得道光皇帝的信任,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他在朝为官二十年,爱才,也不大贪,就是性格奸佞,总是喜欢蒙蔽隐藏一些东西。因其拥有衡文之权,自嘉庆以来,先后主持过三次乡试,五次会试。所有的会试、殿试、朝考,没有一年不是考官之一的。国史、玉牒、实录诸馆,都是主考官。正因为如此方便其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遂致“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