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要求自己待人以致敬为主，但他并非只讲大道理而是落实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去。他对伪善投机取巧的人只用一套办法。
李世忠，原是太平军的一员将领，作战失败后投降清军。他投降后对清军并不忠心耿耿，常常带领自己的兵卒抢夺周边老百姓的财物，扰乱老百姓的生活。李世忠认为当初跟随太平军时生活异常清苦，现在投降清军当然应该享受一番，因此他对部下越发不加以约束，任他们胡作非为。李世忠的言行在湘军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李世忠最初在李鸿章部任职，后来转到曾国藩之弟曾国荃帐下。因为曾国藩对此人早有耳闻，所以去信一封告诉弟弟：“对待李世忠这种人方法有两种，一个方面对他不要约束太死；另一个方面，他有战功时不与他争功；如果他偶然犯下错误，应以好处笼络他，不要举报他。对他宽松，是说在金银方面要慷慨大方，千万不要在金钱方面与他斤斤计较。这两个方法都是要对他宽松。对他严格的地方也有两个，一个方面对他有礼有节，交往要淡，来往不要密切，书信来往要简单，话不要多说，情感上不要与他有何牵扯；另一个方面要明析是非曲直，如遇到他部下的兵勇与百姓发生纠葛，且又在我们管辖的范围，一定要当面弄清是非缘由，一旦查明，不要有任何包庇，必须严加惩治。总之，对李世忠要做到在金钱、名利方面待他宽松，不与他计较；在礼节、道义方面待他严格，不要有丝毫放松。这四个方面做好了，与他这样的人相处就没有什么困难。”
曾国藩这样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据说，曾国藩有一次到军中视察，命李世忠前来相见，曾国藩知道此人骄傲，不可一世，因此想挫挫他的威风。李世忠进到帐中，来不及说话，眼见曾国藩表情冷漠、严肃，心里顿时有点紧张。曾国藩开口便列举李世忠做太平军时的种种劣迹，“贪恋美色，喜好酒肉，不受管束，爱财如命……”李世忠见曾国藩一来便掀他老底，心下一片慌乱，顿时乱了阵脚，锐气先去一半。这时曾国藩话锋一转，赞扬其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是可造之材。李世忠听到此话，顿时精神一振。一番交谈之后，李世忠对曾国藩是又怕又敬，此后做事收敛了许多。
宽“名利”严“礼义”是曾国藩对一般朋友的处世哲学。曾国藩认为，朋友有远近之分，族亲有密疏之分，在交往过程中应时时把自己放在主动地位，对至亲好友以诚恕待之，对远亲疏友以礼义待之，这样才能做到与人交往不伤情谊。他的这种情谊观念是很先进的。朋友虽然多为人生过客，但是可以感念当时的陪伴与分享，远近亲疏，了然于胸即可。
曾国藩认为对于“黑脸”之人应该以“白脸”相对，就好比五行相生相克，以柔克刚，以缓应急，使不友好的人深受自己的感染，从而转变过来。他写道：“一个省的风气全靠督抚、同道及首府几个人来影响，其他的小官员和士绅都会被他们几个人的言行所影响。”曾国藩为官期间，每天很早起床，天刚亮就和幕僚一起吃饭。一次李鸿章推说头痛不肯起来，让大家先吃，但曾国藩坚持等他，李鸿章毫无办法，也被老师的诚信感动，终于起来，同老师共同用餐。
曾国藩在与人交往中推崇以天下至诚的方法破除天下取巧的方法。他常训诫曾国荃，大意说：左宗棠对弟弟你很关心，弟弟也应该真心地对待他，不可以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反复保留。如果人用伪善之心待你，你用真诚的心待人，时间久了他也会受你的感染变得真诚起来。
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最恨虚伪狡诈，可是世间偏有许多人在言行中又重新与它为伍。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初四，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表达了类似
赤诚之心，器成远大
一个人只有认清自己的心才能知道什么是最值得去做的，什么样的状态是该感到满意的。拥有赤诚之心，才能成远大之器。
一个人没有实力也没有条件的时候，知足常乐是正常现象，但有实力有条件的时候还能够严守自道就很不容易了。
太平军起义爆发后，起义军人湘，曾国藩在家乡训练地方团练，组织湘军镇压起义军。只有研究经学并胸怀大志的王闽运久知曾国藩大名，决定写信将自己的一套经世安邦之策告诉他。王闽运认为《春秋》主旨在于拨乱反正。治经要经世致用，他的致用是将经与术结合起来。他想用纵横之术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业，即辅助谁，但又要看准时局变动的趋向，静观事态发展，未到合适的时机，要蛰伏隐退；时机到来，再大展才能。
王闿运认为，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既要有满腹经纶，又要有居静不动的修养，为人可进可退。进时，用儒学、儒教使处乱达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时，用老庄的学问，庄子的禅悟人生，去掉忿怨，怡然自乐。他据此问题多次给曾国藩上书，引起了曾国藩的重视。在曾国藩率军与太平军作战期间，王闽运多次来到曾国藩驻地，反复劝说曾国藩与太平军“连横”反清。曾国藩虽对王闿运以礼相待，但对王闿运的意见，他很少采纳，因为他根本没有称王为帝的野心。
1855年王闽运劝曾国藩独立，遭曾国藩严辞拒绝。1860年他又一次来到曾府，极力鼓动曾国藩独立出来，曾国藩只是听着，不发表任何见解，后来用食指蘸杯中茶汁在茶几上涂抹几下。过了一会儿，曾国藩起立更衣，王闽运便站起窥视几上，只看见一个隐隐约约的“妄”字。只此一字就足见其“忠君”之心。
其实，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的下属将领即有劝进之说。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想举行盛大的宴会表示祝贺，遭曾国藩拒绝，只准他们写对联庆贺。李元度提笔写下“王侯五种，帝王有真”，曾国藩一见，当堂撕毁，并厉声斥责李元度。即便如此，其他将领所写的对联仍然不合曾国藩的心意，后来“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来安庆，向曾国藩呈献一联，联说：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
曾国藩一见此联，连声叫好，随即传示诸将佐。
曾国藩北上“剿捻”之际，王闿运再次来到曾府，曾国藩心中虽极高兴见他，但想起王闽运前两次“劝进”，心里还是有所戒备。不想王闽运这次前来与前次判若两人，只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不论及其他。他对曾国藩说：“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魏武帝以人东汉，则顺而易。”曾国藩开始时听得津津有味，越听越不对劲，到后来还是听出了王闽运的弦外之音。原来王闽运还让他做曹操。曾国藩不急不躁，故作不知，王闽运劝谏无效，只得悻悻而归。
三次纵横计不成，王闿运对曾国藩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后来王闽运一直抑郁不得志，写下了“纵横计不受，空留高咏满江山”的诗句，可见王闿运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曾国藩寿诞之日，好友胡林翼来贺，赠联一副：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曾国藩一见此联满心欢喜，不想胡林翼告别时留一小条在茶几上，上面写着：“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一见惊惧万分，旋即撕得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联上写道：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左宗棠写好这一联稿，请人转交胡林冀，再呈给曾国藩。曾国藩一见，将下联的“似”字用朱笔改为“未”字，原封送还胡。胡见曾的修改，遂在笺末大批八个字日：“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便点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默然无语。
由此可见，曾国藩身为清朝的中兴大臣，手握兵权，有做皇帝的条件而不做皇帝，这与他处事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在曾国藩的心目之中，绝无“华夏之防”的种族观念，他只有“地位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君，天也”思想，是偏狭的传统守旧思想，他努力地“效劳朝廷，忠君报清”，只是为了争取异族皇帝赐给他高官厚爵及地位而已。
1864年，湘军攻克天京，此时湘军的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达到鼎盛时期，湘军的极盛将曾国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十多年来湘军将士南征北战，辛苦奔忙，都应有个好的归宿，当时很多将领都想拥立曾国藩做皇帝，借此享受荣华富贵。而且咸丰皇帝临死的遗言，为“克复金陵者王”。实际上，曾国藩攻克金陵后，仅仅得了个一等侯。
据说，曾国藩率军攻克天京，进入一片狼藉的石头城后，有一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左右，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将领们齐聚大厅想见曾国藩，欲劝他称帝。但曾国藩堵上了众人的嘴。可见湘军的确曾有过拥立曾国藩做皇帝的一幕，在专制王朝，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九族的。曾国藩明知众将的来意，也不说出来，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做到了不违敬、不点破且明意，由此可见他的智慧、谨慎与忠诚。曾国藩放弃称帝的机会，确是怕被后人套上乱臣贼子之名，从而辱没了曾家的名声，自己前半生的修行也会随之毁于一旦。
事实上，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建造人生的归宿。今天任何一个不负责任的举动，都会成为日后成功路上的荆棘。因此，做事应该把眼光放长远，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凡事有诚，则多一分成的可能。诚意的力量是巨大的，是可以解决坚如金石般的疑难问题的。
古语有言：“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要想雉卵变蛟龙也并非不可能，不过需要过人的智慧和诚心。
曾国藩的志向就是成为圣贤之人，因此一直坚持潜心做学问，也具备了坚韧不屈的性格，为人有信，待人有诚，治军有方，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了。
梁启超这样评价曾国藩：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只这一段就基本概括了曾国藩的不平凡之处，令人看来颇为震撼。接着他又写道：“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是而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唯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曰：‘多条理，少大言。’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也；彼其能率历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对曾国藩严以律己、心怀大志的品性更加肯定和赞扬。有这么多的赞美之词对曾国藩而言也属于正常，他的确是一个有志气、有才有力的“完人”。接下来梁启超又对曾国藩带兵之奇发出感叹。还写道：“直至咸丰十年，任江督，驻祁门，而苏常新陷，徽州继之，园左右八百里皆贼地。或劝移营江西，以保饷源；或劝迁麾，以通粮路，文正乃曰：‘吾去此寸步无死所。’及同治元年，合围金陵之际，疾疫忽行，上自芜湖，下迄上湖，无营不病。杨（岳斌）曾（国荃）鲍（超）诸统将，皆呻吟床蓐。堞无守望之兵，厨无炊之卒，而苦守力战，阅四十六日乃得拔事后自言此数月中心胆俱碎。观其与邵位西书云：‘军事非权不威，非势不行。弟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年年依人，顽钝寡效。’与刘霞仙书云：‘虹贯荆卿之心，而见者以为淫气；碧化苌宏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古今同概，我岂伊珠？屈原之所以一沉而万世不复者，良有以也。’义复郭筠仙书云：‘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然造端过大，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盖当时所处之困难，如此其甚也。功成业定之后，论者以为乘时际会，天独厚之；而岂知其停辛拧苦，铢积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
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身上已经具备成大事必备的多种素质。凡古今能成大事者，必其自胜之力甚强者也。除此之外，曾国藩的自制与有恒更是让人佩服。少时吸烟和晚起的毛病都在几经挫折后连根戒掉。之后带兵能歼敌收复金陵也同样是精诚之至的精神再现。
曾文正在军，每日必填日记数条，读书数页，围棋一局；李文忠在军，每日晨起，必临兰亭百字，终身以为常。行之有恒，实为人生品格第一大事，欲成大事者，非如此才可成势。
诚恳为人，以求务实
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真正的聪明在于内心的实在，行动切实有效。
梦想曾经远在天边，现实却是近在咫尺。在虚幻与现实之间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曾国藩不是伟人，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只是一位封建士大夫，在国与己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这些不是因为他的报国目标过于远大而不可行，而是因为在实现远大理想之前要先扫清脚边的尘埃与阻碍。曾国藩虽然以成己成物为治学的中心，但是对为人为己的区别却是很严格的。他认为，治学有为人为己两种目的。
在曾国藩所处的那个时代不乏学问广博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可以称得上是鸿儒硕学，但其中为别人做学问的人多，为自己做学问的人少。例如曾国藩在戊午十一月的《日记》里就说：“本朝博学之家，信多鸿儒硕士，而其中为人者多，为己者少。”“学者用力，固宜于幽独中，先察为己为人之界，分别明白，然后审端致力，种桃得桃，种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叶发生能自畅茂者也。”
曾国藩所说的为己，不是自私主义而是抓住道理自己坚守，执著而不生他念，虽然功效不明显，但是在日益长进。所说的为人，就是曲就学问而阿谀世故，对别人认为好的事情自己也都认为好，没有自己的看法和主见。虽然看似明确，而实际上每天都有损失。所以他主张做学问的人，先求自身的自立自达，不人云亦云，为自己争取发言权。
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五官俱备、百骸俱全，然而一旦要埋头治学问，为人而学者，不去实践圣人的做法，而总是追逐大众的喜好，他疲于奔命的一生只不过是为了一些庸人的毁誉，竟然为此死而不悔，这种人可称得上是最愚蠢和没有灵气的人。这观点说明曾国藩是一个不流于庸俗而且有极强进取心的人。他跟自己的弟弟如此谈科名与人生，并不是阻止他们参加科举，而是让他们了解，科场里面有许多虚幻不实的东西，人生意义大于科举，应当尽心于进德修业，努力把自己的每一天过得充实而有意义，这样才不枉此生，不辜负长辈的教诲，才对得起自己和亲人。人生真正的获得不在功名利禄而在于自身的修为与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