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胸怀宽广、踌躇满志的人很多，然而真正能建功立业、传世不朽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天赋、时机有关，也同他们的办事方法密不可分。一些人有了远大志向，却缺乏一步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认为自己志在天下，不愿去理会“琐事”，如果这样只能流于空想。因为任何远大的志向都是每天努力的积累结果，世上没有一步登天的人。
由小而大，由弱到强的过程是成功者必经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必做的小事上着手，就犯了一屋不扫而扫天下的毛病。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一条由小处开始向远大目标前进的路径。曾国藩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成就大事的。
曾国藩的成功之路始于修身，考中进士后，便师从唐鉴，专宗程朱理学。唐鉴教导他说，要精通理学，先应专治一部经典，从识字明义开始，一字通则一句通，一经通则其他诸经可以旁及。积少成多，逐渐长进。倭仁也是当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向他学习检身功夫。倭仁的功夫就是从小处开始，每天从早起到入睡，一举一动，坐卧饮食，都严格要求，并且记下札记，以备反省。
曾国藩还特意为自己订立了一个课程表，表示“从此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这个课程共分为：敬、静坐、早起、读书、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作字等十几个方面，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全面规划，严格规范。
为此，他还特地印制了一批日记本，按上述十几个方面分成栏目，随时填写。这些资料部分留于后世，当现代人亲眼看到这些细致、严肃的日记时就认识到，曾国藩的成功，绝非侥幸所致，如果没有这一点一滴的努力，是绝然不可能的。所以说只有务实精神才是做事的正确态度。后来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办事经验，总结出“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这句名言。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陆九渊）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朱熹）铢积寸累功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
在实践上，曾国藩凡事都从全局、大处考虑，但小处的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极有章法。他一生中，坚持早起，每日必读数页书，坚持亲自写家书，批文稿，以勤俭自戒，从不敢违背。正是这种务实和坚持才使他大业有成。在用兵治军上也是如此。
1858年，他教导刚刚从军不久的弟弟曾国荃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所谓脚踏实地、克勤小物，正是说从小处、实处做起。曾国藩治军，不仅一切营制、规则、将领选拔任用都亲自决定，就是训练他也一手抓起，凡事亲力亲为，认真严谨。
曾国藩对军中细事无不关心，地形勘察，他力主将领要亲自进行，不能依靠道听途说。对武器军械，他更是关心备至，对规格都作了明确规定。如规定矛杆用的竹子必须是“老而坚者”，桐木必须是“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邹寿璋办事很朴实仔细，曾国藩委派他专门负责军械，但他自己也毫不放松，都要亲自检查。有一次做的矛杆不合格，立即下令重做。曾国藩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他发现用熟铁要比生铁好，便改用熟铁，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问题，并且使射程增加了一里多。
曾国藩这种脚踏实地，从小处、实处着手的做法，保证事情能按计划、有步骤地向既定目标发展，从而积少成多，为最后的成功创造条件。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用一功，实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欺人等于自欺，这是成功者都明白的道理。
在曾国藩眼里，志向大但不够朴实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视事太易”，把做一件小事看得很容易，不屑去做，而是贪难求大。实际上，这种做法恰恰违背做事的规律。再大的事，也要从小处做起，再难的事，也要从简单处做起，从实际情况人手，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反观现实中很多自作聪明的人，好大喜功，不切实际，结果很难收场。相比之下，真正的聪明在于内心的实在，行动切实有效。
心诚则志专而气足
“做人先做事，做事先取诚。”对_人对事多一份诚心就多一分成功的可能。
很多人都有同感：在人情逐渐冷漠的现代社会，要做到知心实在太难。以诚相待，可以得人心。此学问简单得很，但对有些人来说，难于上青天。
曾国藩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对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此为其一生必备的交际学问。
曾国藩认为，天地之所以运行不息，国家之所以存在建立，圣贵的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因为一个诚字。若世上人人欺人，人人被人所欺，世必乱。
人必须虚怀若谷，心地坦荡，毫无私心，然后才能真实无妄。所谓实，就是不欺骗。人之所以欺骗他人，必定是心中怀着私物。心中别有私心，不敢告人，必然编造谎言骗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骗人呢？他之所以欺骗他人。也是因为他心中怀着私物。
诚，就是不欺骗；不欺骗，就是心中无私；心中无私，就是至虚（虚怀若谷）。因此，天下之至诚，就是天下无私，天下才称之为天下。现实中，与人交往之初若未能得人心，不要着急，尽可以继续以诚待人，多做交流，久而久之，大家自然能了解你的心意。真话，不妨多说。但是不可以攻击他人的隐私，尤其不能背后诋毁他人。“言多必失”是在没有思维过滤下做出了错误举动。
曾国藩说，我们应该永远诚心待人，虚心处世。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变初衷，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虚心、踏实，终有为大家所理解的那一天。真正有诚之人必是心怀坦荡之人，是不会因为流言而改变自己初衷的人。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失败的。“勤”字可以医治怠惰，“慎”字可以医治骄傲，在这两个字前，还需有一“诚”字作为根本。一定要立志将此认识透彻，坚持到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军人天生是直爽的，文人的心多曲，多不坦白，商人多算计多计谋。不同的人需要改进的地方也不同：文人必须完全除去歪曲私心，事事推心置腹；军人也要多在为人行事时多考虑别人的感受；商人要参透只有真心为顾客着想才会获得成功，这是说的交往中的诚实。以诚为本，以勤字、慎字为用，也许可以避免大灾大败。
自古以来，“信”字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并不一定明显违背条约，或者放弃承诺，才算是失信；即便是纤细之事，谈笑之间，也必须真心实意办理或说出。心中对他只有七分，外表不必假装十分。既然已经通和讲好，那就要凡事公平合理，不使远方的人吃亏，这就是恩信。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狐假虎威更不装腔作势。面临危险有不屈不挠的气节，面对不义之财有不沾染的廉洁，这就是威信。这两种做法，可以在无形之中消除祸患。
诚是儒家思想中—个重要的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的道德修养中—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曾国藩主张“诚”，而目．也是身体力行的。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他发出自己出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的“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来与太平军和捻军纠缠的，可以说他用行动为“血诚”作出了生动的诠释。他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朴诚”当作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副“良药”。可惜朝廷早已经病人膏肓，无可救药了。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需有一“诚”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兵打仗的人，第一要会治理军队，第二不能怕死，第三不贪图名利，第四要能吃苦。接着他说，大多忠义双全有血性的人，这四点都具备。没有血性的人等于一无所有。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巩固官位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征所说的“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无论修身做人还是治家治军，曾国藩所信奉的只有一个“诚”字。正所谓“诚心千金难换”，当别人拿出一片真诚的时候，感动地接受就是了，千万不可伤其心，要明白事可改而心难换。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义务为别人无偿付出，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职场、商场都是这个道理。有诚有义者必有所获，懂得珍惜他们的人亦是如此。
蜿拒命旨，以磨心智
与人沟通时，“硬”的建议可以有“软”的表达。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听者感受一片坦诚，使其最大限度理解你的拒绝，达到忠言不逆耳、闻过不动怒的良好效果。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自然明白自己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官场上往往派系纷争，勾心斗角，要混迹其中，与领导、上司关系的处理至关重要。曾国藩有过切身的体会，自己居丧期间向清廷要官，几乎断送了一生的前程。经过这件事后，他对与上司相处有了自己的把握。
对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态度，曾国藩大体有四种：一、逆来顺受；二、以死忠孝；三、无奈的时候，“缓”与“拖”；四、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利用这几招，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站稳脚跟，并能获得实惠，步步高升。尽量减少直言诟病，任何时候都不洋洋自得，婉转而低调是他悟出的保身之道。
当曾国藩对朝廷有所请求，一般说来，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旁敲侧击，迂回转折，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用这种方式，他往往可以得到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保住皇室的体面。
1857年，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上了《附陈近日军隋请催各省协饷片》的奏折。奏折的实际意图是想把借调给别人的军队调回自己的部署，但考虑到军权话题的敏感，怕给人以贪权的印象而未做直接要求。四点陈述中只反复提及被借调部队的优点，句句都是指挥者的口吻，让皇帝自然意识到这两支部队原属于谁麾下。
曾国藩的请求自有他的道理。自从1855年10月曾国藩派遣罗泽南从江西分军前往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后，不久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用兵江西，开辟了江西根据地，曾国藩的湘军一再受到沉重打击，不得不退守南昌。曾国藩孤守危城，一心盼望骆秉章、胡林翼派兵前来，以解江西之急。尤其希望胡林翼能指挥湘、楚军，及早攻占武昌，然后水陆东下，与自己会师于浔阳江上。现在胡林翼终于占领武昌，攻占武昌的主力是湘军水陆师，其中李续宾统率的湘军，是胡林翼奏调去的；杨岳斌统率的水师，是曾国藩派去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的。因此，曾国藩请政府将杨、李所部湘军水师拨还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