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
“陈桥兵变”后，宋太祖尽管已黄袍加身，但“废置天子，变易朝廷”之类的军事政变，却仍有可能重演。当时禁军的九名高级统帅，或是太祖称帝前的结拜兄弟，或是赵宋集团的中坚人物，他们在赵宋集团的崛起和“陈桥兵变”中均有极大贡献，是赵宋集团的开国元勋，集兵权、功勋于一身。这种功高权重的情形，对宋太祖的皇位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功高则震主，权大则不测。
但是，也不能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就宋太祖而言，他是从禁军小校一步步被提升为禁军统帅的，十余年间，一直在禁军中服役，根基颇深，是禁军中的实权派人物，对禁军的向背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就石守信、王审琦等大部分禁军将帅而言，他们虽然与称帝前的宋太祖称兄道弟，但同时又有上下级之分，大都是太祖的部下。由上下级转而为君臣，尊卑高下大致依然，不会因赵匡胤“黄袍加身”而突生不平之心。另外，太祖继位后任命的禁军最高统帅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和韩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当时分别驻兵河北，名位虽高而兵力有限。在京统领禁军主力的将帅如石守信、王审琦等，却又并非总帅，只是各掌本司兵马。这样，无论是在京还是在外的禁军将帅，均无统帅全部或大部禁军的权势。
总之，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禁军将帅的反叛不轨之心虽不可不防，却又不必估计得过于严重。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恐怕还是禁军将帅的居功自傲，偃蹇弄权。从各种记载看，赵普在“杯酒释兵权”的过程中，要比宋太祖更为积极。这一方面反映出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另一方面，也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关。“陈桥兵变”后，石守信、王审琦等随即擢升为禁军统帅。而作为兵变主要谋划者的赵普，却身份依旧，十几天后，也只是被授以四品的枢密直学士。范、王、魏（即范质、王溥、魏仁浦，皆为后周宰相）三人罢相后，始继其位，太祖不亟于酬功。这种安排有策略方面的考虑（安抚后周旧臣），但也反映出太祖此时对文臣不甚重视。赵普作为开国集团中的文臣之首，自然不能对这种情形漠然视之。正是在他的反复论说下，才有了后来的“杯酒释兵权”。值得注意的是，“杯酒释兵权”后不久，赵普即出任枢密使，名正言顺地掌握了朝廷实权。后来又“独相十年”，总揽军国大权，确立了一代文臣政治。古人往往把‘杯酒释兵权”看作是“文盛武衰”的转机，不是没有道理的。
自20世纪40年代，“杯酒”一事的真实性开始为个别学者所怀疑。
近年来，又有若干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杯酒”一事发出质疑，认为此事“疑点甚多，不足征信”。其实，“杯酒”一事虽然在某些细节的记载上不无渲染，但却并非后人编造。作为一桩历史事件来说，基本是可信的。这些大事的措置，当然要有许多严肃、正规、细致的操作程序，不会是杯酒一席间的事情。但无可置疑的是，它们又都通过杯酒一席间，营造出一种和缓、机智、温厚的政治氛围。所谓“杯酒释兵权”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发生的一幕喜剧，它的真实性是有其时代依据的。
宋太祖即位后，曾对禁军的兵权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调整。“陈桥兵变”后一周进行过一次；建隆元年秋又进行过一次。通过这两次调整，禁军殿前、侍卫两司的九个最高军职全部为赵宋王朝的开国功臣所拥有。建隆二年三月，又进行了第三次调整。这次调整，撤罢了侍卫司的最高统帅韩令坤，而代之以石守信；撤罢了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慕容延钊，并随之裁撤了殿前都点检这一最高军职。所以此次调整，实为“杯酒释兵权”的先声。至七月“杯酒释兵权”，又解除了六名禁军将帅的兵权。禁军殿前、侍卫两司，共九个高级职务，在“杯酒释兵权”以前，已有一个空缺（石守信由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升任都指挥使，所遗副都指挥使一职空缺），一个裁撤（殿前都点检一职被裁撤）。而七月“杯酒释兵权”后，不到半个月，又解除了六位禁军将帅的兵权。至此，原来禁军中的九位高级将帅已有八人被解除了兵权 （只有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韩重赟继续留在禁军当中，改任殿前都指挥使），“杯酒释兵权”的成效是十分明显的。
“杯酒释兵权”后，为了兑现当时酒席上的承诺，也是为了安抚失去军权的禁军将帅，宋太祖将一妹三女中的三人嫁往释去兵权的将帅之家，说明这种婚姻是有着强烈政治色彩的。这种安排，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失去兵权）一得（与皇室联姻）中获得了某种心理平衡，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消除了“弓藏狗烹”之类的疑惧，进而以愉快而又积极的态度，主动地调整各自的社会角色，与时进退，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将帅虽然在“杯酒释兵权”中被解除了军权，调往各地为节度使，但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他们当中又有不少人根据需要被临时调回军队。
“杯酒释兵权”这种宽缓的方式，既比较理性地解决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使君臣之间保持了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留下了较为宽泛的合作余地。“杯酒释兵权”，就其直接意义而言，一是预防了禁军将帅用兵权发动政变，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事；二是解决了开国将帅居功自傲、偃蹇弄权的问题，所以，它的成功，极大地促成了宋初政局的稳定，使北宋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从较深的层次看，“杯酒释兵权”则意味着武人干政的结束，开启了偃武兴文之机。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杯酒释兵权’所解决的，又是中国封建政治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宋初的“杯酒释兵权’，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杯酒论心，大将解印”，谈笑之间，解决了一个历代深感棘手的问题。当然，实际过程不会如此简单。但自建隆二年七月后，绝大部分功高资深的禁军将帅，既被解除了兵权，又保持了同皇帝的亲密关系，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表明，宋初皇帝与功臣宿将的矛盾已经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之中了。
这种宽缓、平和的气氛，使得宋王朝在其诞生之际就蕴含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开国气象。总之，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这种变化，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但另一方面，“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规模可豫知矣”。从这一角度看，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其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营造了一种较为文明和理性的开国氛围，从而影响和带动着宋代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方向发展，留下许多如不轻杀大臣、不搞文字狱等值得肯定的政治传统。而政治上的这种变化，又必然会促进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烛光斧影”
赵匡胤于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17年皇帝到976年便猝然离世了，正史中又没有他患病的明确记载，野史中的记载又其说不一，他的死因一直搞不清楚，为历史留下了又一桩悬案。
《湘山野录》中说：开宝九年十月，一个阴云密布，雪雹骤降的夜晚，宋太祖赵匡胤急召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赵光义一个人进入寝宫，两人酌酒对饮，皇宫官员都不准在旁，只是见到烛影下晋王时而避席，一幅胆怯的样子。喝完酒已是深更半夜了，殿前的雪也积了有几寸，赵匡胤用玉斧刺雪，同时对赵光义说；“好做，好做。”当夜赵光义留宿禁宫。第二天天快亮时，宋太祖赵匡胤已经死了。赵光义受遗诏，于灵柩前继帝位。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烛光斧影”的疑案。有人认为：“烛光斧影”并不是疑案，而是晋王赵光义戕兄夺位的饰词。赵匡胤嘱托后事是宋朝的国家大事，不可能只召其弟一个人入宫，况且赵光义又在席间退避，赵匡胤用玉斧刺雪，这正是赵匡胤在被害前格斗的状态，如果不这样写，这段史料又怎能流传呢？
《烬余录》说：赵光义极为赞赏已归降的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费氏。孟昶死后，花蕊夫人被宋太祖赵匡胤纳为自己的妃子，并深加宠爱。赵匡胤因病卧床，半夜时赵光义叫他，见他不答应，便乘机调戏花蕊夫人，但太祖惊醒，用玉斧砍他，皇后、太子赶到的时候，赵匡胤已经气息奄奄，赵光义慌忙逃回自己的王府，第二天太祖赵匡胤就死了。从这个记载来看，赵光义乘夜半更深，赵匡胤昏睡不醒的时候调戏他垂涎已久的花蕊夫人，但被赵匡胤醒来发觉了，可能是他盛怒之下欲砍赵光义，但由于病体虚弱，力不从心，未中赵光义。赵光义觉得自己无论怎样解释，都不能取得其兄的原谅与宽恕了，他预料到等待自己的将是一场灾难，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杀死了自己的同胞手足，然后逃回府中。赵光义调戏太祖宠妃是可能的，他非常好渔猎女色，曾霸占李煜后妃与北汉嫔妃，又多次抢占民女。赵匡胤是病怒交加而死，还是被赵光义所害，尚难下定语。不过十分明显的是，赵匡胤之死与其弟赵光义当时在宫中的所作所为有一定的关系。
《涑水纪闻》说：宋太祖赵匡胤临终时，他的皇后派内宫王继隆去召长子赵德昭进宫，但王继隆认为赵匡胤在世时一直有传位给晋王赵光义之意，于是自作主张，不去召赵德昭，却直接去召赵光义。赵光义闻讯后，大惊，犹豫不敢去，王继隆催促说：耽误了时间，帝位就属于别人的了。于是赵光义才随王继隆入宫。皇后一见来的不是自己的长子德昭却是晋王赵光义，愕然不知所措，只好说：我母子的性命都托官家了。赵光义也哭着说：共保富贵，不要忧伤。若从这一记载来看，宋太祖赵匡胤死时，其弟赵光义并不知晓，也不在宫中，似乎可以洗去“烛光斧影”的嫌疑了。
至于具体什么原因赵光义要对其兄行杀，有的学者认为是家族内部权力的争夺。有人认为赵匡胤因忽视了对赵光义的注意和防范，导致赵光义势力和野心的膨胀，而且兄弟两人在一系列大政方针上也有一定的分歧，如对待契丹，赵匡胤主张赎买，赵光义则立主讨伐；在定都上，赵匡胤主张迁都洛阳，赵光义则反对迁都，最后导致铤而走险。
但是也有人认为赵光义并非丧心病狂之人，兄弟之间也手足情笃，怎么能蒙上杀兄的罪名、让后人唾骂呢？因此不可能有谋杀之事。
另外日本学者荒木敏一认为，赵匡胤很爱喝酒，可能是得了高血压脑溢血之类的急病，抢救不及而死。刘洪涛则认为，赵匡胤之死与家族遗传病有关。第一代赵匡胤兄弟五人，善终者只有赵光义一个人，其余不是早亡就是暴卒；第二代太祖四子中，忧死和早亡各占一半，太宗九子得尽天年的只有天俨一个人，其余不是夭亡便是壮年病死。赵氏一、二代共二十八人，其中夭亡四人，一人年龄不详，其余二十三人平均年龄约四十一岁，比宋代上流社会平均年龄六十二岁小得多，所以刘洪涛得出结论，他是由于躁狂忧郁病愈后，又患了脑动脉破裂（脑溢血）症。
对于赵匡胤究竟是被害而死，还是患病而亡，正史没有记载，野史又说法不一，后人也很难说清了。所以提到赵匡胤之死时，往往只说不明不白而死。不过如从赵光义继帝位后，赵匡胤的长子德昭于979年被逼自杀，次子德芳又于981年无故而亡来看，宋太祖赵光义还是逃脱不了“烛光斧影”、“戕兄夺位”的嫌疑。
王安石与司马光
王安石（1021一1086），宋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字介甫，号半山，庆历二年进士。王安石21岁中进士，历任知县及知州等地方官，1068年，任翰林学士，两次被召入京，第二年升为参知政事，不久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司马光（1019一1086），宋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字君实，20岁中进士，历任地方及中央官职。司马光曾在京任天章阁侍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等职，并与王安石同为翰林学士。从私人情谊上讲，司马光与王安石相当融洽，是当时号称“嘉祐四友”中的两位。但由于两人在推行新法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从而在熙宁、元丰的变法期间，一变而为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政治对手。
由于两个人生年相近，经历相仿，所受教育也比较类似，所以在对待当时的统治学说——儒学上的观点还是有相似之处的，比如两个人都尊奉孔子、扬雄，却不以释老之说为是，但在对待孟子的观点上两个人有了不同的意见。王安石历来崇敬孟子，并以孟子为效法榜样，它对于孟子的学说除个别有异议外，一般是坚决赞同的，并常常在论著中引为立论依据。由于王安石崇敬孟子，不仅自为之解，而且在他担任宰相期间，还规定《孟子》为诸生考试的必修科目，尊《孟子》为经。司马光对孟子则不以为然，它甚至有专著《疑孟》，驳斥了孟子所谈的一系列问题，他说孟子宣称愿学孔子，但所持论点并不符合孔子的思想，又说孟子有些谈话与经传不符，有的看法和主张违反了君臣之义、人之大伦和实际情况，不仅无益于治，而且将使那些尸位素餐之人用此观点欺骗君主。王安石之所以特别崇尚孟子，是因为孟子的政治主张王安石极力赞成，孟子有一点卓尔不群的傲世风格，王安石也非常欣赏。司马光从维护君权，严守等级名分出发，对于孟子的一些言论，特别是民贵君轻，傲慢罔上的言论，十分反对。显然这两者是难以相容的政治观点，司马光据君臣之义，守孔子之道，当然要责难孟子。此外，王安石把《孟子》和周礼作为变法活动的理论依据，也是司马光非疑《孟子》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对待荀子的观点上两人也有分歧。荀子是以谈礼著称的大儒，王安石却说他断然不知礼，驳斥荀子的性恶说，认为如果人生性是恶，那么都不会有恻隐之心。王安石反对荀子的重要原因，是荀子把礼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与王安石主张变法的论点不想吻合。司马光的观点与荀子有许多相似之处，也认为国家的治乱本于礼，礼可以安固万世。对于政治措施，司马光与荀子一样，也主张节用裕民，当然也不是完全赞同荀子的观点。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思想上虽然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但总的来看，仍然是大同小异。
王安石与司马光发生冲突是在王安石主张变法之时。1068年，即位不久的宋神宗认为理财是当务之急，他的着眼点在于府库，即国库的收入和积存。对于这一问题，司马光的回答是裁省浮费，减少皇帝大臣的赏赐等费用，以期上行下效，普遍裁省冗费。王安石反对司马光的节流主张，他认为节省开支，无补于国，并且提出“不加赋而上用足”的想法。司马光揭穿了王安石的空谈，认为“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是设法侵夺民利。王安石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而是在后来的变法中迅速变成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