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的农村，有个奇怪的习俗，叫“生子不举”，即生了孩子不养育，把婴儿溺死或扔掉。最初，这个风俗还有些迷信色彩，说五月初五生的儿子不祥，不吉利，所以“不举子”，这个“子”指的是男孩子。可是后来这个“子”竟演变成了包括男孩、女孩都在内的所有刚刚出生的婴儿，而且也不单指五月初五了。这个“生子不举”现象存在的时间之长，地域之广令人吃惊。在福建、两浙、荆湖、江南等地广泛分布，尤其以建州、处州、汀州、南剑州、邵武军、建宁府、衢州、严州、鄂州、岳州、信州、饶州等地最为严重。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人口的繁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并因大量溺婴、弃婴，造成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致使无妇可娶，拐卖妇女、女子早婚等现象越演越烈。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生子不举”现象，完全出于农民的自发行为，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的限制。
其实，南宋政府是大力鼓励生育的，并采取了很多奖惩措施，严禁“生子不举”之风。高宗绍兴八年规定，贫乏之人妊娠，支给米4斗。十五年又改为支给一石。二十三年为弥补常平救济不足，创办“举子仓”，以救助贫困之家生子而无力养赡者。南宋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发展人口，能够提高生产力，增加税收，解决兵源，从而增强国力，抵御北方的女真族、蒙古国的南下。保住内外交困的政权。
二是南宋的儒、佛、道融合一起的“理学”已形成了体系，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尤其是佛家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都把“不杀”放在第一位，违背了这一原则的“生子不举”，不但是“无道”，更不利于治国利民。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惩罚措施往往不能执行，“生子不举”之风并未消灭。
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多生多育”的自我报复。
“多子多福”是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妇女不孕和堕胎被视为不祥之举，因此，在既无办法不孕，又无办法不生的情况下，只有采取“生下来再处理”的下策。当时，在农村的情况是，很多妇女的生育都在8、9胎，甚至10胎以上。这些妇女往往是年年怀孕，年年生产，而生下的孩子又养不起只得溺死或遗弃了事。
原因之二是农民贫困难以聊生。
南宋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大量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官户、富豪之手，很多农民沦为奴仆，更难以养育儿女。如遇旱涝灾害或盗贼侵扰，农民就更加难以为继。
“身丁钱”的征收也造成“生子不举”。宋朝建立以后，规定男子20成丁，60为老，人户每岁按丁输纳钱米和绢，总称“身丁钱”。贫苦农民不堪重负，往往采取隐瞒丁口的办法来逃避“身丁钱”的征收，影响了人口的增长。
政府救济措施不力，地方官吏从中贪污舞弊，使“生子不举”现象长期存在。如政府虽有常平救济政策，但因常平积欠严重，遇灾荒之年都难放粮施救，何况平时对妊娠之人救济了。因此，这一政策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原因之三是财产继承关系的制约，使农村中富有的阶层也“生子不举”。
这些人家兄弟越多家产便越分散，这就越易为人所兼并，因此，为了保住家产，使家道不致中落，只有生子不举。
综上所述，南宋时期农村“生子不举”的做法，是以最野蛮最残酷最原始的办法来控制人口增长，对社会的经济、思想、道德各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后世之人应该深思并引以为戒的历史教训。
《满江红》是谁写的
《满江红》一词，气势磅礴，声调激昂，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绝妙好词。
按照传统的说法，他出自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的手笔。但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它是后人的伪作。因此，《满江红》的作者问题，成为史学界长期以来的一桩悬案。首先对《满江红》的作者提出质疑的是近代著名的学者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辩证》中的《岳武穆遗文》条下，提出了两条质疑的根据：第一，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嘉靖十五年（53）徐阶编的《岳武穆遗文》，这篇文章根据的是弘治年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这首词不见于宋人、元人的书，却突然出现在明中叶，来历不明，深为可疑。第二，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编《金陀粹编》中的《岳王家集》也没有收录这首词。岳珂平生富于收藏，精于鉴赏，他与父亲岳霖搜访岳飞遗稿不遗余力。但是，从嘉定三年他为《岳王家集》作序到端平元年重刊此书，共经历了三十一年，仍未收入这首词。因此，这首词可能不是岳飞所作。
此后，著名词学家夏承焘于1961年发表了《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疑问，对余嘉锡的质疑作了补充。他进一步提出伪作者可能是明弘治年间王越等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理由是：“踏破贺兰山阙”一句颇有疑点，贺兰山在今甘肃河套以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之地。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金国上京黄龙府，在今吉林境内。这首词若真出自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违如此。而明代北方的边患是鞑靼族，据《明史？鞑靼传》记载：弘治十一年，明将王越曾率兵抗击鞑靼兵于贺兰山后袭破之。可以设想“踏破贺兰山阙”应是明代中叶的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的，据此便可推定《满江红》词是王越等将帅或幕僚所作。台湾学者孙述宇也发表了《岳飞的〈满江红〉？——一个文学的质疑》疑问，着重从词的内容和风格上提出了两点质疑：第一，词中用了不少岳飞自己的事迹和典故，如 “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作者自己用自己的事迹典故实在是罕见的和不可思议的事。相反，根据这些尽人皆知的材料，一个伪作者倒不难写出这么一首词来。第二，《满江红》是一首激昂慷慨、英风飒飒的英雄诗，而岳飞的另一首词《小重山》却是那样低沉、惆怅，两者的风格和格调截然相异，不像出自同一人的手笔。由此看来《满江红》可能是伪作。
然而，有些学者并不赞成上述说法。台湾学者李安写了《萧萧雨未歇——岳飞的〈满江红〉读后》疑问，认为《满江红》是岳飞的杰作。他根据史实提出了三条根据：第一，从“三十功名尘与土”一句，可知这首词是岳飞在三十岁或三十岁前后有感而作。岳飞三十岁时（1133）受到朝廷的恩宠，开始掌握指挥大权，因为责任重大，身受殊荣，感动深切，所以才作成这一篇壮怀述志的《满江红》词。第二，岳飞自二十岁离开家乡转战南北，至三十岁由九江奉诏入朝，行程加起来足有八千里，所以词中又“八千里路云和月’一句。第三，岳飞三十岁置司江州时，正逢秋季，当地多雨，所以词中又“潇潇雨歇”一句。综上三条得出结论：《满江红》词是岳飞表达他本人真实感受在1133 年（宋绍兴三年）秋季九月下旬作于九江。
香港学者苏信写了《壮怀激烈——也说岳飞〈满江红〉》疑问，就“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之句，何以不直接书金国统治下的黄龙府却提出西夏所属的贺兰山的问题，作了解释。他说：西夏与北宋之问屡有战争发生，真宗、仁宗时向西夏贿赂求和，才换来了暂时的安宁。岳飞对这段五十多年前的历史当然熟悉，因此岳飞便在《满江红》一词中以贺兰山借指敌境。此外，苏信还把岳飞在收复建康城之后写的《五岳祠盟记》中的“嗣当激励士卒，功期再伐、北逾沙漠，喋血虏廷，尽屠夷种。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与《满江红》一词作了对照和比较，认为两篇作品的风格和情怀是完全一致，纯系出自一人之手笔。所以不应怀疑《满江红》词是岳飞所作。
邓广铭发表了《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等文章也不赞成伪作说。他说：第一，南宋宝庆初已刊的赵与时《宾退录》有岳飞《题新涂萧寺壁》的七绝，岳珂编《金陀粹编》时也未收入《岳王家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为岳飞所作，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那首《满江红》词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断定他不是岳飞的作品。第二，不能因为我们未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第三，在河南省汤阴县的岳飞庙中，至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是汤阴县一个名叫王熙的秀才，在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所写。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所编辑的《岳集》的刊行早了七十八年。有这一件实物作证，则此词首次出现在弘治年间之说、以伪为真始自徐阶之说，都不攻自破了。
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的来龙去脉，大致如此。那么，这首词到底是不是岳飞所作呢？上述争论双方又有充分的自圆其说的依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难统一。不过，应说明的是，即使《满江红》词不是岳飞所作，也仍然值得流传下去，它毕竟是一首振奋人心，充满爱国精神的好词。
成吉思汗葬在哪里
在我国，历代帝王的陵寝不仅是重要的文物古迹，而且是难得的旅游资源。历代封建王朝都曾建筑风格各异的皇陵，成为游人眼中绝妙的景观。著名的蒙古首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陵墓，算得上最吸引游人的一个。成吉思汗陵建筑在美丽的鄂尔多斯高原上。这里牧草腾碧浪，羊群卷雪花。在蓝天绿草之间，三座蒙古包式的大殿肃然伫立，明黄的墙壁、朱红的门窗、辉煌夺目的金黄琉璃宝顶，使这座帝陵显得分外庄严。然而，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在这座豪华庄严的陵墓里，并没有葬着成吉思汗的遗体，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假陵！乍一听，谁都觉得难以置信，可它偏偏是事实——那一代天骄的遗体至今未曾有人发现过。成吉思汗最初的葬地在哪里，至今还是一个未解的谜。
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1162年出生于蒙古一个部落贵族的家庭。
他凭着机智勇敢，先与克烈部首领王罕联合击败了实力强大的扎木合，而后又击败王罕，威名日盛，完成了蒙古各部的统一大业。公元1227年八月，在亲率大军进军西夏的途中，成吉思汗染病故于今六盘山西南的清水县，终年66岁。
据《蒙古源流》载，成吉思汗的陵寝，即“八白室”（八座白色毡帐），建立在今阿尔泰山和肯特山一带的蒙古高原上。明朝天顺年间，守护陵寝的鄂尔多斯部进入鄂尔多斯高原，“八白室”随之迁来。清初在鄂尔多斯高原设立伊克昭盟，“八白室”就供奉在伊克昭（蒙语，意大庙，指今王爱台）附近，后又移至今伊金霍洛旗（蒙语意为帝王陵寝）。从此，成吉思汗的灵柩被安放在鄂尔多斯高原的伊金霍洛旗甘德尔敖包 （敖包，蒙语，意为土岗），至今已有300年之久。前面提到，成吉思汗是在率军进军西夏的途中病故的，当时征战紧张而成吉思汗的部下为什么非要将其遗体千里迢迢运回蒙古大本营安葬呢？对此传说不一。
据记载，当年的一次行军途中，成吉思汗在一棵孤树下休息，沉默思索了很久，站起来说，将来我要葬在这里。这句话后来就被奉为遗嘱，当成吉思汗死在异国后，他的部下不顾千里之遥，运灵回蒙古，为的是遵循成吉思汗的遗命。
还有一种传说，认为成吉思汗率军经过鄂尔多斯高原时，为这里旖旎的风光所陶醉，竟将手中的马鞭跌落于地。他坐在马背上沉思良久，赞美这里是衰亡之朝复兴之地，太平盛邦久居之处，梅花幼鹿成长之所，白发老翁安息之乡，表示将来要葬在这里。他让士兵将马鞭埋在这里，堆起了敖包，准备死后安葬于此。
那么，为什么说鄂尔多斯高原上的陵寝是假的呢？这要从蒙古族的早期葬俗说起。据史料记载；蒙古人有“天葬”和野葬的风习。所谓天葬，就是将死者遗体置于山顶或山谷中，并不埋葬。所谓野葬，是将死者遗体置于木轮车上拉着奔跑，直到尸体掉下来为止，也不埋没。这两种葬法都是弃尸野外，任狼咬鸟啄。三日后去查看，如发现尸体已被鸟兽食尽，则认为死者升天，为之喜庆；未能如此则认为死者生前罪孽深重，须另外举行宗教仪式超度。蒙古族贵族，特别是帝王死后，盛行“密葬”，墓地不仅外人不知，连家人也无法知道。
关于成吉思汗入葬的记载是这样的：《元史》 上记载成吉思汗葬在起辇谷，而且各帝王本纪也都称元朝所有皇帝都葬在起辇谷。事实上，至今也无人发现这些帝陵的踪迹，原因就在于元朝诸帝王“密葬”、深葬不坟。
《多桑蒙古史》上说，成吉思汗死后，手下人将成吉思汗的灵柩运回蒙古后，不想让别人知道死讯，所以护柩的士卒在运输途中见人就杀。
埋葬以后，周围的树木丛生，成为密林，不能分辨是葬在哪棵树下。《黑鞑事略》记载，成吉思汗的墓，没有起坟冢，让马在上面践踏后，犹如平地。《草木子》中记载更为奇特，说安葬完以后，让马在上面踏平，再杀骆驼子放在上面，派千骑守护，等到第二年草长出来后，移帐散去，看不出痕迹，要祭祀的时候，用所杀骆驼的母亲为向导，看它踯躅悲鸣的地方就是所葬之地。由此可知，成吉思汗的真实安葬地在当时就难以确定了。而成吉思汗的后代们并不像明人记载的那样到葬地祭祀，而是把成吉思汗生前的八座白色宫帐称为“八白室”，在八白室前祭奠成吉思汗之灵。《蒙古源流》中谈到，因为不能请出金身，所以祷告长陵共仰庇护，在别的地方另立白屋八间，这就是八白室，也就是成吉思汗象征性的陵寝。成吉思汗如此，元代其他皇帝也就不必说了。所以说，至今，他们的葬地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元代戏曲的兴盛
元代戏曲实际上包括了剧曲和散曲两个部分。剧曲是戏剧，散曲是诗歌，是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不过两者在形式上又有一定的联系，杂剧的唱词部分和散曲一样，是按照曲调撰写，要合乐歌唱的。
元代戏曲兴盛与当时的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元代前期废除的科举制度一直没能得到恢复，汉族知识分子主要通过达官贵人的推荐，被皇帝看中后才可能当官，因此人数是极有限的。任宗延祐二年（1315）科举恢复，但元朝的科举制度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汉族知识分子要想进入仕途是十分困难的。大批文人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可又不甘碌碌无为、寂寞潦倒，他们之中就有许多人常以“曲”（包括杂剧和散曲）这种新的文学样式去揭露黑暗的社会，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懑之情。另外由于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和壮大，他们包括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店员、商人、游民、工场主，以及破产后流入城市做工的农民等，这些人在消闲的时刻喜欢看看反映历史或现实生活的杂剧，听听或唱上两声与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水平相适应的散曲，特别是市民中的一些歌妓，他们与高官名宦都有联系，可见散曲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之高和影响之大。当然统治阶级的欣赏也使得元代戏曲得以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