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以蒙古贵族为核心的政权，社会情况与其他朝代有所不同，普通百姓受的压迫也最大，其中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的是“驱口”，他们大多是战争中掳掠来的人，或是因债务抵押，或因饥荒卖身，或因犯法获罪由良民而沦为驱口的，主人杀死驱口所受的惩罚几乎与私宰牛马的刑罚相等。其次是佃农，地主主要是通过地租对他们进行剥削，大都在五六成以上，甚至高达八成，地主也可以把佃农随田转卖，还要干预他们的婚姻，奴役他们的子女。自耕农的日子也不好过，地主和官吏勾结常常把繁重的赋役转嫁给自耕农，以至大批的自耕农倾家荡产，不得不投靠寺院或权要之家，甚至许多自耕农成了背井离乡的流民。
蒙古贵族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继承女真统治者民族歧视的政策，把全国各族人民基本上按征服的先后划分为四个等级： 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这四个等级无论在政治待遇上，还是在法律规定上都有严格的区别，蒙古人和色目人受到优待，汉人和南人却处处被歧视。当然政治地位上也不可能平等，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规定：中央和地方官，正职一律由蒙古人担任，副职才允许汉人、南人担任。在整个元代，只有极个别的汉人在短期内担任过中书省、御史台的正职，而在掌握军机的枢密院中，却始终没有让汉人担任过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这样的要职，地方上的各路、府、州、县，都设有只许蒙古人、色目人担任的达鲁花赤掌握实权，并对所在之地的官吏、军民进行监督。
在民族歧视政策下，汉族知识分子也遭空前的厄运。蒙古统治者在进入长城以南的初期，对汉族知识分子也同样杀戮，或把他们当作奴隶。后来在灭金、灭宋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对地减轻了对他们的压迫，但知识分子赖以入仕的科举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才正式恢复。这期间知识分子仍摆脱不了奴隶地位和贫寒处境。
所以社会上就形成了看不起读书人的风气，因而知识分子大都对现实不满，感到前途渺茫。
元代戏曲就反映了元代社会的这些错综复杂的特点，其中一大部分是用来揭露官场腐败的作品。对当朝权贵以及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社会现实做了无情的嘲讽，还有一些无名氏的作品，他们的作者更加无所顾忌，锋芒毕露，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如；“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正官？醉太平》）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都可以从这“官法滥刑法重”六字中体会，而“贼做官官做贼”又一针见血地写出了官场的腐败。元曲对民间的疾苦也有反映。尽管这类作品比较少，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元代的人民在政治上受迫害、经济上受剥削的真实情景。元曲反映了元代妇女的不幸遭遇和她们要求自由解放的思想。蒙元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加强思想方面的统治，提倡程朱理学，广大妇女深受其害，她们被套上沉重的精神枷锁。同时社会动荡，世道不公，家境贫寒，又使许多妇女沦为娼妓。这种情形，元代戏曲中也同样可以看到。元代戏曲不同寻常的地方是：它还能把当时女子对爱情的大胆追求描写出来。相当数量的元代戏曲反映的还是文人的疾苦。对于功名利禄，元代许多读书人也看得比较淡薄，甚至对当时的仕途官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厌恶，这类戏曲写的是历史，叹的是现实，得出的结论是做官没有好下场。元代戏曲不是泛泛而谈，也不是无病呻吟，它们是当时文人学士内心痛苦的流露，也是那个时代市民文化的折光反映。
《水浒传》
《水浒传》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又名《忠义水浒传》，但是《水浒传》的作者是谁、版本问题都是有争议的问题。
关于作者是谁，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水浒传》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施耐庵，至少施耐庵是这部书主要的作者。
《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比较长，大体上经历了从南宋初年到元末一百多年的时间。《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也比较复杂，它不是由某个作家单独创作的，而是民众创作与文人作家创作相结合的产物。水浒故事先在人民群众中口头流传，而后经过民间说话艺人的加工成为话本，最后再到文人的加工创作，这是相当一个漫长的创作过程。所以《水浒传》的创作者是谁的问题，很是复杂，因而也就出现了种种不同的看法，引起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
《水浒传》故事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一次农民起义。宋江等三十六人起义反抗北宋朝廷，历史上确有其事，《宋史》的《徽宗本纪》和《张叔夜传》等文献对此事均有记载。宋江等人的起义给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但不久起义就失败了。宋江起义的故事在南宋时就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不断丰富起来，后来被民间说话艺人演绎成说话的形式。到宋末元初时，宋江等三十六人起义的故事，则被写入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宋江起义的故事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地完整和丰富起来。元代是我国戏剧的繁荣时代，当时表演的杂剧中就有不少的《水浒》戏。元末明初，百回本《水浒传》问世，这是在以往长期流传的民间故事、说话艺人话本和元代戏剧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成果。《水浒传》是对以往水浒故事的一个高质量的总结，是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这一工作的完成者是谁呢？
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此后胡氏的观点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直到今天，所有版本的《水浒传》基本上都冠有施耐庵的名字。
但是也有人认为，《水浒传》是明人郭勋组织其门客编写的，作者应是郭勋等人，而不是施耐庵。其理由有二：其一，郭勋的百回本《水浒传》应是《水浒传》的最早版本，明初时尚无人提及《水浒传》，而现在可能见到的最早谈到《水浒传》的文献是出现在嘉靖年间（1522—1566），而此时距明初已一百多年，所以《水浒传》不会产生在元末明初；其二，有人考证《水浒传》中的不少地名都是明朝的建制，这是元末明初人不可能写的出来的。这样足以证明《水浒传》不是元末人施耐庵所作。甚至还有人怀疑施耐庵存在的真伪问题。有考证称，明代嘉靖时还没有公开在小说卷首署上作者真名的惯例，所以《水浒传》上所属的施耐庵也许并非真名实姓，或是为逃避文网迫害的伪托名字。
还有人认为，《水浒传》 的作者是罗贯中。罗尔纲先生就持这种观点。他将《三遂平妖传》和《水浒传》两书的赞词、叙事以及书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进行对照比较，发现《三遂平妖传》的二十一篇赞词中，有十三篇被插入到《水浒传》中。他认为这就说明了两书是出于同一位作者之手的。既然《三遂平妖传》肯定是罗贯中所作，那么就可以断定《水浒传》也同样是罗贯中的作品。
另外，也有人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个人合作的。支持这一论点的人有以下根据：明人高儒《百川书志》著录有《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题为：“施耐庵撰，罗贯中编次”。一般研究者都认为《百川书志》所载当是《水浒传》的祖本，因此这一材料很有权威性。天都外臣作序的《水浒传》，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水浒传》版本，此本题署：“施耐庵集传，罗贯中纂修”，这又是一证。
除《水浒传》的作者之争，《水浒传》的版本问题学术界也不能达成一致。《水浒传》的版本不仅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一百一十五回等不同版本流传，而且还有繁本和简本两个系统。繁本与简本是相对概念，两者的区别，在于叙述故事情节时的文字详略不同。现在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在繁本系统中百回本是明代出现的最早版本，后来有人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水浒英雄征剿田虎和王庆的内容，于是出现了一百二十回本，明末又出现了金圣叹删改的七十回本，繁本系统内部的发展脉络基本清楚。简本系统中也有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等不同版本。然而繁本与简本的产生先后的问题又是一桩不明不白的悬案。
有两种观点一直进行着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传》先有简本后又繁本，繁本是在简本基础上加工增补而成的，《水浒》版本的发展顺序是由简到繁；另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传》是先有繁本后有简本，简本是由繁本删节而成的，其发展过程是由繁到简。
《水浒传》先有简本后有繁本的由简到繁的观点，是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鲁迅先生最早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简本与繁本在用字造句上有很大差异，如果是经删改的，会很麻烦的。一百一十五回的简本《忠义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在明崇祯年间曾被合刊，名为《英雄谱》。鲁迅先生对五种版本的《水浒传》进行了分析比较后认为，简本一百一十五回本文笔粗糙，保留初成时的原貌，应该是最早的版本，至少也接近于最早的版本。郑振铎先生认为简本是罗贯中的《水浒传》原本，或者说是最接近罗贯中原本的本子，那么繁本当然就出现在这之后了。
另一种观点与此相反，认为简本是繁本的删节本。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是孙楷第先生。孙楷第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对不同版本的《水浒》校勘，发现容与堂本和钟伯敬评本的正文有的地方作有删节符号，而所见的简本则删掉了相应的内容，因而得出结论为文简事繁的百回本，就是百回本的删节，也就是说繁本是底本，而简本是后出本。王根林、张国光等人也先后声援这一观点。张国光认为，就长篇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而言，是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文字逐渐精细，故事情节逐渐合理，复杂，思想性、艺术性逐渐提高。但也有特殊情况，《水浒》的演进过程就是特例，不完全符合上述规律。张国光根据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和清人周亮工《因树屋书影》所提供的材料作为依据，认为《水浒》出现删繁为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出版商们出于谋利目的而采取了投机取巧、偷工减料的手段。此外他还分析了胡适的《一百二十回水浒传序》和郑振铎《水浒全传序》等文章，认为郑振铎晚年对《水浒传》版本问题的提法已有所改变。
近些年，删繁为简说的呼声渐高，由简到繁说则再次遭到了挑战和冲击。争论并没有停止，谜底还未揭开。
明初的“胡蓝之狱”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称帝，明朝历史正式开始。从元至正十二年（1352），身为游方僧的朱元璋参加郭子兴的红巾军，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建立大明政权，朱元璋戎马征战，是在马上得的天下。他能在元末各路义军群雄并起的复杂局面中，异军突起，并最终建立明王朝，与他身边有一批运筹帷幄、能征善战的文臣武将是分不开的。这批人因帮朱元璋争夺天下有功，都得到了很多的封赏，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都有很大的势力。其中以出身于朱元璋家乡濠州、凤阳一带的居多，据洪武四年（1371）的政府统计数据，共有六个国公和二十八个侯，以李善长、胡惟庸诸人为中心，组成势力强大的“淮西帮”控制政坛，极力排挤非“淮西帮”大臣，朱元璋的亲信谋士、浙江青田人刘基因此于洪武四年（1371）告老还乡。
淮西帮公侯的权力过大对皇权形成极大的威胁，随着新王朝外部敌人的依次平定，朱元璋对王朝内部权势显赫的王侯将相的猜忌也越来越重，担心他们中的部分人恃功倨傲，不服统治，甚至抢夺皇位。加上朱元璋本人权力欲极强，削夺淮西帮功臣的权力，就成为明太祖的重要任务。淮西集团首领李善长是洪武元年（1368）到洪武四年（1371）的左丞相，在朝臣中位列第一。胡惟庸为人颇有权谋，拉拢李善长，把兄长的女儿嫁给李善长的侄子。由于李善长的极力推荐，胡惟庸得到明太祖的信任，洪武六年（1373）升任左丞相，负责处理具体的行政事务，汪广洋为右丞相。在胡惟庸之前的四位丞相中，李善长小心谨慎，汪广洋懦弱嗜酒，徐达常年统兵在外，与明太祖的冲突还不激烈。
胡惟庸性格飞扬跋扈，他充分利用丞相的权力，擅自处理政务、独掌生杀大权。对于各部及地方给皇帝的奏折，往往先自行拆阅，径自处理，若发现对自己不利的就隐匿不报；对于官员的生杀升黜大事，也时常不经奏报便独断专行。大将军徐达把胡惟庸的种种劣迹上告朱元璋。
胡惟庸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收买徐达的敌人陷害徐达，使得徐达的告发没有成功。同时胡惟庸在朝廷中不断培植私人势力，并与军界来往密切。一些希望出人头地的投机者纷纷奔走于他的门下，于是，在他的手下出现了一个集文臣、武将于一体的小集团。胡惟庸的专权僭越引起了朱元璋的不安，他认为朝臣专权是前代的弊端之一，也是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下定决心，消除这一心腹之患。皇权与相权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左丞相胡惟庸，并对和他来往密切的一些官员抄家灭族。以后，又加胡惟庸以“通倭”、“通虏”和“谋反”的罪名，不断牵连扩大，几兴大狱。到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常遇春、叶升等人也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被杀。当时李善长已经77岁，被赐自缢，而家属七十余人皆被杀。大批淮西帮的异姓公侯家族被处以极刑。最无辜的是明初著名儒臣、文学家宋濂，因为受孙子宋慎连累，耄耋之年被贬到四川茂州，葬身异乡。胡惟庸案前后延续了十年之久，因“胡党”罪名被灭的有几十家王公贵族，前后被杀达三万多人。朱元璋以《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数年未清。朱元璋还下令，从此废除中书省，不设丞相，政务由皇帝亲自裁决，并立下法规，嗣君也不得再设丞相，群臣敢有请立者处以重刑。中国封建社会实行千余年的丞相制度至此画上句号。
胡惟庸案才告一段落，蓝玉之案继之而起。蓝玉是明朝开国勋臣常遇春的妻弟，骁勇善战，明朝开国后，继续与傅友德、徐达、沐英等将领南征北战、平定边疆，明太祖曾比之为汉代良将卫青、唐代良将李靖，因功被封为凉国公。但蓝玉为人骄横，霸占民田，广蓄庄奴，有许多义子仗势欺人，赶走前来执行公务的御史，掌握所属军队将校的任免权。朱元璋极为反感，多次加以申斥。洪武二十六年（1393），锦衣卫指挥出面控告蓝玉谋反，严刑之下，蓝玉承认与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吏部尚书詹徽等人组成谋反集团，想趁太祖举行籍田仪式时起事。如果联想到锦衣卫指挥是明太祖亲自操控的特务头子，蓝玉之案的性质也就昭然若揭。蓝玉全家被杀，列侯以下被族诛的不可胜数，受蓝玉案株连被杀者达一万五千人，明太祖公布《逆臣录》向天下诏告逆臣之罪。这一案几乎把军中勇武刚强之将杀了个精光，淮西集团的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