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降”、“不走”四字来自于清政府的“维护国体’的方针，无论投降还是逃跑，在叶名琛看来，都有失民族气节，是失国体的，自不肯为，但叶名琛为何又提出“不死”的主张呢？其实，叶名琛还真不怕死，当英军炮轰广州城时，巡抚柏贵的表现是“口噤手颤”，而叶名琛在炮火“专击督署”的情况下，还整理紧要文件“坚不肯避”。但当他被俘上船时，随从人员曾示意他投水自尽，以全名节，他却没有做，其原因是：“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彼时此身已置诸度外，原期始终其事。不意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我所带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食物。”即叶名琛天真地以为可以用自己还有用之心去同英国国王辩论，当英国国王之面谴责英国的侵略行径，通过个人的努力来说服英国保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其书生之见固属可笑，而其心诚可悯。
叶名琛在印度尚保持着民族气节，他拒绝乘外国马车“游玩”，拒绝食用外国食物，而且还时时惦记着国内的战事：“闻战稍有喜色，闻和则太息耳。”当自己所带粮食用完，遂绝食而死。
综上所述，清政府无法实行的对外方针造成了叶名琛的悲剧。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初期，在这个变化的时代，上层社会必然出现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人物又会有各种不同的表演，对外国侵略者，有抵抗的，有投降的，还有的则如叶名琛，令人觉得奇怪不解，其实细分析则并不奇怪，各种人物出现，都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叶名琛想抵抗外国侵略者，然而环境和清廷的对外政策制约了他，而他的出身和经历又使他不可能跳出这一樊篱，加上他的愚昧、固执、自负，因而导致了悲剧结局。
杨秀清崛起及被杀
1843年，几度科场失意的士子洪秀全，受到基督教福音圣书《劝世良言》的启迪，毅然抛弃了功名愿望，联合密友冯云山、族弟洪仁玕，准备发动农民起义，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洪秀全、冯云山进行了分工，洪秀全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著书立说，为发动起义作思想准备。冯云山则深入到形势险要的广西紫荆山地区进行实际斗争，开拓基业。在冯云山的积极宣传组织下，贫苦农民与当地反动势力展开了激烈斗争，紫荆山地区渐成起义摇篮。正当洪秀全赶赴紫荆山区，起义日渐成熟的时候，杨秀清首次演出了“代天父传言”这一影响至深的一幕。
杨秀清（1823－1856），广西桂平平隘山人。原籍广东嘉应州，属客家，世以种山烧炭为业。杨秀清本人“五岁失怙，九岁失恃，零丁孤苦，困扼难堪。”倍受欺凌的生活使他成为紫荆山地区最早接受冯云山宣传的烧炭工人之一，并很快成长为意志坚定的骨干。1847年12月，武宣的地主团练首领王作新，向桂平官府控告冯云山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践踏神明，冯云山被捕入狱，后经会众拼死相救，方幸免于难。1848年1月，王作新再以“聚众谋反”罪名把冯云山和卢六逮捕，转解桂平监狱。
洪秀全获悉后，立即赶赴广州设法营救。由于洪秀全、冯云山两位主要领导人都脱离了紫荆山区，队伍内呈现群龙无首之状，许多人开始心怀异志，表现出不同的动向：或畏惧退缩，或动摇观望，而混迹于队伍中的奸细乘机兴风作浪，散布流言蜚语，有的甚至用当地流行的“降僮”这一迷信活动，分化队伍，加之内有疫病流行，外有团练压迫，队伍大有顷刻瓦解之势。这样，一度呈现大好形势的紫荆山根据地发生了严重危机。
在这一关键时刻，杨秀清沉默寡言两月有余后，于1848年4月6日（农历三月三日），在洪秀全早年“异梦”和当地“降僮”迷信活动的启示下，找到了灵验药方：自称天上“附身显圣”，“代天父传言”。据韩山文记载：
当时杨秀清“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常指明个人，又宣露人之隐恶。此外又劝人为善及预言未来，又号令兄弟们如何去做。他的说话大体对会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传言的具体内容是：天父“已差天王降生，为天下万郭（国）真主，救世人之陷溺，世人尚不知敬拜天父，并不知真主所在，仍然叛逆天父，理宜大降瘟疫，病死天下之人，而天父又大发仁慈，不忍凡间人民尽遭病死，故特差东王下凡，代世人赎之”。这就是杨秀清的第一次“代天父传言”。此后直至1856年在天京变乱中被杀，杨秀清曾多次重演了这一幕。
杨秀清在1853年以前的“代天父传言”，总的来说都起了积极方面的作用。但其中影响最大，进步作用表现得最为突出的，还数第一次“代天父传言”。
杨秀清第一次“代天父传言”的主观动机完全是出于对起义事业的热心和诚恳，不能把前后不同时期的“传言”动机混为一谈。杨秀清挽救危机时之所以采取宗教的形式而不是其他方式，则是由农民本身的局限性和太平天国运动本身的宗教色彩决定的。由于洪秀全发动之始可以披上宗教外衣（从理论到组织），那么杨秀清用宗教方式来号召群众，稳定军心，不但不令人费解，而且是合乎逻辑合乎情理的。杨秀清在采取宗教的形式时，还巧妙地把群众的切身利益（疾病流行）与“天父赎病”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极大地吸引了 “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使形将瓦解的队伍能够继续集结在洪秀全的旗帜之下。
杨秀清在传言中第一次以天父的口吻打出了洪秀全为天下 “万郭（国）真主”的旗号，号召党众不要叛逆天父，并许诺为世人赎病，这些无疑起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它不仅给会众以精神寄托和安慰，而且使洪秀全的“人主”地位有了神圣依据，大大巩固了内部的团结。正因起过如此明显的积极作用，所以，当洪、冯回到紫荆山根据地对形形色色的“传言”活动一一审查时，只把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和萧朝贵的“代天兄传言”审判为“真者”，其他“传言”均被斥为妖言惑众，传言者被清出队伍。后来洪秀全还亲自下诏，定三月三日为“爷降节”。
杨秀清1848年的“代天父传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实起了扭转危难局面的枢纽作用，是他对天国事业的重要贡献之一。这不仅为会众所认同，而且也为洪、冯等领导人所首肯。但就在杨秀清出于真诚的动机演出“代天父传言”的一幕时，实际又为新的更大的革命危机的爆发埋下了引线。这是洪秀全和杨秀清本人始料不及的。
杨秀清通过1848年的第一次“代天父传言”，牢牢地掌握了天国至高无上的神权；1851年永安封王建制，杨秀清又取得了节制西王以下诸王的统兵大权；1853年定都天京后，由于洪秀全“临朝而不理政”，杨秀清又在“主”与“军师”的政治体制下掌握了天国的政权。杨秀清三权归一，已经成为总操万机之职的实权人物。但是，从1853年定都天京开始，洪杨们随着由先前的草莽英雄一变为“小天堂”的主人，其固有的自私性、狭隘性等种种劣根性逐步暴露出来了，开始在追求特权和享乐的封建化道路上越滑越远：思想上追求封建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作风上追求家长式领导（独断专行）；生活上追求帝王式生活（妻妾成群，宫女千计）。如此全面迅速的蜕变终于带来了严重恶果：过去的同甘共苦变成了同床异梦；情同手足变成了离心离德；荣辱与共，变成了互相猜忌和争权夺利。杨秀清的独揽大权，对洪秀全的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
而杨秀清在天京事变前，不恰当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了 “代天父传言’这一最初的“发明”和独家拥有的“神权”，让洪秀全非常难堪：一旦“天父下凡”，附身显圣，就连天王洪秀全也要随叫随到，也要以子辈的身份屈膝匍匐在杨秀清的脚下，聆听高高在上的“天父”的训诫，甚至还要领受杨秀清人为的侮辱。不仅如此，为了早日实现“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的目的，杨秀清同样用“天父下凡”的神话为自己歌功颂德的行为，更让洪秀全难以容忍。但事已至此，洪秀全欲用和平方式改变皇权旁落局面已非易事，或者说已根本不再可能。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与生俱来的封建神权的感召力，不会轻易在人们心目中自消自灭。另一方面，杨秀清已将神权、政权和军权集于一身，他不但不会自行放弃使之扶摇直上的封建神权，更不情愿将军政大权复归于洪秀全。恰恰相反，随着杨秀清个人思想的进一步蜕变和权力欲的急剧膨胀，他更变本加厉地向着揽权篡位的方向发展。洪秀全要想改变这种严峻局面，结束这场皇位争夺战，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诛杀杨秀清。
1856年上半年，在杨秀清主持下，太平军先后取得了西征和天京破围战的重大胜利，太平天国军事斗争进入了全盛时期。在这些辉煌的胜利面前，杨秀清把这一切胜利归功于自身，骄矜自傲，“不能自忌”。杨秀清错误地认为，压服洪秀全自称“万岁”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便毫不犹豫地再一次祭起了“代天父传言”这一“法宝”，逼天王封其为“万岁”。这对洪秀全来说不啻冷水击身。已再没有退路的洪秀全决定用杀戮回报杨秀清，他表示要主动加封杨秀清为“万岁”，实是借此一面麻痹杨秀清，一面激怒韦昌辉。1856年9至11月，终于在杨秀清最后一次“代天父传言”的形式下演出了“逼封万岁”的闹剧，并进而引发了一场由诛杨开始到杀韦为止的变乱悲剧。洪、杨决裂过早地来到了，数以万计的天国儿女不是死在与敌人战斗的沙场上，而是倒在了天国兄弟的刀锋之下。太平天国由此走向衰亡。
石达开出走
1856年夏天，正当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到全盛的时候，发生了天京事变。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争夺天国领导权力的内讧。它给太平天国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断送军事上的大好形势，破坏了队伍的团结。作为农民革命领袖的洪秀全，本应从中吸取教训，以大局为重，做好队伍的团结工作，但是，他为保住自己的帝王位置，任人唯亲，猜忌忠直，终于又发生了逼走天国重要领导人物石达开，造成太平天国力量又一次大分裂的严重事件。
天京事变后，在天国首义诸王中，除洪秀全和石达开两人外死丧殆尽。洪秀全的威望已大大下降，无论从威望、才干来说，石达开确是辅理政务、统帅军队、安抚百姓的理想人物。洪秀全虽然已对外姓人有猜忌疑惧的私心杂念，但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环视满朝文武，要找一个能力挽狂澜、收拾人心、重振危局的人来，除石达开外，再无他人。因此，从解救燃眉之急考虑，也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召石达开回京辅政。从广大群众说，刚经历过刀光剑影的天京事变，谁不盼望有一个像石达开这样的人物来辅助国政，稳定局势。十一月，石达开带军从宁国经芜湖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洪秀全亦加封石达开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命他提理政务。
石达开回京辅政，是他勇敢抗击韦昌辉滥杀暴行斗争的胜利，对洪秀全曾给他加以“反顾偏心罪”，下诏通缉，以“官丞相，金六百两”的赏金“购其首级”的错误做法，他亦不计较，显示出不计个人恩怨的宽阔胸怀和崇高品德，这就博得天京广大军民的尊敬。因此，石达开回京辅政，是他本人崇高的威望、品格和文武俱备的才能为广大军民所信赖和拥戴的结果。回京后，他以正义的行为，竭尽全力，把天国从面临覆亡的危机中挽救过来，在他辅政的半年里，政治上安定人心，加强团结，重用人才，甚至连杀害了他全家的韦昌辉的父亲和兄弟都得到保护。又重用19岁的青年英雄陈玉成，主持江北军事，显示出他用人的胆略和魄力。他争取主动，力挽危局，在清军全面进攻下，采取“南守北攻”的战略。在西线坚守长江中游重镇九江和瑞州、临江、抚州、吉安等战略要地，稳固江西根据地；在东线，固守天京东南的门户句容、溧水、镇江等。他通令各该地守将们坚守不战，用固守方针挫败了敌人的攻势，稳定了长江以南的军事形势。在皖北战场，则向清军进攻，陈玉成、李秀成等联络捻军，全力出击，屡败清军，收复了皖北、淮南许多地方。1857年五月，陈玉成部分道进入鄂东，太平军兵锋威逼武汉，迫使敌人从九江分兵北上救援。石达开南守北攻的战略，抑制了敌人的疯狂进攻，稳定了军事形势，特别是北线的进攻，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初步争回了战场的主动权。战争的胜利，又极大地鼓舞了太平军的士气，安定了人心，使天国转危为安。这一切表明石达开没有辜负广大军民对他的热爱和拥戴，没有辜负天王洪秀全对他的委托，也表明他忠于天国事业，忠于天王洪秀全的一片赤诚之心。
天国的形势稍微有了转机，洪秀全又把斗争的目光转向内部。原来，洪秀全并没有从天京事变中吸取正确的教训，杨秀清独揽大权和逼封万岁的情景不断在他眼前出现，因而他时生疑忌。尤其是眼见石达开辅政，功绩卓著，又见石达开“所部多精壮之士，军力雄厚”，对其兵权的集中更为忌讳，再加上石达开为首义之王，威望极高，这都使洪秀全深为不安，他“时有不乐之心”，日夜思虑，“深恐人占其国”，使洪氏一家一姓的天下失之旦夕。他从维护洪氏集团的统治地位出发，对石达开进行限制，排挤。遂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又封其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干预国政，以牵制石达开。洪秀全对安、福二王的封赏，由他自己直接破坏了太平天国前期非金田同谋首义、建有殊勋者不封王爵的规定，也是他组建洪氏集团控制天朝政权的开始。接着，他又“专用安、福王”，使“主军政”。在挟制、架空石达开的同时，还要夺取他的兵权，“终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甚至发展到对石达开有“阴图戕害之意”。这种无理的刁难、挟制和阴谋陷害，实际上使石达开已无法施展其聪明才智，已无法实现匡国辅政的志愿，石达开也对洪秀全及其集团能否继续保持太平天国和建立统一的“天朝’失去信心和希望，不禁发出“忠而见逼，死且不明”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