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被逼出走前，怎样对待洪氏集团的挟制和谋害，他的面前有这样几条道路。取而代之、解甲归田、叛变投敌、束手待毙、率军远征。石达开和他的亲信将领，对当时形势是非常清楚的，深知他们不可能以“愚忠”来取得洪秀全的谅解和信任。有谋士劝他从刘邦诛杀功臣韩信的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并提出取洪秀全而代之的建议，但石达开以“惟知效忠天王，守其臣节”，坚决予以拒绝。在当时敌我双方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解甲归田，洁身引退的路也是难以走通的，他只好把希望寄托于“唯其妖灭尽，予志复归林”。至于叛变投敌更不是他能干出来的事情，最后只好以率军远征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另一次内部残杀，以保存革命力量，还可以另辟根据地，剿除妖魔，开疆报国，这实在是石达开这个农民英雄在无力解决内部矛盾的情况下被迫选择的唯一出路。
1857年6月2日（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石达开离开天京，前往安庆，一路张贴布告，表明“吾当远征报国，待异日功成归林，以表愚忠耳”的原因，从此离京远征，一去不返。许多将领激于义愤和对他的敬仰，纷纷带队跟他出走。出走的太平军将士约有二十万人。太平天国一时出现了“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局面。清军乘机反扑，天京外围许多地方又陷入敌手。洪秀全见此情景，大为恐慌，多次派人请石达开回京，石达开均不予理睬。
石达开出走造成了天国军事力量又一次重大分裂，以及由此而对天国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石达开是被迫出走的，天王洪秀全应对此负主要责任。这次石达开被逼出走而引起的天国力量的又一次分裂，使太平天国的形势更加困难了。
太平天国的婚姻制度
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义时，起义群众大多拖儿带女，举家参加。这使太平天国不仅仅是一支单纯的农民起义的军队，它实质具备了军事社会集团的双重性质。为了战争的需要，起义一开始，洪秀全就发布了“别男行女行”的命令，声称“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并在《太平条规》上明文规定，“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所以太平天国把参加起义的男子编入男营，女子编入女营，严禁男女聚首，虽夫妻亦不得同宿。实际是拆散了夫妻，取消了家庭，实行禁欲主义，暂时否定了婚姻生活。为了严明夫妻分居的“馆制”，太平天国规定，若有夫妻“私犯天条”，“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决无宽赦。”梁郭溱同其妻韦大妹不遵规定，屡次私行合好，最后夫妻二人均被杀。又如萧朝贵之父，在长沙途中，密招朝贵母同卧，而萧朝贵竟斩其父母。即使对身居高职而违反天条的官员亦严惩不贷，如镇国侯卢贤拢也因夫妻同宿犯天条而被革爵。这种拆散夫妻、废除家庭的制度直到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一年半后才发生了变化。1854年9月29日通过天父下凡传旨：“铺排尔一班小弟小妹团聚成家。”4个月后，大约在甲寅四年十二月至翌年（乙卯）正月，“许男女配偶”，天京城中男馆女馆解散，恢复了夫妻家庭生活。
太平天国对其内部的男女实行严厉隔绝，以至拆散夫妻的共同生活，然而“天朝”的领袖人物却因袭了封建的多妻制。他们广选嫔妃，妻妾成群，过着帝王式的淫奢生活。洪秀全自金田起义后至永安，有36个女人。至天朝末期，共有妻妾88人。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颁发多妻诏，“诏定东王西王各娶十一人，南王至豫王各娶六人，高级官三人，中级二人，低级一人。”自高而低，依次递减，上多下少。不仅仅是洪秀全，“天朝”中的其他诸王也多置妻妾。多妻是“天朝”高级官员的特权，低级官员和其他军民“一人只许娶一个妻子”，违反者为犯天条，将斩首不留，所以天朝官员曾多次颁谕声称“一夫一妇，理所当然”。太平天国没有实行人人平等，统一规范的婚姻制度。即使是对下层军民要求的“一夫一妇”，也并非从改造传统婚姻陋俗的角度出发，主要还是从“邪淫最是恶之魁”这一“禁淫”要求来作现实考虑的。
1854年底，太平天国虽下令解散了男馆女馆，恢复了夫妻生活，并许未婚男女配偶。但很大一部分功臣将士是由天朝媒官掣签分配妇女的。当时天朝专门设立媒官负责男女配偶之事，凡男女15岁以上至50岁者，皆报名指配，官高者得多人，以次递减。由于媒官掣签指婚，于是“有老夫得少妻，童子获衰妇者”。这种用媒官任意指配的方式，给太平天国不仅带来众多危害，更未能跳出封建强制婚姻的窠臼。当然，太平天国也留有青年男女“爱情的结合”的自由婚姻的痕迹，这种自由婚甚至自由到“涉外”的程度。忠王李秀成爱女金好与英籍太平军军官埃尔相亲相爱，他们敢于对抗来自世俗和家庭的阻力，最终忠王夫妇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宽容和开放，接受了这桩异国的婚姻。希腊籍太平军军官腓力普与中国女子结婚虽然由一出英雄救美人的喜剧促成，但都是出于他们双方的自愿。太平天国内部的自由婚主要体现在“天朝”上层的家族中。即使如此，这些零星可见的自由婚例只能视为天朝内特殊事件，不是普遍的制度。
太平天国主张废除中国封建婚姻的繁文缛节，代之以新的宗教仪式。《天朝田亩制度》明文规定，“凡两司马办其二十五家婚娶吉喜等事总是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旧时歪例尽除。”根据上文的规定，太平天国的确改变了一些“旧时歪例”，诸如选择吉日的迷信，以及致送聘金等。但对传统婚姻旧俗并非革除净尽，如新娘将下垂的长发挽起成髻，以及新郎于夜间率乐队、灯笼、轿子和骑着马的友人（首领结婚则尚有旗帜、仪仗等）至女家迎娶等还仍旧保持着昔日的风俗。太平天国在革除传统婚礼的同时，制定了极为庄严的宗教婚礼仪式，这种仪式从初期至后期经历了由简单到完备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干王洪仁玕抵南京后，用一种十分类似英国教堂所举行的仪式来进一步改革婚礼。但太平天国首领或上层家族结婚与下层军民截然不同，他们往往大操大办，举行隆重庆祝的盛大宴会。太平天国虽然废除了传统婚俗的繁文缛节，但上层家族的“隆重盛典”式婚姻仪式似又罩上一层新的繁缛阴影。
太平天国在恢复了家庭制度后，一般军民要经直接上级批准，始可结婚。太平天国特地任命“婚娶官”来专门负责男女婚配事务。男女婚姻必须经主管官申请由婚娶官发给称为“龙凤合挥”的结婚证书后，婚姻才成。合挥上载有男女双方的姓名、年龄、籍贯及参加太平天国的时间，再盖上龙凤官印。合挥一式两份，一份保存在政府主管部门，另一份发给结婚当事人，中缝还写有号码，以备对勘。合挥作为“结婚证书”，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使婚姻具备了法制的色彩。另外，太平天国内部婚姻一旦缔结之后就永远不能解除，这对中国传统任意出妻鬻妻的陋俗是个否定，是保护处于奴隶地位的中国妇女的一个重要措施。《天朝四亩制度》中有“凡天下婚姻不论财”的规定，这是一个否定了封建买卖婚姻制度的原则，尽管它还没有否定封建买卖婚姻制度。
太平天国实行了一项前后迥异的婚姻政策，其根本原因是战争和军事斗争的需要决定的。太平天国起义后，男女分营，拆散夫妻，实行禁欲主义，显然既不是某种文化传统的继承，又非宗教信仰使然，而为军事需要起见，以加强太平军的纪律性和提高其战斗力，且果收殊效。太平天国领袖们声称，为“享天福’，必先“脱俗缘”、“脱凡情”，并向天朝军民许愿，“至金陵登天堂，许夫妇团聚。”这是通过类似宗教式的说教给天朝军民虚送一种精神慰藉，使之去主动承受那违反人性的心理及生理上的负荷。许愿只是许愿，到了建都天京以后，又许诺说要到平定天下后再许完娶。然而，天朝军民即便再愚钝，但由于“男女分别”政策太远离人情，严重脱离了群众，不禁怨恨渐生，军心动摇，太平天国不少军民怨悔逃离，严重威胁了革命军的力量。所以，到南京后难“许男女配偶”。
戊戌政变
一种意见认为，戊戌政变前夜，康有为等维新派为了排除障碍，争取主动，确实有过密谋，想说动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处决荣禄，然后派兵进京，包围颐和园，捕杀住在那里的慈禧太后。主要依据有：1898年9月28日，清政府杀害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后，第二天以光绪帝的口气发过一道上谕，其中说：“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与康有为过从甚密的王照，在一份材料中也写道：“梁启超、谭嗣同于初三夜往见袁，劝其围太后”；毕永年在他的《危谋直纪》中也确认有此事，毕是当年受命捕杀慈禧太后的当事人。
另一种意见认为，这种传闻难以令人置信，不过是清政府为了耸人听闻，借以说明维新派大逆不道，对他们严惩有理而编造。康有为本人曾多次加以否认，1900年他在给一位英国人的信中明确指出这是胡说，1908年他在《上摄政王书》中，又加以否认，说此事是“逆臣袁世凯无端造出”，才传开来的。
光绪帝到底参与了没有？一种意见认为，此谋不仅实有其事，而且光绪帝也参与其中，是他命令袁世凯具体实施。如果没有光绪帝的共谋，维新派决无这样的胆量。其主要依据有；随侍光绪帝多年的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一书中记载：政变前夕，当西太后盛怒还宫时，指责光绪帝：“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和乎？”足见慈禧此时已掌握光绪与康有力等串通密谋的证据；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一书中有比这更明确的记载，说到慈禧太后破口大骂光绪：“尔竟欲囚我于颐和园，尔其禽兽不若矣；”袁世凯的一名幕客，在《古红笔记》一书中也有具体的记述，写到光绪帝曾亲自召见袁世凯令其带兵围困颐和园；英人濮兰德等在《慈禧外传》一书中有同样的记载：“初五日晨，袁请训往天律，帝召见于乾清殿……告袁以所定机密之谋，命袁往津，即于督署内捉杀荣禄，随荣兵星夜入都，围执太后”。
另一种意见认为，光绪帝根本没有参与此谋，也不知有其事。袁世凯在他的《戊戌日记》中，提到此事的共有三次。一是说谭嗣同确曾前来拜访，请他举兵诛荣禄，围颐和园，并说有朱谕在手，但拿不出来；二是当袁向光绪“请训”时，劝光绪对变法持慎重态度，光绪颇为动容；三是当袁世凯回天津向荣禄告密时，一再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可见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人包围颐和园的计划是瞒着光绪帝的。
袁世凯则竭力否认光绪参与此事。有的论者认为，袁世凯否认此事，是有用心的，并不说明光绪帝与此事没有干系。因为戊戌政变后光绪被囚禁，郁郁寡欢。当他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清政府的实权掌握在摄政王载沣手中，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对此袁深感危险，如果他不把康有为等与光绪帝分开，开脱光绪帝与密谋关系，那么他向荣禄告密，出卖康有为等人，也等于出卖了光绪帝，对他的地位不利，是不得已而如此作为。
另一种意见认为，袁世凯是当事人，他记述此事时，还是慈禧当政时期，光绪帝已是阶下囚，也估计不到光绪的亲弟弟会当摄政王。如果光绪帝确实参与了密谋，他实在没有作否认的必要。更何况日记是密藏起来的，如果不是自己公布，旁人无从知道。
宋元明清时期
晚清权监势力
太监，作为被皇家役使的对象，从总体上说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然而，该群体又专门服务和完全附属于皇家，不免是一个寄生性的社会赘疣，并且，因为与皇家权贵形影相伴的特殊条件，及其内部管理体制上的需要，也总有少数太监爬到比较高的地位，甚至窃取干预朝政的相当权力，扰乱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清朝前期，由于统治者尚能注意总结和汲取包括太监干政在内的过去王朝施政失败的教训，整肃纪纲，对太监约束较为严格也较为有效。顺治帝时，特铸铁牌立于内务府和交泰殿内，上面载有皇帝敕谕，宣明以明朝阉侍害政祸国为鉴，严禁太监干政。康熙帝登基之初，即将原太监系统的“十三衙门”尽行革去，只设从属于内务府的“敬事房”作为太监的专门管理机构，并修撰《国朝官史》，详定宫制。乾隆时又作出太监官衔最高不超过四品的规定。有关种种法规，切实执行。
清朝后期，国势江河日下，朝政日益腐败，弊端愈形严重，情况较前发生明显变化。有迹象表明，自道光朝开始，皇帝对所喜爱的太监就有所放纵，至咸丰朝更变本加厉。特别是从慈禧太后柄政的同治朝开始，女主对亲信太监的利用、纵容和封赏，愈加漫无限制，开晚清权监势力彰明之门。
慈禧之所以违反祖制，大用太监，有以下几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