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就是在宫廷中服务的阄人，而阉人是指割掉外生殖器的男人。太监们因没有了外生殖器，不仅丧失了性爱的能力及生育力，而且由于雄性激素不再分泌，“去势”的太监们会失去雄性的外貌特征，比如没有胡须、说话声音细尖、体态如女性般丰腴，从小“去势”的太监甚至会没有喉结等等。太监这种封建帝制的特殊产物，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中才有的，据考证，在古代的波斯、印度等都曾有过太监。而在中国，太监的历史不但源远流长，而且许多太监官至一品，操持过国家大权，中国的太监在历史上曾扮演过如此重要的角色，倒是世界上所仅有的。
据考证，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期，阉割之风便兴起了。起初“去势”是作为一种刑法来制裁有罪人员的，后来这些没有了生殖器的人走进了宫廷，专门负责侍奉宫中的皇帝、皇后及嫔妃们。这些刑余之人进入宫廷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但当时在宫中侍奉皇室的人不全是阉人，像汉朝时期的李延年，因他相貌俊美，不仅在后宫染指皇帝的嫔妃，还兼职男宠。到了东汉时期，汉光武帝为了让后宫不生淫乱之事，为了维护皇室的威严，下旨令为皇室服务的所有男性全部“去势”。这种方法自这时起，便被历代的君王沿用至清朝。这些“去势”的男人明朝以前被称为宦官，自明代以后便以太监的称谓正式出现在史书上了。
一个堂堂的男人被割去生殖器，被剥夺了生儿育女的权力，这在重视子嗣延续、家族血脉承传的封建时代是迫不得已的。而太监们多是苦寒人家的子弟，因为家贫无以生计，才不得已而入宫当太监的。作为一个太监，他需要承受的不仅是生理上的极大痛楚，而且还要饱尝世人的不齿及心灵上的巨大创伤。虽然有过一些权贵一时的太监，如魏忠贤、李莲英等，但绝大多数的太监的境遇是十分悲惨的。在宫里时要尽心侍奉，待老年力衰后，只能流浪街头，孤独地死去。可以说，太监是封建君主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可怜人。而君王制度为了维护其所谓的尊严，竟将一个个威风八面的男人变成了男不男、女不女的畸形人，封建社会的血腥与残忍昭然若揭。
太监作为封建帝制的牺牲品，本应得到世人的同情与理解，但在许多史书中，太监多被视为祸害。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太监有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礼教外，更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不少宦官擅权，危害国家的太监。从秦朝的赵高，到明朝的刘瑾、魏忠贤，再到清朝的安德海、李莲英等均是祸国殃民、臭名昭著的擅权大太监。作为贴身侍奉皇室的太监们，不仅最接近权力的核心，而且与皇帝天长日久在一起，最容易博得皇帝的好感，也最容易成为皇帝庇护下的特殊势力。再加上太监们深处皇宫，与宫外不相往来，皇帝对他们最没有戒心。像明朝的大太监魏忠贤，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魏忠贤是个聪明人，最擅长的是察言观色及左右逢源，当他看到皇帝的乳母客氏很得信赖时，便主动与客氏接近，跟客氏结成了“菜户”（即名义上的夫妻）关系。在进一步得到了皇帝宠信后，便开始利用皇帝的信任，卖官敛财，横行朝堂，攻伐异己，以至于凡是不给他送礼，不向他献媚的大臣，竟无法面君，可谓猖狂之极。当清军在关外频频进逼之际，魏忠贤因守疆的官员与他不睦，居然把急奏压而不发，蒙蔽圣听。
与魏忠贤的大胆妄为“相映生辉”的，还有秦朝的太监赵高，赵高在秦始皇病死在出游途中时，他秘不发丧，并且把秦始皇传位于扶苏的遗旨矫改，让与他关系亲密的秦始皇二子胡亥承继帝位。更有甚者，是赵高怂恿秦二世胡亥杀死了自己的胞兄及守边大将蒙恬，引诱胡亥纵情声色，令兴盛的大秦王朝仅传二世便早早覆灭，秦朝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一个太监，居然能决定国家政权的归属，而且能断送一个强大的王朝，赵高的行径，恐怕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台湾作家柏杨曾在《多妻制度》中说过：“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我想活生生把男人的生殖器割掉，恐怕不算是仁也不算是义也。可是这种割掉生殖器的宫廷制度，五千年来，包括所谓圣人的朱熹先生和王阳明先生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它不对劲，真是怪哉怪哉！”当然，太监这种“不仁不义”的产物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不绝，而且没人“觉得不对劲”，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这种宫廷制度符合封建君主统治的需要，随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帝王统治的覆灭，太监便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国古代最早的“冰箱”
你相信在古代人们已经能够制冷了吗？考古证明，制冷技术在古代已经发明。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伟大的诗人，他创作了充满激情的诗篇 《楚辞》。在《楚辞·招魂》一章中，屈原满怀对农乡的热爱，将楚国当地的饮食融进了诗文，诱导那些楚国的亡灵要留恋故土，不要远去。屈原所记的楚国美食中不仅有五谷饭食、鸡鸭鱼肉，当然还有掺着甜甜蜂蜜的美酒，而且还特意提出了滤糟的冰冻酒。而这种冰镇酒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离楚地不远的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了一种器物——铜鉴缶，它就是中国古代南方的一种冰镇器，考古学家称之为冰鉴，其作用相当于现在的冰箱。
这件铜鉴缶高63厘米、长宽均76厘米、重168.8千克。整体为方鉴内套尊缶的形式，上有镂空盖。盖身正中有方形孔，正好套住尊缶口。尊缶有盖，溜肩，下腹内收，底部有三个榫眼。方鉴底部与尊缶榫眼相应部位安有三个弯形栓钩，尊缶放入时，栓钩与榫眼恰好扣合，其中一只拴钩还装有倒钩，拴钩插入后，倒钩就自动倒下来卡紧，使尊缶不能摇动。
方鉴腹部和四角有8个龙形耳，龙头顶承8块方形和曲尺形的铜勺，是舀酒的用具。把这种铜鉴比作冰箱，从冷冻的作用上讲，可说是名副其实。
铜鉴是通过鉴和缶中间大量的冰块来达到冷冻的效果，有人怀疑春秋战国时期是否具有制冰和藏冰技术。大量的文献和考古遗迹已经证实我国在很早的时代就已发明了藏冰的方法。藏冰的地方，称为凌阴、凌室、冰井、冰窖等。历代王室必设藏冰机构，有专人处理有关事务。
有的地方政府乃至民间有财力的人家，也建有藏冰设施，以备夏季使用或出售牟利。如近3000年前的周代就建成了“冰库”，而且还配置了管理冰库的专门官吏，名叫“凌人”，掌管凿冰、藏冰、颁冰诸事，所藏冰主要用于王室成员的饮食。南方春秋时的吴国和楚国，也建有相当规模的冰室。史书记载，楚臣申叔豫在夏日曾以冰为床，穿着皮衣躺在上面。在今郑州延津县西南20里有一处冰井遗址，传说为战国韩襄王建的藏冰之所。在陕西宝鸡古城村，曾发掘出春秋时期秦国的一个冰窖遗址，能贮存100多立方米冰。可见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周王室有专管藏冰的官吏，诸侯列国也争相仿效，以藏冰为本国的一件大事。在每年的寒冬时节，凌人指挥奴隶们将河中的冰凿成长方形块，运到专门的大房子里堆砌起来。春天人们整理盛冰用的铜鉴缶，到了夏天便随时提供冰块，用于祭祀、宴客。由于能贮存冰，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就有冰可用了。曾侯乙墓冰鉴的发现，与古代文献关于春秋战国时期流行在夏季饮冰镇酒的记载正相印证。
更令人赞叹的是这个铜鉴的制作工艺非常精湛。器物上有许多镂空装饰，透视有若干层次，缶采用失蜡法铸造，即先用蜡做模，模外做范，加热烘烤使蜡模融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了一个空壳，再将青铜溶液浇灌至空壳内，就可铸成所需的器物。这说明在2400年前的战国早期，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整件冰鉴制作匠心独运，集实用性、科学性与艺术性于一体，在中国古代的冰镇器具上实属罕见。
《山海经》
距今2000 多年前，中国有一部集天下山川、民俗风物及神话传说于一身的奇书，叫《山海经》。这部书共18卷，分《山经》和《海经》两部分。
《山经》以五方山川为纲，记叙了古史、草木、鸟兽、神话、宗教等资料，包罗万象。《海经》记叙地理方位，外国异人的状貌和风格，怪诞离奇。在中国，千百年来一直有专家学者在考证它。如今，在全世界，如日、美、俄、韩等都有它的专门研究者。
《山海经》为什么这样令人关注？它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众说纷纭。
有人说它是“地理书”，因为它以古代中国为中心，记载了东达太平洋，南至南海诸岛，西抵西南亚，北到西伯利亚的550座山、300道河流和40多个古代国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地理资料。
有人说它是“方伎书”，把它归于阴阳五行类。指它根据实物的外形、方位，能判别贵贱吉凶。
有人说它是“小说神话书”，根据是该书的内容都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轶闻琐事。著名作家茅盾先生赞它为“神话总集”。
大多数人认为它是一部“巫书”。是一本“巫”这种行业的教科书。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山海经》记载的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
在中国古代（外国亦是）巫的地位很高，极受尊敬。巫被认为是介于人和神、鬼之间最有知识、最有文化的人。说《山海经》是巫书，有三点能作为确凿的证据：
其一，《山海经》收集的山川资料极为丰富，是巫必须熟知的常识。
因为古代帝王极为重视对山川的祭祀。祭祀的仪式由专门的巫师承担。
那么，对山川的名称、特产、主司神祇等等都能在《山海经》中找到答案。
其二，《山海经》中记载了天上的神，如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也有地上的神，如山神、土地，还有君王的历史、谱系等等。因为古代巫史不分家，这些史实也必须是巫师烂熟于胸的。
其三，《山海经》中记载了祈祷天地，驱除鬼神的手段和治病疗疾的一些方法。因为古代巫医不分家，掌握这些知识也是必需的。
如此看来，称《山海经》为巫书，还是有道理的。但是，它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巫书，它的价值是极为巨大的。
首先，它有极大的文学、美学价值。《山海经》中有大量的神话传说．如“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等优美的文学形象，世世代代流传，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宝库。想象之丰富，描绘之离奇，情节之生动曲折，令人赞叹不绝。
其次，它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它记叙的历史、地理等资料，虽然与实际的人和事未准确对上号，但对山川地质物产的记叙确实非常精确、详尽，为后代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线索。另外，使今人对古代中原地区诸部落的杂居、征战、互相吞并的大致情况，有个清晰的轮廓，也是难得的宝贵材料。
那么，这样一部奇书、宝书，它的作者是谁呢？
《山海经》作者之谜，从西汉至今一直众说纷纭。
西汉刘秀（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认为是大禹时代，伯益所作，肯定该书有明确的作者，时间也非常之明确。
宋代大学者朱熹认为《山海经》的作者是“战国好奇之士”，说《山海经》并非独自创作，而是根据《天问》、《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书所记的事物加以夸张描写的。不能肯定作者是谁，但肯定了大致成书年代。
近代学者基本同意上述观点，并考证出，在战国时期的《鲁语》、《晋语》、《庄子》、《周书王会》、《楚辞》、《吕氏春秋》等书中，都引用过《山海经》的内容。
更多的学者持与上述不同的观点。认为《山海经》是由民间口头文学流传而来，从荒蛮的远古，人们口耳相传，一代一代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演变增益，最后才见之于文字。成书约在战国之前，成书后仍有后人修订。因此，说它是某一时代某一个人所著都是不科学的。
由于《山海经》描绘了一些异国情调的海外风物，又引起了海外学者的遐想。
有人认为，《山海经》中有长耳、奇股、三足等怪人形象，与希腊神话中的怪物相似，因此，它有可能来源于希腊。
有人认为，它的怪物图像与印度婆罗门教的怪神图像相似。据此推断，《山海经》的作者是墨子的学生印度人的作品，他们把由印度到中国的沿途风物与婆罗门教神话糅合所作。
还有人认为，《山海经》是阿拉伯半岛的地理书。它的作者是古代巴比伦人，战国时由波斯带到中国，辗转笔录而成。
尤为有趣的是，有一位美国学者亨利特·默茨居然不畏艰险，跋山涉水徒步进行实地考察，竟发现书中所记与实际地形完全吻合，肯定了这段路程是从美洲到南美洲的山山水水。为此，他把这一发现绘成地图，并著有《几近褪色的记录》一书。
这真是谜外有谜，这本奇书更加妙趣横生了。
西施失踪
中国古代的成语，许多都是由一些脍炙人口的故事演化而来，“东施效颦”就是一个。这则成语是讽刺胡乱模仿，适得其反的。故事中的东施是一个丑女，看到西施抬手置足处处惹人怜爱，羡慕极了，也模仿西施。有一次，西施有病了，捂着心口，皱着眉头，很难受的样子。东施认为这也很美，就整天地皱着眉头，垂着发髻、忸忸怩怩，到处走，丑态百出，街坊们见了都恶心，躲着她，以为她是精神病，可是她却沾沾自喜。
其实，故事中的西施并不是姓西名施，而是姓施，名夷光，是春秋末年越国苎罗山下西村的女子。因为长得如花似玉，貌美绝世，远近闻名，所以人们不喊她的名姓，只把这位西村的施家姑娘，称作“西施”。
西施的故事得从吴越之战说起。
春秋末年，中国还未统一，许多小国各踞一方，互相吞并，战火不断。
在长江下游一带，有两个国家是生死对头。北边是吴国，吴王叫阖闾。南边是越国，越王叫勾践。西施就是越国人。公元前496年，吴王发兵攻越，越王一反常态，不正面对阵，却组成一支队伍作先锋来到吴军阵前，他们拔出刀来并不与吴军厮杀，而是排成两行，一个个从容自刎，挨个倒在敌人眼前。这是什么阵法，真是匪夷所思！就在吴军目瞪口呆之时，后面的越军已经杀过来，喊声震天，令人心惊胆颤。吴军不知所措，顿时大败，阖闾也受了重伤，阖闾又气又恨离开了人世。
阖闾的儿子夫差继承了王位，念念不忘杀父之仇，天天练兵，一心备战，终于在两年之后和越军大战一场，一下子战胜了越军，把越军困在会稽山上，越王勾践放下武器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