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疾风知劲草”。大风来了，所有的草都倒下去，只有山顶上有一种草，可以作药用的，名叫“独活”，在海拔很高的地方，所有草都不生长，只有这种草生长，这就是劲草。人世间的那些英才们就是古诗中所说的“劲草”，就是孔子所说的“松柏”精神。
小人在治世时与君子一起，有时难辨忠奸。但在利害关头，遇到变乱，君子的高尚气节就显露出来了，就像严冬的松柏一样，即所谓“士穷见节义，世乱显忠臣”。
文天祥生于南宋末年，是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他从小在父亲督导下认真学习，尤其爱读忠臣传，渐渐树立起爱国思想。
1274年12月，元军自汉水渡江，淮西制置大使夏贵领战船300艘逃跑。鄂州都统程鹏飞投降。当时，文天祥正在赣州做州官，在此之前，他因主张抗战，屡遭打击。宦官董宋臣奏请迁都四明，文天祥上书予以痛斥，奏请处死董宋臣而未被采纳，便愤而辞官回乡。
1269年文天祥被任为湖南提刑，同年，改知赣州。谢太后号召各地勤王，文天祥接到朝廷诏书，立刻招募了3万人马，准备赴临安。与文天祥一样响应勤王号召的还有郢州守将张世杰。元将伯颜带兵到了离临安只有30里的皋亭山。朝中大臣包括左丞相留梦炎都弃官逃走。文天祥、贾余庆等几位大臣一同来到伯颜营中。那里的气氛十分紧张。文天祥义正辞严地提出了两国谈判的条件，要求元军退到平江或嘉兴，然后再商议。伯颜不肯，并以死来威胁文天祥。文天祥响亮地回答：“我早已准备一死报国，哪怕刀山火海，我也不怕。”伯颜毫无办法，让别的使者先回临安去跟谢太后商量，却把文天祥扣留下来。一日，文天祥正在吃饭时，遭到元军偷袭，猝不及防，不幸被俘。当他被押至元军统帅张弘范面前时，拒绝下跪，痛骂不已，只求速死。张弘范将他严密关押起来。
1279年正月，张弘范将文天祥关在船上，率水军从潮阳出发，大举进攻崖山。经过珠江口外的零丁洋时，文天祥想起数年来的艰苦征战，感慨万千，写下了《过零丁洋》一诗。张弘范原是宋将，投降元朝后受到重用，又统兵攻打宋朝。也许是他良心未泯，看到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后，不由得失声赞叹：“好人好诗！”此后，不再对文天祥进行劝降。
文天祥抵达大都（今北京市）后，元朝统治者一心欲劝降他，以笼络宋朝遗民之心，就将他视为上宾，安置于华丽的会馆中，以美酒佳肴招待。他已抱定殉国的决心，面对佳肴，他不屑一顾，终日只是身穿朝服，朝南而坐。文天祥早年生活舒适，如今在冬寒夏热的牢房中遭受折磨，他处之泰然，利用有生之日，写下《正气歌》等不少不朽的诗篇，抒发他的爱国之情，表达对国破家亡、又无力补天的悲愤。前后共800多首，被人们编为《文山先生全集》，广为流传。
1283年12月初九，京城柴市刑场上，戒备森严。文天祥神色从容来到刑场，他向旁边的百姓打听哪一面是南方，百姓们指给他看，文天祥朝着正南方向拜了几拜说：“臣报国至此矣！”之后，提笔写下了最后两首七言律诗，在写完最后一个字后，掷笔于地，欣然引颈受刑，这一年，他刚满47岁。
南宋将亡时，出现了文天祥，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亮点。虽然他没能力挽狂澜，但他那种松柏后凋的凛然大义和耿耿丹心，却永远留在了史册上，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些动人的事例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有在关键时刻，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精神与斗志；只有在危难之际，才能考验一个人的气节与品质。所谓“真金不怕火炼”，如果本身是蜡做的，一掉到火里就立即融化，再也看不到它的坚持了。所以我们究竟想要自己成为“真金”还是“蜡人”就要看平日里怎么修炼自己了，只有在平时树立远大的志向、通过坚韧的意志去一步步向着目标前进、不为眼前的困难干扰我们的斗志，总有一天，就会把自己炼成“金”，那时，离成功就不远了。
做自己份内的事
【儒家语录】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正言正说】
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要考虑那个职位上的政事。
俗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人都应该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孔子是主张积极入世的，他所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治事原则：其一，不要随便议论、批评自己本职工作以外的事情；其二，不要越俎代庖，超越自己的职责、身份去染指他人的职事。运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原则，注重实干，少发议论；提倡人人干好本职工作，避免相互内耗；严明责职权限，根除踢皮球乱扯皮现象；可以避免外行干扰内行和不经切身经验、不明情况的胡乱干预。对于一个国家或组织来说，无疑是一种提高组织效率的有效办法。
这也是告诉我们，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不在其位不了解情况，隔行如隔山，谈论起来于事无补，反而添乱。还是素其位而行，安守本分为好。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涉及到儒家所谓的“名分”问题。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则有僭越之嫌，就被人认为是“违礼”之举。“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就是要’安分守己”。这在春秋末年为维护社会稳定，抑制百姓“犯上作乱”起到过重要作用。
孔子这句话流传至今，对我们为人处世有什么启发和指导意义呢？那就是不该你干的事就别干，否则会费力不讨好。每个人在社会上和家庭中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位置都有固定的权限。由于权力所限，最好不去考虑或从事自己权限之外的事情。去涉猎超越自己权限之外的事情，你就要因此而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而这责任和义务本来是应该由别人来承担的，你额外揽来的“瓷器活儿”，往往会给你带来麻烦。你干好了，等于抢了别人的机会和功劳，干坏了是自取其辱。自己好心好意付出了那么多心血和精力，效果却不好，何苦呢？
汉文帝时期的陈平就是一个“不在工其位，不谋其政”的典范：
汉文帝时期，大功臣周勃被封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周勃与陈平共辅国政。汉文帝一日临朝问周勃：“天下凡一年内，决狱几何？”周勃回答不出，文帝又问：“每年钱谷出入多少？”周勃又无言以对。汉文帝心中不快，转问陈平，陈平从容奏道：“这些事自有人知道。决狱几何，可问廷尉；钱谷多少，可问治粟内史。”汉文帝听了很恼火，就责问陈平：“照你这么说，那你宰相是干什么的？”陈平又从容回答说：“宰相的职责，上佐天子，下抚百姓，内使卿大臣各尽其职。”陈平这番话答得何等巧妙。意思是说：当宰相的就是考察各大臣是否尽职，至于像决狱、钱谷一类的具体情况，只要管这个部门的大臣了解就可以了。汉文帝原本以为陈平是在说自己问错了对象，这会才知道他是在说明各司其职的道理，立即转怒为喜，称赞陈平回答得好，讲得对。
有人认为陈平的这一回答是“狡辩”。但我们认为，这不仅展示了陈平作为政治家的气度，而更重要的是他懂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道理。丞相作为皇帝的直接助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职责就是“上佐天子，下抚百姓，内使卿大臣各尽其职”。就重视行政分工，强调各司其职来讲，陈平的答话，是非常正确的。
汉宣帝时，丙吉担任宰相，有一天，他在路上遇到民众群殴，死伤多人，他视而不见，过而不问。没多久，遇到有人赶牛，牛吐舌急喘。丙吉见到，停下来，问赶牛的人。这头牛到底走了几里路？随行官员认为出了人命不管，却关心起一头牛来，该问的不问，却问不该问的，不太应该。丙吉解释道：“人民械斗，是长安令、京兆尹的责任。而今刚过初春，天气还不很热，牛才走几步路竟然气喘不停，可能是气节失调的征兆。三公的职责是调和阴阳，我因职权所在，引以为忧，所以要问清楚。”是呀，丙吉如果在当时管理了械斗事件，岂不等于向人们宣示京兆尹失职了吗？街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你京兆尹因失察或失职不管，宰相去管，这也等于在责难京兆尹一样。京兆尹会感谢丙吉吗？绝不会的，不在其位，而谋了其政，其结果往往就是费力不讨好。
除孔子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外，《易传》中也说：“君子谋划事情不越出他的职位。”庄子也讲过：“厨子虽不下厨，主管上香祭神的人也跑不到肉案边去代他烹调。”
韩非子更强调严惩那些侵官越职管闲事的人。他曾讲了韩昭侯的一个故事，要求大家都应像韩昭侯那样执法严明，严惩下属的越职行为。
韩昭侯有一次喝醉了酒伏在几案上睡着了，专门为他管理帽子的人怕他着凉，就在他身上披了件衣服。韩昭侯一觉醒来，看见自己身上披了一件衣服，很高兴地问旁边的人：“是谁怕我着凉而给我加了衣服？”旁边的人告诉他是管帽子的人。韩昭侯一听，脸色立即晴转多云，并下令对两个人治罪，其中一个当然是管衣服的人，令人不解的是另一个竟是那个好心、细心的管帽子的人！管衣服的人没有干好本职工作，差点让君侯着凉，理应治罪；可是那个管帽子的人是有功之人呀，干吗不受赏反遭罚？韩昭侯说，他怕着凉，但他更害怕的是臣下们超越自己的本职工作去干别人的职事所带来的责职不明、秩序混乱等等祸害。
这虽是一个极端偏颇的例子，但也确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各守其位、各司其职的重要性。
让我们再联系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这样说，你不能替爱人去上班，你不能替孩子写作业，你不能替领导去表态，你不能替下属做细活，你不能替同事去邀功，你不能替交警指挥交通……有些事情你不该干，有些事情你也干不好，所以归结起来还要强调一下那句话：不该你干的事就别干，否则会费力不讨好。但有件事情还得补充说明一下，危难时刻的见义勇为你就要灵活运用孔子的这句训诫，如果你当时恰好在现场的位置，那么你就等于在其位，我就要用适当的方式谋其政了，或者报警，或者挺身而出，或者保护好证据，而不能仅仅当个旁观者。
博采众长，择善而从
【儒家语录】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正言正说】
大概有一种自己不懂却凭空妄为的人，我没有这种毛病。我是多多地听，选择其中好的来接受；多多地看，全记在心里。这样的知，是仅次于‘生而知之’的。”
一门知识，一个道理，往往与外界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里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现象与本质可能相符也可能相悖，要掌握一门知识，懂得一个道理，不博闻、不多见，就难以纵横比较、全面思考，很难准确地选择并把握“善者”。人由于自身学识、心理、情感等因素的影响，对一个问题的理解，一门知识的掌握，如果不是在博闻、多见的基础上甄别、取舍后得来的，很可能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影响，而认识得不全面、不准确。
所以，无论从客观上讲，还是从主观上讲，求知离不开“博闻”、“多见”，但更要“择善而从”。谁能坚持这样做，谁就能求得真知。
医学家李时珍能编纂成《本草纲目》这本医学巨著，在于他能“遍尝百草，去伪补缺”；而从其治学态度、方法而言，正得力于博闻多见，择善而从。
李时珍出生在湖北蕲州瓦硝坝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一天，李时珍出诊回来，一个姓庞的打鱼人焦急地赶来把他请去，说他的妻子得了急症，让一位江湖医生给开了个方子，不料药服下去，病势却变得更重了。老庞望着昏迷的妻子，急得直流眼泪。
李时珍摊开江湖医生开的药方，看了两三遍，又绐庞的妻子号了脉，觉得方子上并没有开错什么药。他立刻想到，应该检查一下药渣。李时珍发现药渣中有“虎掌”，方子上却没有这个药。再看方子上有“漏篮子”，药渣里却没有。这肯定是药铺里发错了药，错把“虎掌”当成了“漏篮子”。他知道虎掌有大毒，立即取出救急的药，叫老庞给妻子服下去，病人总算脱离了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