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卡生于1922年4月5日，是广东化州县双牌村人，1942年在韶关乳源县侯公渡知用中学读高中，在校组织读书会，办《播种》墙报，宣传抗日道理。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广州广东国民大学新闻系学习，一直投身学生运动。同时任广州《建国日报》记者，用“李卡”、“徐雪”、“上下大夫”、“吼天子”等笔名，在广州《建国日报》副刊《国风》、《文艺之叶》和香港《华商报》，发表有几十篇诗歌、杂文、通讯，以笔杆为武器，鞭挞国民党反动派。后由广州地下学联送进香港达德学院学习。1947年4月，党将他派往北江粤赣先遣支队，同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支队司令部参谋。
李卡才思敏捷，乐观向上，能文能武，作战勇敢机智，枪法准确。一次在晚会上因唱了一首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古怪歌》，他幽默风趣的表演唱给同志们留下深深的印象，从此大家都热情地叫他“古怪李”。1948年春，他离开司令部调往曲南大队任武工队队长，兼曲南区工委会主任。滃源、曲江一带的敌人在遭到曲南武工队的多次奇袭伏击之后，“古怪李”成为令敌人感到神秘可怕的传奇式人物。
1949年1月15日，他在曲江县沙溪乡宝山村张屋不幸被捕。在韶关芙蓉山监狱里，他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通过写日记、写信绐亲友，抒发热爱党、热爱革命事业的感情，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滚开吧——你，既不滚开又不投降，我们有权命令，太阳消灭你！”（1949年3月1日狱中日记）。在法庭上，他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9月4日（农历七月十二日）中午，在韶关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韶关机场。临刑路上，他昂首挺胸，沿途呼喊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牺牲时年仅27岁。现将烈士遗下的日记与遗书抄于此，以保持一份历史的真实，读后希望大家好好想想，什么是烈士情怀？
一、被捕日记
我不相信预兆，它实在没有科学根据，而事情的凑巧，却往往使人相信预兆——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夜晚（旧历十二月十五日晚），月光如画，我和坤、孜到宝山。一入门，只见一个老农病在床上，“唉哟”一声便死去。当时我们心里便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特别是坤，他马上说：“兆头不好！”那时已是晚上十时了，我说辛苦一点回凡洞去。坤又觉得倦了。后来便找到张屋村的一间禾草房去睡。天气有点凉，但连日的劳累，使我们睡得很熟，一睡到天大光还没起来，缺乏警惕，太平麻木，使我们在梦中被捕，敌人发现了我撕毁、吞食文件，立即搜身把衣服扯碎，打了我几拳，用枪托向我胸前击来。
敌头子李XX，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韶关见过他。一见他我便说：“你是李XX。”他感到惊讶。在X屋，他开始向我审问，我的答复使他做了哑巴。
刚被捕时，敌兵还不知道我是“古怪李”。后来听到李XX对他们说“古怪李”，走卒们马上把我扎得紧紧的，连行路也感到困难。
下午把我们解到沙溪圩，有少数不明事理的闲汉对我讥讽，大地主之子陈新德想用石头击我的头，我都以微笑的面孔答复他们。心里想，看谁笑得最后。
在新华屋过了一夜，敌人用木棒捆在我们的双脚上。衣服被剥去了，又没有饭吃，连水也不肯给一口。一个排长模样的走来叮嘱站岗的卫兵说：“他是‘古怪李’，一喝水他就会随地变的。”
卫兵不相信这样的神话，但向他要茶喝时还是不肯给，说这是上头的命令。很多散兵原是纯洁的农民，只是被迫才出来当差的。他们来问我、安慰我，还有的用责备的口吻说我麻木，他们要求我讲部队的政策、生活，我便向他们宣传，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有的说：“将来都是你们的世界”。有的说：“我们是被迫来的，我们希望你们快成功啊！”有一两个是“双枪将军”骂我们是笨人，说我们长年累月睡在山头，饿死我都不去。大胜的儿子很“有心”，常常来查看我的绳扎得紧不紧，木棒会不会松开。还说：“我请求大队长马上杀你，大队长答应了，明天就杀你。”这些恐吓吓不到我们，我们的回答是；“要杀就杀。”
说实在的，一个革命者他立定了为人民服务而工作的时候，死是意料中的事。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以使我屈服的呢？——这一夜冷了整夜。
一月十六日天未亮，我们的眼睛早已亮了。
清晨，华XX来了，他得意地说：“你也有今天！”这些不是讽刺，是仇恨啊！
又有几个士兵来跟我聊天，谈了很多同情的话。其中有一个思想不通的，说我们是“衰仔”，话一出口，就被多数人责骂：“你懂得个屁，我不靠他靠谁？”有一些还问我是否专杀逃兵，我把我们处理逃兵的政策、做法告诉他，指出那些都是谣言，他们也相信。敌人头子很快就知道，马上派一个排长来禁止和我谈话，并把士兵赶走了。
正午把我们解往乌石，一路上有人送香烟给我抽。
到了乌石一间中心小学的门前，大约那天是乌石街期，很多人来看我，来一个便有人介绍：？这是古怪李。”有些人想来问我们，但被卫兵赶开了。
大约停留了两点钟，我们被押至车站候车赴曲江。车站来往行人很多，许多商民、农民、铁路工人，以及一些小职员围着我问这样问那样，我便趁机宣传，说明蒋介石如何祸国殃民，讲明解放军是仁义之师的政策，反驳一切对红军的造谣污蔑。许多人用敬烟来表示同情，有些人还低声说话。
“他们有他们的道理。”
“他讲得对。”
“将来是红军的世界。”
敌头子李XX出来看见这情景，脸上有些红，马上命令卫兵逐开群众。
车上，敌兵如临大敌，上了刺刀，把我的脚捆得更紧，怕我们跳车，车上敌兵给我香烟，抽了几支便到了曲江。一下车便碰到了滃源的反动头子何XX。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十分得意地说：“古怪李，你真抵死！”他又向周围的人说：“我几乎被他杀掉。”这家伙以前被我们捉住，又放了。看来他并没有感谢我们的“不杀之恩”，反而把我们痛骂一顿。好吧，骂就骂吧！谁有心情和他辩驳？而辩驳又有何用？敌兵问我是否认得他？我说不认识。一个较坏的敌兵说；“古怪李这么多人识，乌石赴街的妇人都认得。”这些话使卫兵对我看守得更加严密。由一个排长带着整整一个班的敌兵监押着我。经过浈江河畔的时候，夕阳正照河心，映得路边的久经风霜的树叶一片金黄。分别几年了，浈江的流水啊，记得我还是你的恋人！
轻松的步伐架着沉重的心。过东河坝桥的时候，我想投河。敌排长命令：“看住呀！”船上的蛋民投来惊奇的眼光。
到了县府，把我绑在一支电灯柱下，又是一群敌兵上来问三问四，我向他们作了解答，并把北方国民党部队起义的情况告诉他们，引起他们一阵欢笑。
天快黑了，命令把我解往警局。一去到，碰着一个叫什么马中队长的正打警察的军棍。
一个看守我的敌兵说：“国民党就是这样的。”跟着说他是抽来的，家穷没有办法，六个月才满期。
入到牢狱里，天已经黑了。看管的人拿来三副镣，最大的给我带上，硬要以脚就镣。有人说，最少有二十斤重，带上就入仓去了。三个人分住三个仓。这一晚好在一个姓刘的难友给我很大帮忙，因为已有一夜不眠，是晚我十分好睡。刘兄详细询问我的情形，因为不认识他，含糊地回答他便算了。他用命令的口吻要一个烟犯和我同铺。从刘的口中知道陈玲也在此，我很希望能见到她。这一晚我又饿了一餐。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六日——二十日
这几天我是在警局，饭是由敌自卫队送来的。早饭来得很迟，晚饭也要天黑后才能送到。没有菜，每餐都食隔餐饭，多得仓中难友照顾。
忘记是那一天的事，我们被押解到敌自卫队受审，法庭就是往日的“三青团”团部，法官是两个穿着西装还加上大褛的，两个都挂着什么司令部的证章，大概是总部参谋之类的人物吧。供词无可记，我的口吻略带讽刺。没有记在口供里的我且记下来：
“我以前是到过陕北的，我也做过共产党工作，因感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乃回国民党来。你可以像我一样，我们可以做个‘同事’。”高个子法官说。
我回答他说：“是要我自新？我不，要杀就杀！”
“你们是土匪，你做过几年打单？”
“我不是土匪，我是红军，我们和土匪绝对不同，那天在某地拦截的不足我们，是土匪。”
“你们是红军，粮食从哪里来？”他的意思是你既然是红军，粮食应当由陕北供给，不然的话，就是敲诈群众，威迫民众得来的。”
“我们的粮食是由民众搞来的，用说服的方式去征集的。”
“你下乡收谷是不是带有枪？”
“有些带，有些不带。”
“既然带枪，那就是威胁无疑了。”
“我们的抢是对付敌人的，不是对民众的。民众高兴我们带有更多的枪。”
他明明输了理，可还是硬说：“假如我也带枪去，几多粮食都会有的。”
我笑了：“你们收粮食有不带枪的时候吧！但民众都不心服，那才怪呢？”
他有点脸红，赶快问别的事……
这一天，我们没早饭食，就在敌自卫队的操场上坐了一天，但并不是白坐，有几件事值得记下来：
又是许多士兵和敌伪小职员和我谈天。我们真是谈笑风生，香烟抽个饱。有一个士兵自认在湖南被解放军俘虏过，他不愿做解放军，解放军便送旅费给他还乡。他说：“对不住，你们捉了我，还送旅费放我走，我们捉了你，却这样对待。真对不住，抽支烟吧！”
更多人来了，围着我们像看把戏。个别骂我们是“土匪”的，立即被大多数人责骂他：“你懂得什么，我们只不过是当差，红军不好吗？”“他们哪是土匪？一个大学生难道不懂得土匪是什么吗？”被斥骂的人闭着嘴低下头。
李XX出来看到，马上又戒严起来。
两位记者先生来了，一个是《越华报》的，一个是《环球报》的，穿了西装和绒大褛。
“哪位是参谋长？”《越华报》的问道。
“我是参谋，不是参谋长。”我知道是问我。一些敌兵又围了上来。
“你是来访问我的吗？”
“不，来谈谈吧！”《越华报》的答。
“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吗？”
“不，我是一个红军。”我说，“你们来访问我是不是想写访问记？但是，你能真的把我的话发表在报上吗？”我向他们指出国民党新闻不自由，当记者的客里空。
“什么是客里空？”他的确不明白。我告诉他们：“客里空就是专车大炮！”
“你们共产党对国民党记者手段狠毒，生埋了不少记者。”《越华报》的说。
“你又是受车大炮的欺骗了，共产党绝不会干出这种的事。是你看到的吗？”
“不，听到的。”
“那是你们的谣言。”他们都有些脸红了。
《环球报》的也开口了：“你们有很多人？”
“我不清楚！”
“你是一个参谋都不知道吗？”
“这个道理很简单，像你俩负责曲江的新闻你就未必知道南路新闻一样的道理。”
他们都沉默起来。
卫兵长来了，不准他俩和我谈话。他俩说：“司令官知道的。”
“不准就不准，我未奉命令。”卫兵长说：
“先生，这就是国民党的新闻自由！”爱说风凉话的我，不客气地讽刺了他们一下。
两个记者搭讪着走开了。不觉太阳西斜，敌特开饭了。我们还没有饭吃，尽管一天不吃似乎并不饿，今天真快乐，好像演了一场“戏”。
竟然有饭送来，但没有菜，我们咽着白饭。一个小鬼（敌人的勤务兵）看见了便说：“古怪李，没有莱？好！我去买些豆浆给你。”他从衣袋里摸出两角钱飞跑而去。伙夫是一个老弱者，也有同情之心，把菜送来，那个小鬼也买了豆浆回来了。
那天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津津有味。
回到警局天已黑，很快便关了仓。
一进仓，刘便问我是不是受了刑？我简单地告诉了他，他也笑起来。他说：“我以为你不是受刑便是过解了。”
这一晚，我们谈得很夜。
说不定我的生命很快就会结束，由今天梅兄的死来看，这不是没有根据的估计。我将要赶快把要写的写下来，至少也要写这个月的事情。我写下来，最低限度能使我心情轻松一些。
在警局的几天，我是快乐的，不饿也不冷，三个人都得到难友的帮助。开仓之后，不是我到玲那边，就是她来找我谈。我们谈论过去的时局，也谈到目前与未来。唱歌、下棋，几乎天天都有。那时的心情是宁静的，间或有时想起一些使人恐怖的情景，也不会使我的心海来一个骚动。有一次，我在仓外唱起《嘉戎酒会》，还学起跳舞来。
忘记了是哪天下午，刚要烧饭的时候，敌自卫队来了六个人。一个排长说我们押解到梁村，于是我匆忙收拾动身。路上有一个敌兵说我们的命就在两三天内结束，我听了也毫不动情，坤的答复说出我心中的话：“死就死，有什么问题。”那个敌兵被他的上级责备：“你乱说什么？”似乎煞有介事。其实，能够为革命献出生命，我只觉得光荣。并不感到恐怖。
到了梁村看守所的集合场，我们又给一群小职员、杂差、警察围了起来，同样的问长问短。我均一一作了答复，又开始作痛快的宣传，值得记录的且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