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6号车厢下来两个人，领路的是个小伙计，平头，着唐装、黑绸裤，右手提一个黑皮箱在前开着道，随后紧跟的是一位身材魁梧、经理模样的青年人，西装革履，佩一副金丝眼镜，眉宇间透着几分英气与傲慢，没准是香港哪家的阔大少。
他俩一前一后，目不斜视，款款向出口处走去。出口处，布满了着装的军警和便衣特务，他们企图在人群中找出可疑的踪影。
小伙计早已熟悉了这一套检查，挥了挥手中的证件和车票，一个便衣接过证件看了下，抬头见后面阔少不屑一顾的架势，忙堆起媚笑放行。
来到火车站广场，伙计招招手，一辆早已等候的黑色小轿车无声地驶近，伙计打开后车门，让阔少上车，然后坐在前头，低声说了句：“到二三洋行。”
小车绝尘而去，汇入车流中。
车停在二三洋行门前，伙计先下车，开了后门，请阔少下车。
洋行里早有人等待，把他俩带进一间预订的豪华套房。
两人稍稍休息一会。伙计站起来，低声说：“牛哥，今晚就住这里，从广州到广宁，一路关卡重重，我出去安排一下，你休息。”
老板点点头：“羊仔，当心。”
这位老板不是别人，正是中共广东区委委员、中共西江特派员、原珠江纵队政委梁嘉，游击队员亲切地叫他为“牛哥”。而随行的“羊仔”则是地下党政治交通员杨明。
“羊仔”出去后，梁嘉洗了把脸，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思绪却飞回了香港。
香港尖沙咀弥敦道180号的青砖楼房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物，石门框上刻着一副浮雕对联：“晋德能致福，寿考善人有”，横批为“晋寿楼”三字。几经沧桑，“晋寿轩”数易其主，它现在的主人是令敌人胆颤心惊的大人物——方方。
为了作掩护，方方派人把年迈的父母从普宁接来同住，又将分局政治秘书李嘉人夫妇权当“四弟与四弟媳”安置“家”中。不久，妻子苏惠携女儿惠平也来到香港。外人有谁想到，这个和睦的“大家庭”后面，隐藏着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秘密机关。
1946年11月，方方接到党中央《给南方各省工作的指示》，据此作出了恢复南方武装斗争的决定，提出“实行小搞，准备大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稳步前进”的战略方针，积极筹划在华南地区全面恢复武装斗争。在此之前的半年多时间里，方方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香港部署了华南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分散隐蔽，蓄力待机。如今，“力”已蓄足，“机”已来临，方方准备出击了。
1947年5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正式成立，领导广东，广西、云南、粤赣湘边、闽粤赣边等地区的党组织和革命斗争，由方方任书记、尹林平任副书记。分局专门领导华南地区的武装斗争，设立了农村工作委员会（简称农委或军事组），由方方，林平直接领导，黄松坚、梁嘉等是其成员。
这天，方方在“晋寿轩”专门约见了梁嘉。
方方对梁嘉的情况比较熟悉，知道他是一个既有丰富地党经验，又有较强武装斗争指挥才能的领导人。
梁嘉，1912年10月出生于广东开平县月山镇博健联兴里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为了抗日救亡，中学时代就走上了革命道路。1934年8月，他以优异成绩直接从中山大学附中升人中山大学文学院社会系，成为广州青年抗日救国的积极分子。1936年1月9日在示威游行中，表现英勇，曾两次被捕入狱，并于同年冬加人中国共产党。1937年夏以后，他先后担任中共广州市委青年部长、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第一总队副总队长、中共南路特委书记、中共广东中区特委副书记、珠江三角洲特委书记，领导珠三角沦陷区党的地下工作，活动于敌人的刀丛中。一次，他从中山石岐去东亚找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司徒毅生布置工作，在回来途中，被日军挡住去路，他操起流利的日语机智地摆脱了敌人。
1945年1月15日在中山五桂山区正式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林锵云为司令员，梁嘉为政委。同年5月15日，为执行党中央创建五岭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梁嘉和副司令谢斌率领珠纵西挺大队从顺德出发，向广宁、四会挺进，在广宁与西江人民抗日义勇军胜利会师。东纵、珠纵主力部队北撤后，他调任中共香港分局农村工作委员会工作，以特派员的身份，负责联系西江、粤中地区留下武装人员和地下党工作。
梁嘉依约来到晋寿楼，见到方方就迫不急待地问：“老二，有何指示？”
“莫急，莫急。”方方给他沏上一杯“功夫茶”。
梁嘉喝了一口：“咦，老二，这茶怎么没味？”
“功夫茶，慢慢浓嘛。”方方含蓄地笑笑。
梁嘉似有所悟：“慢慢浓？”
“梁嘉啊，你平时处事沉稳而有条理，不是那么‘牛气’，为什么大家都叫你‘牛哥’。”方方有意缓和一下气氛，半开玩笑说。
梁嘉一听，方方似在批评自己的“牛”的急躁性，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解释道：“我原名梁荣生，‘生’字上面带个‘牛’字，三十年代做地党工作时，大家就叫我‘牛哥’了。”
“言归正传。”方方道，“半年来，我们南方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是对的，现在等待多时的‘时机’已经来到了，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去迎接新的胜利。”
“现在大搞，又要武斗了，那么，东纵何必撤呢？”梁嘉满腹疑团。
“东纵的北撤是否错了呢？我想不会错。不撤可能会大部损失，有损无益。撤了赚起母钱，仍存有本钱，又可再搞，日日增加力量，有益无损。重要的问题，是在于不可放弃这‘时机’，我们依靠留下的本钱，再搞，再赚钱。”方方歇了口气，又说，“时下，群众斗争是放手大搞，有理、有利、有节；武装斗争是大部分小搞，小部分大搞。当然，所谓大搞，并非扛着党旗到处搞武装斗争建立自己的政权，主要还是以群众面目出现，搞群众斗争，从斗争运动中积蓄力量，以备将来决战之用。”
梁嘉对“搞”的艺术有了新的体会。
方方紧接着说：“自从去年6月全国内战爆发以来，人民解放军经过半年多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包括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在内的70多万人，使国民党丧失了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的能力，企图以速战速决方式在短期内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计划宣告破产。根据情报，国民党用于打击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解放区的兵力共计9个旅，7万5千人。为了补充主要战场的军事力量，国民党反动派只得频频从南方各省将它的正规军大批北调，南方各省的兵力日渐空虚。在广东，留下的仅有六十五师一个师的正规部队，加上省保安部队和各地的反动团队共约4万余人，驻守在广东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而广大农村则无力控制。国民党在军事上连遭挫折的同时，在其统治区内经济上、政治上的危机日益加深，苛捐杂税难以数计，到处征兵拉夫，物价飞速上涨。广大穷苦人民处于饥饿和死亡边缘，人民不得不为生存而进行斗争。在粤桂湘边地区，农民们提出‘宁可坐牢不挨饿，宁可枪毙不饿死’的口号，开展反征粮、反征税、反征兵的斗争，这为我们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方方顿了下，继续说：“中共中央对广东开展游击斗争已多次发出指示，并于去年11月15日强调指出：‘广东敌人兵力空虚，灾荒遍地，国民党又征兵征粮，因此造成了发展与坚持游击战争的客观有利环境。应在党内消除过去认为广东特别长期黑暗，因而必须无了期埋伏的思想，广东今后中心任务即在全力布置游击战争。根据这个指示，我们具体提出了广东开展武装斗争‘以西江、粤北、南路为三大中心区，中区、潮汕、江北次之’的发展方针，你们西江武装应靠粤桂湘边境活动，尤其注意向粤汉路西侧边境活动。”
“我已把广东区党委关于恢复斗争的决定，及时通知了负责西江地区坚持斗争的周明等同志。”梁嘉打断了方方的话，插道，“他们接到我的信后，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准备建立主力，继续以梅花式扩展基础和举办训练班培训初级干部等一系列措施，部队扩大到500多人，地区发展至清远的滨江区。今年3月，我还在广宁召开了各地坚持武装斗争负责人会议，总结了西江地区一年来的工作和经验教训，讨论确定了发展西江、连江地区武装斗争的方针、策略和部署。”
方方点头对梁嘉严肃道：“好。5月24日党中央来电，批准中共香港分局对华南武装斗争的部署，同意成立粤桂湘边工委，辖西江以北、粤汉铁路以西、桂林以东，将来发展至湘之零陵、桂阳，决定任命你为边区工委书记，钱兴为副书记，李殷丹、王炎光、周明为工委委员。这次你回去后，要把粤桂湘边区的武装斗争同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结合起来，把建党、建军、建政结合起来，迅速成立粤桂湘边人民武装，以西江北岸的广宁为基础，尽快打开粤桂湘边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方方最后叮嘱道：“你从香港到西江的广宁四雍根据地去，要经过国民党的重要关卡、党政军警特的检查，广州、佛山、三水、广宁的重要封锁线，道道都是难关。路上一定要小心，不能有丝毫闪失。我已安排可靠的交通员，一路护送你，祝你一路平安，旗开得胜。”
“是：”梁嘉朗声答道。
一个小时后，“羊仔”悄声进来，见“牛哥”没有睡着，便向“牛哥”请示说，我们到广宁，可否采取下面两个办法：一是化装商人，单独行动；二是设法找关系，通过关系掩护，见机而行。“牛哥”考虑了会，一切由你安排。
第二天，梁嘉两人化装成收山货的商人，从广州乘火车来到三水西南镇。杨明把梁嘉安排到一个偏僻的茶楼休息，自己到各处侦察一遍，发现这里的水陆关卡对行人和船只检查非常严密，国民党保安士兵岗哨重重，如临大敌，一有可疑人就当场抓走。
杨明回到梁嘉身边，低声说：“敌人检查严密，我们两人身上带的证件不过硬，硬闯，可能过得一关，过不了第二关。只能考虑采用另一办法，找个‘熟人’掩护，但这却带有极大的危险性。”
梁嘉沉吟了会，问：“找谁？”
杨明说：“陈明新，国民党三水县联防指挥部中队长，三水人，与我是同乡，原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我领导下工作。此人出身贫苦，对党忠诚，工作积极，是党组织派他打入国民党地方团队当中队长的，一向表现好，‘粤北省委’事件后，因他没有暴露，没有撤退，现在还没有接回组织关系，据了解他生活上没有腐化堕落。看来，打他这个关系掩护是可靠的。”
梁嘉边听边思考着，来前，经组织介绍，他对杨明的历史是清楚的。杨明原籍三水县，祖辈就到南洋谋生，他本人也在泰国出生，家境贫穷，“七·七事变”后，他参加马来亚爱国华侨组织的救护队，回国服务。1939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地下党四会县委组织部长。1945年后，杨明是游击区派往香港与香港分局联系的政治交通员。他担任政治交通员以来，经历多次危险，他都能化险为夷，胜利完成任务，值得信任。
听完杨明对陈明新的介绍和分析，梁嘉同意找陈明新作掩护，但叮嘱说，不要暴露两人现在的身份与任务。同时也安排了在旅途中出现情况的应变措施。接着，他问道，如何才能找到陈明新？
杨明说：“这个老兄平时喜欢到西南大茶楼吃饭，现在是中午时间，我们就去那里会他。”
西南大茶楼是一座两层的木楼，门口高挂着一把大铜壶招徕顾客。杨明带着梁嘉上二楼，正要找个座位先坐下，忽听到一声招呼：“哎呀，老弟是你，好久不见，没想到这里见到你。”巧得很，杨明细看，正是陈明新。
陈明新有一米七几的个子，身着唐装，仍有一股不怒而威的神态。他走过来，紧握着杨明的手，连说想死老哥了，拉着杨明的手到靠河边一张空台坐下。
坐定后，杨明给陈明新介绍说，这是“牛哥”，我经商认识的朋友，好兄弟。梁嘉客气地向陈明新拱拱手。
陈明新也忙回礼，老弟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他回头喊店小二，快冲茶、上菜。
三人边吃边闲淡，碍于有“生面人”在座，陈明新欲言又止。
杨明一语双关地试探说：“老兄，阔别多年，你还是那么‘健康’”。
陈明新会意，急切地说：“我很想念‘你们’呀！”
杨明打量了四周一下，轻声说：“我们也‘想’你，现在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
陈明新立即回答：“念在‘过去’交情，我一定尽力帮忙。”
杨明说：“我们要去广宁找生意做，为了方便，麻烦你陪我们走一趟。”
虽然梁嘉一直未开口，陈明新也没问，但他能猜到“牛哥”是一位什么人物，满口答应说：“好，吃完饭，你们稍等，我回家准备准备，和你们一同上路，保证平安送到步！”
15分钟后，陈明新再次出现时，身穿一套笔挺的美式军装，腰佩一把左轮手枪，好不威武。他抢着结了账，带着杨明两人来到河边，租了一艘有蓬盖的小船，做了个恭让的手势，微笑着请梁嘉和杨明坐入船内。
两人坐好后，陈明新从裤袋里掏出几张折叠的《国民日报》、《建国日报》递上来，给他俩闲看，也好作身份掩护。接着，他点上一支“哈德门”烟，坐在船头，“悠闲”地向四周眺望。梁嘉在暗中打量着，见陈明新办事还算老练。
两岸是珠三角特有的风光，河道纵横，桑基渔塘，大村连着小村。船家是两位妇女，摇着两支船浆，“哗哗哗”地沿西江逆水而上，边划边哼着渔家蛋歌。梁嘉做地党时，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对此再熟悉不过了。本来珠三角一直是富庶之地，但经历多年战火，民不聊生，四处是残墙断垣，百姓何时才能过太平日子啊？
船是下午将近1点多钟开航的。不一会就到河口检查站。“快过来，检查！”这时岸上有哨兵呼喝小船靠岸检查，陈明新从船头站起身，一瞪眼，大声说：“呼喝什么？没长眼睛吧。”岸上哨兵定睛一看，呀，原来是顶头上司，马上行礼说：“冒犯长官，请恕罪。”
船继续前航。陈明新继续坐在船头监视前方，杨明坐在船蓬内半坐半假寐，但心里一刻也不敢放松。而梁嘉却闲闲地在翻着陈明新给的几张旧报纸，他是读书人出身，养成了爱看书报的习惯，即使是战争年代也不改变。
约三个多小时，小船来到四会县城河边，四会检查哨的国民党兵背着枪出来查问：“哎，你们哪里来？到哪里去？”
陈明新拿着证件站起来，比划说：“我是三水县联防指挥部副指挥，请代我向你们的林副大队长问好。”
有个排长模样的人，接过证件看一看，向陈明新行礼说：“原来是自己人，对不起，例行公事，误会、误会，祝一路顺风。”
陈明新收回证件，还礼道：“好说，好说。”
船离开四会城继续逆流而上，三个多小时后，到了广宁境内石狗检查站，远远就听到吆喝声：“船快靠岸！”两个军官带着一班士兵，凶神恶煞地指着陈明新问道：“你是哪里的？来这里干什么？知不知道这里不能随便通过的？”几个拿短枪的兵随即下船检查。
陈明新也不客气，掏出证件后厉声说：“光是你们广宁重要，我们三水不重要？三水、四会、广宁三个县联防，你们许锡基大队长经常同三水联防指挥部开会，你告诉他，我陈明新送朋友上广宁买杉竹，因这一带土匪多，打劫抢钱、谋财害命，治安太差，你们今后也要注意多保护客商。”
石狗官兵见陈明新派头大，被痛斥一番后，连陈明新的证件也没有打开，就交还给陈明新，乖乖地说：“对，对，治安不好，今后我们一定要加强保护。”两个头目点头哈腰地连声说：“对不住，对不住，有眼不识泰山。”随即便叫“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