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侵略，南京国民政府及华北地方当局不仅没有改变贯常的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相反进一步妥协退让，幻想以进一步的妥协让步来换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停止侵略。11月3日，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安排下，北平市市长袁良辞职，8日秦德纯被任为北平市长，11月29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也被撤消。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成立，以进一步满足日本侵略者“华北特殊化”的要求。
然而所有这一切也还是满足不了侵略者的欲望，因为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变华北为其殖民地，变整个中国为其殖民地！因此华北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面对这种形势，作为第29军军长，又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河北省政府主席、华北军政界头号人物的宋哲元，内心充满了矛盾。作为非蒋介石嫡系，他能拥有这样的权势，独掌华北大权，实在来之不易，他不愿失去它，但同时他也清楚，他必须对南京中央政府保持隶属关系。同样，对日本人他不愿也不敢得罪，但又不愿丧失平津乃至华北主权，充当日本人的奴仆。正是在这种矛盾心理之下，当土肥原多次诱使其搞所谓“华北自治”时，宋哲元都没有接受，设法周旋，但他又与日本人保持经常往来。对南京中央政府，他强调华北自主权，但又坚持不脱离中央的原则立场。然而，第29军的绝大多数官兵，尤其是中下层官兵，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无不义愤满腔。他们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不愿当亡国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他们的抗日情绪也越来越高涨。
作为已是第29军主要将领之一的赵登禹，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不满于南京国民政府及华北地方当局在日本侵略者的挑衅面前一味妥协退让，认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要作坚决的斗争。他不仅是这么想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是这么去做的。
1935年11月，当日本侵略者在平津地区大肆搜捕抗日人士，企图压制高涨的抗日舆论时，一次他们突然将第29军政训处处长宣介溪抓走。赵登禹得知此事后，即与第29军冯治安、刘汝明等师长商量，认为日本人竟敢擅自抓捕我们的高级将领，实在是对我们欺辱太甚，此事决不能罢休！当下他们将负责中日间联系的陈某找来，询问有关情况。此人说，日本人认为宣介溪处长是中央派来的，是向中央打报告的。冯治安听了当即驳斥说：他是中央派来的，那我们哪个不是中央派来的？他向中央打报告，我们不也是向中央打报告吗？日本人竟敢擅自抓我们的高级将领，真是岂有此理！赵登禹愤怒地对陈某说：限日本人两个小时以内，好好地把人放回来，否则，超过时限，我们就干啦！先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杀光再说。他还和冯治安当即拿起电话向部下发布命令，要求各部在两小时内完成各项作战准备，等待命令。这时刘汝明对陈某说：你马上去和日本人交涉！让他们马上放人。陈某立即去见日本人，转述了赵登禹等人的强硬态度。不久日本人不得不将宣介溪处长送回，并被迫向第29军作了假惺惺的道歉。
还有一件事，日本人同样在赵登禹面前不得不收敛起嚣张的气焰。那是赵登禹所部驻北平南苑时，由于华北地方当局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妥协退让，南苑机场为日本人占据。日本人在这里设立了军械库，库内存有日军的飞机，并有日军一个排驻防守卫。对此，赵登禹派所部一个营驻防机场附近，负责监视日军的军械库及驻守的一排日军。日本兵骄横跋扈，经常制造纠纷，我军战士以大局为重，时常忍辱退让，但有一次日本兵竟然不准中国军民由机场附近通过，并肆意凌辱我军民。忍无可忍的我军官兵，心中极为不平，在赵登禹的默许下，我军营长耿德星当即派出一连战士，将日军军械库团团包围起来。迫于我军官兵的严正态度和强硬立场，日军排长不得不向我方道歉。
1935年底，赵登禹部奉命调防河北任丘、固安、河间一带，担任后路防卫任务，同时出任河北保安司令。当时所部共辖第1、第2及独立第27旅，总兵力共15000人。这一期间，赵登禹更加紧了部队的各项训练工作，军事训练外，还加强政治思想，尤其是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教育工作。当时，爱国主义的训练与教育手段很是丰富，如吃饭前高唱《吃饭歌》：“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日本军阀、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职。”编有《国耻歌》，令官兵练唱，以牢记国耻。同时每逢国耻日，吃饭时馒头上总印有“勿忘国耻”几字，或令官兵禁食一日，以期官兵知耻后勇，发奋图强。此外，部队还经常举行大规模的国耻演讲活动，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发官兵们的抗日热情。这种多方面的训练教育，使部队中爱国主义精神强烈，抗日情绪高涨。对此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认为第29军“年轻干部的抗日意识极强烈”，“抗日意识已深入官兵”。
作为一师之长的赵登禹，与广大官兵一样，是坚决主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1937年4月，他曾回菏泽老家省亲。在家乡期间，赵登禹曾到当地3所学校，给学生讲话。他说：很久以来，日本就有独霸中国的野心。日本儿童一上学，教师就会拿出买来的、产自中国的又大又好的桃子，分给学生们吃，然后告诉学生们，这些桃子产自中国，只要长大当兵去打中国，就能吃到这种桃子！他还给学生们介绍了日军在平津地区的挑衅滋事情况，告诉学生们战争危在旦夕，他说：日本人的武装比我们好，但我们有大刀，我们一定会奋力抵抗的！”鼓励学生们认真学习，报效国家民族。
进入1936至1937年之交，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紧逼，毫无停止，毫无满足的时刻，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历史潮流。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及冀察地方当局不得不面对现实，正视现实，逐步改变以往的政策。
1936年春夏之间，日本广田内阁公然增兵华北，以进一步向冀察当局施加压力，迫其就范。5月30日，宋哲元就此事公开发表谈话，强调：“华北外交刻所争者，为保全我国主权问题，凡不损我国主权者，方可本平等互惠原则向前去做。”同时他还表白，“若日本仍增兵占领华北，余将与第29军将士实行抗日”。
同日晚间，宋哲元召集冀察军政要人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在其北平寓所开会，研究对付日本增兵华北的对策以及安定人心的办法。会上，大家一致主张对日本的日益加紧的侵略活动，必须采取强硬态度了，再也不能听任日本人为所欲为了，在咬牙苦撑局面的同时，“一切事项均应下最大决心，以彻底保全我国主权为前提，向前努力奋斗”。
同年11月，针对日本华北驻屯军举行的秋季演习，第29军不甘示弱，于11日至14日也在河北固安一带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参加的部队有第37师冯治安、第132师赵登禹部以及若干特种部队，总兵力共达5万左右，由军长宋哲元亲赴现场指挥。
到了1937年初，第29军更表示出强烈的抗日态度和决心。宋哲元在一些场合，不失时机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他曾强调：“国家三大要素，即主权、土地、人民；誓尽军人天职，尽力保护之。”“侵犯我土地，侮辱我人民，即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打倒他。”他还表示，“我宋哲元绝不做卖国贼”。对于当时日军在平津及北宁铁路沿线不断扩充军事设施的行为，宋哲元冀察当局断然加以制止，如拒绝日军圈购丰台到卢沟桥之间6000余亩土地，用来修建飞机场与兵营的企图，当日军从冀察当局得不到允许，改而企图以重金利诱直接向当地农民购地时，冀察当局1937年4月20日发布命令，强硬规定“凡盗卖国土者处死刑”，终于使日军的企图失败。
这一时期，宋哲元及冀察当局对于风起云涌的抗日爱国运动，也一改以往的镇压、限制的态度，而采取实际上的同情与支持的态度。如对天津学生抗议日军增兵华北的“五·二八”大游行，宋哲元即给予明确支持，并表示“第29军誓不与日方妥协，誓不由华北撤退”。1937年5月，宋哲元又下令恢复由于日军反对而停止的华北中等以上学校的暑期军训，同时在宋哲元的同意下，一批共产党员以进步青年的身份进入第29军工作，等等。
种种迹象表明，一场大战已不可避免，华北正处于大风暴来临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