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协定》签订后，第29军于1933年8月奉命回防察哈尔省。此时，赵登禹因其在喜峰口作战中的出色指挥以及身先士卒、勇猛顽强的精神而被南京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并被颁授青天白日勋章。同时，所部第109旅亦被扩编为第132师，赵登禹出任师长。9月，赵登禹率所部进驻察哈尔省张北县。
《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门户打开，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对华北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渗透，妄图变华北为“满洲国”第二！他们不断在华北各地制造事端，寻衅滋事，以逼迫南京国民政府进一步妥协退让，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察哈尔因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热河、辽宁相邻，同时又因与日本帝国主义正进一步策动的内蒙德王等的民族分裂活动所在地内蒙、绥远北部相接，因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侵略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他们不断派特务情报人员窜入察哈尔，刺探情报，收买汉奸败类以为其用。
针对这些情况，赵登禹率部进驻张北县后，即加强了对部队的军事、政治训练工作，加强爱国主义的抗日思想教育工作，严防敌特活动，认真做好反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准备。还在部队刚进驻张北时，赵登禹即命所部向盘踞在独石口、沽源一带的伪军李守信部骑兵部队发起攻击，将其彻底击溃，收复为其盘踞的失地。此后，针对敌伪的种种侵略，挑衅活动，赵登禹毫不退让，坚决反击。两次张北事件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第一次张北事件发生在1934年10月。当时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中佐和池田外务书记官等几人由张家口去多伦。按惯例，日本人在当地旅行必须携带有关证件，供当地中国军警查验。因此，当这些日本人路经张北县时，城防守卫要求查看他们的证件，但被其蛮横地拒绝。守卫战士当即将他们带回县城内第132师司令部，交官长处理。当师参谋长马润昌、师军法处长杨玉田向他们查询时，再次为这些骄横的日本人所拒绝。为其蛮横不法行径大大激怒的我军官兵，为杀其威风，当即从师属警卫部队中挑选100名身强力壮、高大魁梧的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轮番向这些日本人正步行进。在我军战士凛然正气与雪亮的刺刀面前，刚才还骄横无理的这些日本人，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跪地求饶，连连赔不是，并保证今后再也不敢无视我军。
这件事本是日本人的不对，我军战士只是在执行正当的公务，维护国家的尊严，然而当这几名日本人获释回到张家口后，驻张家口的日本领事桥本正康却向第29军军长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提出所谓严重抗议。为不扩大事态，宋哲元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办法，令作为师长的赵登禹向日本领事道歉。赵登禹虽不愿屈服，但迫于命令，被迫作了违心的道歉，使这一事件得到了暂时的解决。
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在1935年5月。这月的31日，有4个日本人，一人为日军驻多伦特务机关服务人员，三人为日本三菱公司职员，未携带护照由多伦出发前往张家口。按照察哈尔省地方当局与日本人当时商定的规则，凡来往于热河与察哈尔省的日本人，必须持有由驻张家口的日本领事馆签发的护照，并由我地方当局复验并加盖省政府的印信后方可通行。这些日本人不仅明知故犯，不携带护照，且一路上刺探我军情况，偷绘我军驻防布阵图，根本不把我国的规定与驻防的我军放在眼里。
6月5日下午4时左右，这些日本人到达张北县城南门，防守城门的卫兵即要求其出示护照。在得知他们没有护照的情况下，卫兵们对其进行盘问，并检查其携带的行李。日本人态度强硬，毫不讲理，并欲强行入城，双方遂发生争执。在此情况下，卫兵将他们带往第132师司令部，以便请示上级后再作处理。此间，我军官兵并无无理之举，完全是按规定办事，更无虐待这些日本人的举动，相反对他们予以款待。后经省政府批示，于6日下午将这4个日本人放行。
然而，日本人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当这4个日本人回到张家口后，日本领事桥本及特务机关的松井中佐即以所谓日本人遭中国卫兵恐吓、侮辱为名，向察哈尔省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同时向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报告，意欲以此为契机，将问题扩大化，而扩大其侵略。6月17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召集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开会，制定了“对宋哲元交涉要领”，要求：第29军移驻长城之西南；解散一切反日机关；宋哲元向日方赔罪，并从速处罚有关的负责人。同时决定此事由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大特务土肥原负责办理。
此前，当南京国民政府获悉，日本欲借此次事件做文章，提出强硬要求，便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于6月19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暂代理。这样土肥原即开始与秦德纯进行交涉。从6月23日到27日，秦德纯与土肥原在北平进行了数次会谈。在日本的武力恐吓下，尽管秦德纯据理力争，但最后还是遵照南京国民政府的指示，与日本签定了屈辱的《秦土协定》。协定除包括前述“交涉要领”外，还包括将驻防昌平、延庆一线以东，并经独石口，沿长城至张家口、张北一线以北的第29军部队全部撤退；解散各种反日机关；向日方道歉并处罚第29军有关负责人等。至此，由日本人挑起的第二次张北事件平息了。
虽然，两次张北事件，均是由于日本人不遵守中国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无视当地驻防部队且骄横无理引起的，赵登禹的第132师官兵只不过是在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而已。然而，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两次事件均以我方的屈辱退让而结束。
《秦土协定》签定后，第29军奉命移驻北平附近。8月底，宋哲元被任为平津卫戍司令。赵登禹及所部第132师随军移驻北平附近。
以平津为重心的华北，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的前后，还发生了一系列日本侵略者挑起的其他事件。在侵略者的武力威胁下，在南京国民党政权妥协投降政策的指示下，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为首的华北当局，对日本侵略者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步步退让。5月31日何应钦宣布将原定于7月迁往保定的河北省政府，提前从6月1日开始迁移；6月1日，又宣布将国民党中央宪兵第3团团长蒋孝先与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曾扩清免职；6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划天津为行政院直属市，以亲日派王克敏出任市长；6月6日，下令免去主张抗日的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的职务；6月7日又宣布将国民党河北省总部移驻保定，取消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裁减北平军分会政训处，调走国民党宪兵第3团，何应钦还下令严加取缔平津地区的各抗日团体。
6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更发表所谓《敦睦邦交令》声称：“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拔恶感之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同时，下令河北省及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一律停止活动，将驻河北及平津附近的东北军于学忠部与中央军黄杰、关麟征部他调。
至此，国民党在华北的势力大为削弱，而日本侵略者则进一步加紧其对华北的军事侵略与经济渗透活动，扶植汉奸傀儡势力，以图进一步将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指使下，这一时期先后发生了汉奸白坚武于6月26日爆动夺城事件，10月21日汉奸武宜亭香河请愿夺权事件，11月下旬汉奸殷汝耕等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事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