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报》发表了整版《中国知识分子有无真知灼见？中国问题过度西化？》专题报道，该报记者主要针对我博客文章中的部分观点采访了“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由于对夏教授针对我而批驳之高论实不敢苟同，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写点东西澄清一下。
看完报道，我甚至怀疑夏业良是不是著名学者，是不是北大教授，因为我从他的一些“论点”里没学到什么值得我学习的东西，甚至觉得他说的话很幼稚，像没有经过阳光和风雨，在温室里长成的嫩菜叶儿，看起来很美，却无营养。在文化学术这方面，同样为北大教授，我就比较喜欢孔庆东老师的观点，假如在台下，让我找他们两个人，那我就得通过显微镜来找夏教授了。一句话，夏教授没有文化，自然也就不懂文化，可能这么说还会引起争议，索性就直说了，他固然有点文化，那也是媚西而来的西方文化，他固然懂点文化，也许是西方文化。前几天就见到一个“夏教授”，踩了别人的脚，道歉说：“Sorry，对不起。”我最讨厌那些穿着西服还要套着一件马褂的中国的知识分子。
夏教授表示，“殷谦的这些论点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他一开始就蒙头盖脸地批评了所有的知识分子，那么他的立场何在？他又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首先，关于“意义”这个东西我不止一次地谈过，在这里没有必要再重复，也没有翻来倒去的意义。看了我的某些“论点”，夏教授的神经肯定是痛了，所以他说我说的话没有什么意义，他这一巴掌没甩到我，却甩到了媒体和他自己的脸上。人家《北京晨报》的记者就是因为这些论点才极其隆重地开了一个整版，并且极其隆重地采访了著名学者的北大教授，你怎么好说“殷谦的这些论点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呢？但凡是人说出来的话，我或许会说其言不可信，其理不足取，但我从不来不说其说的话没有意义，好话赖话多少还是有点意义的。比如夏教授虽然说了很多幼稚的话，我还是觉得有点意义的，尽管我不赞同。如果我要认为某某人说的话没有什么意义，那我会保持沉默，不会像夏教授一样左脸说别人的话毫无意义，右脸又对别人“毫无意义的话”高谈阔论。夏教授断章取义，实际上我并没有“蒙头盖脸”，而是劈头盖脸地批评了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我不是知识分子，所以我不会像中国的知识分子只知道“蒙头盖脸”地活着，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我有自己坚定的立场，我即使身陷绝境，但我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托着下巴看希望的位置，有时候我会失望，但不会绝望。
夏教授说：“其实这样的文章和观点只是一个纯粹的情绪发泄，类似的声音也一直都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需要更多的具有世界性价值观的知识分子。”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理解能力有限，无法领悟这位著名学者、北大教授的话，但我还是努力地试着理解他这句话，到现在还一脸朦胧。大概夏教授有四只眼，看东西都是双的，能把文章和观点剥离出来单独陈列，教授的话也许很深奥，就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顺着这思路，后来我就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先有文章还是先有观点，再延伸一下，到底是文章在观点中还是观点在文章中，夏教授指责我说的话是“纯粹的情绪发泄”，既然这么无意义的话，怎么突然又变成了一种“类似的声音”，并且这种声音“一直都有”。后面的话我更不明白，也许很专业，很学术，浅薄如我者皆会一头雾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些都一目了然，你说啥叫“世界性价值观”？也许这是这位著名学者兼北大教授提出来的“新概念”，不过从价值观的类型中来看也无此类，如果给价值观分个级别也很难为，不能说是“国家级价值观”或“世界级价值观”吧，那就暂时替夏教授兜着，权且理解为普遍性的价值观，教授的意思是，当今的中国需要更多的像他这样的放眼世界的知识分子。很好，放眼世界当然好，赚的都是美元和欧元，放眼中国，你说中国还有什么值得让夏教授们放眼的么？
夏教授说，“中国的问题不是过度西化”、“能否学到西方文化的精髓”、“胡适在一百年前就提出过全盘西化”、“在学习西方上，日本是一个范例”、“我们中国到底有多少东西是可以拿出来让世界学习的？”。这可真是这位著名学者兼北大教授的“真知灼见”。要我说，我还没有能力提出这么大的问题，我说的是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的问题，而非中国的问题，要说中国的问题那就太多了，一千零一夜也说不完。
我说的是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媚西，威胁到中国传统文化生存状态，我没有说过“中国的问题”过度西化，而是中国文化被彻底西化了，夏教授坐在象牙塔里当然看不到也不愿意看到这一点，在他眼里当然“不是过度西化”，而是缺少西化，并且今后还要大大的西化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夏教授们以学术贵族自居，动辄就要请出“我的朋友胡适之”，表面的温和掩饰不住他骨子里的油滑，作秀的功夫堪称一流，让我们乍一眼看到他就是文化名流“胡适之”，其实是徒有虚名，因为从哪里也看不出，这位夏教授学到了什么了西方的文化精髓，反而让我看出了夏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为什么中国的学术界是病态的，就因为夏教授太多。在学习西方上，日本确实是个范例，夏教授也许忘记了，日本学习的是什么，日本学习的是“法西斯主义”，把“法西斯主义”在世界上的作用视为美德的榜样，迷信暴力崇拜“权力”，赞颂军事美德、战斗和服从,通过侵略和征服“劣等民族”来实现他们的这种“美德”，他们把自己当做绝对真理的代表，总是显示出睥睨一切的傲慢和不可一世的自大，他们天经地义地把强者对弱者的征服当做一种不朽的功绩和伟大的事业，他们冷酷无情，没有平等意识，自私霸道地对人群和文化进行高下之划分和优劣之区别，这么一个骨子里就卑劣的小日本，竟然成为北大教授夏业良推崇的文化大国，这真的令人费解，令人吃惊。
夏教授看不到中国还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让世界学习的东西，因为他彻底地媚西，一贯盲目的奉行“拿来主义”，又怎么会有理智的“送去主义”呢？我想问问夏教授，中国真的就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的让世界学习的东西么？说这种话真是不负责任，那就是在我们中国还“苟延残喘”的一些传统文化，你总不能说外国人涌入中国都是来看笑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