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哲人的灵感(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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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认识真的无耻是什么

陈冲凭借澳大利亚华语片《意》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这是她继1994年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之后,再度被封为影后。而这样的结果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事情的变化莫测往往非始料所及,原本对因《色,戒》而走红的汤唯抱有很大希望的人,这次却大惑不解,影后为什么不是汤唯?有人称汤唯落马乃“遗珠之憾”,更有人认为汤唯之所以无缘于影后宝座,是因为她是新人。若真如此,那金马奖也太垃圾了,不要也罢。金马奖而殷谦认为汤唯落马不单是她是新人,更重要的原因是,她是无法仅仅依赖一段激情表演的床戏来获得这项大奖。陈冲获奖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事,首先《家乡的故事》不同于《色,戒》,它的主题积极、健康、粹美,它表现的是形而上的电影艺术;而作为最佳女主角的陈冲也在这部影片中浸入了不少心血,那几乎融结了她的辛勤、辛酸、辛心,她的演技与梁朝伟的演技同样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也赢得了评委的赞赏;用眼睛看世界和用脑袋想问题的人都明白,这个奖非她莫属。

《家乡的故事》中的人物玫瑰在澳洲华人餐馆工作,独自抚养两个孩子。也许陈冲对玫瑰有着特殊的认识和理解,她将这个女人扮演的至矣尽矣,观众无不为她的演技折服。原来陈冲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对家庭和孩子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所以这也使她的表演艺术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难怪陈冲把荣誉归功于两个女儿:“因为当了妈妈,让我演戏更有力量。”如果不是两个女儿让他获得更多的表演智慧和灵感,如果不是她的演技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这次想打败红得发紫的汤唯,那恐怕只能是个传说。虽然说汤唯的胆子很大,但遗憾的是她的演技太差,这就是她无缘于影后的原因。

“流星式”的明星常常能在我们这个时代获得极高的赞誉,汤唯的人气确实一路涨高,目前被媒体誉为人气最旺的明星,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好的声誉,又一次一脱成名的事实等于在向大家暗示,汤唯不仅是一个靠肆意的放纵、衰朽的颓废和大胆的粗俗来吸引观众的明星,而且还是一个靠投其所好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的明星:她不过是一个将自己脱光了并公之于众的年轻女子。李安曾在接受外国传媒采访时提到片中的床上戏,“我用两个礼拜去拍摄床戏,伟仔好紧张,我惟有逼他!不过汤唯就好好多” 被市场控制的电影机制的残缺和病态,致使很多像李安这样的电影界人物在制片时极为恣意,他们拒绝如常识一样明白的电影创作规范,蔑视已有的创作经验和电影观念,他们几乎视观众为空气,对观众总是一副傲慢的态度。

评选影后汤唯落马是必然结果,她的虚妄和幼稚显而易见:《色,戒》确实是李安“呕心沥血”用尽心机而再一次获得巨大声誉的作品,而汤唯不过是李安利用的一颗棋子而已,是李安独揽金马8项大奖的最重要的筹码。被外国观众视为限制级的电影却被中国观众视为珍品,这正是不少中国观众的悲哀:被内地版整整删除了7分钟的内容一度成为不少中国观众朝思暮想的东西。并不是说电影中不能出现有关“性”的情节,但是我质疑李安为什么非要按插长达7分钟的床戏?李安沉迷于大段的性的情节,这完全破坏了张爱玲的原著,我不明白,性这个东西究竟有少意义?为何大家都要前赴后继地扑向这个主题?这个被市场主宰一切的时代,已经将放纵和变态的性景观当作艺术时尚,已经将身体创作当作艺术的旗帜,所有的大奖都失去了它本身的积极的意义,仔细观察便可发现,如今所有能获得大奖的艺术作品不外乎两大内容:不是暴力就是性。

常听人说李安有天大的才华,现在看来言过其实。《色,戒》所以能引起轰动,惟一“值钱”的东西无非是汤唯那段被剪掉的激情床戏,在殷谦看来李安根本就不具备张爱玲那样讲故事的天赋,也不具备做一名真正电影艺术家的天赋。

不仅如此,李安在揭示人物的疯狂体验和病态激情方面,远没有达到张爱玲的深度,没有创造出张爱玲小说中的那些令人满意的叙事效果,李安对人物情感变化和心理动作的表现是简单和外在的,除了性还是性。李安的眼界也过于狭隘,过多地将电影故事情节停留在外在的动作和行为上,过多地将的焦点集中在对人物的感官体验的演述上。倘若非要通过渲染“性”来抓住观众的眼球,倘若非要把艺术变成身体的奴隶,以此来表现自己无耻的勇气和堕落的潇洒,那就不仅显示着中国电影艺术家精神的危机和贫困,而且还践踏着身体的尊严,证明着身体的病变。

李安说:“电影和文学是不一样的表现形式。”殷谦认为,电影和文学都是一样的艺术表现形式,方式虽说表现不同,但它们为艺术的最终目的却同出一辙:电影也要在观念与形象、含蓄与明晰之间维持一种必须的平衡。所有晦暗的含蓄与直白的明晰一样都是消极的。李安没有给这部电影戴上理性的辔头,却放任自流地驰骋着自己诡诞的想象,观众很难弄清楚这部电影有什么明确的意义指涉。而总有人对电影《色,戒》交口称赞,为其诡辩,认为该电影主要是在讲历史,而与性无关,而殷谦在电影中并没有看到具有历史内涵的主题,所谓的揭露历史幕后真相事实上并没有给观众指示出在理解这部电影时赖以依循的方向,这部电影晦暗的地方还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一群下贱的中国人,严重地影响了它的主题力量和反讽深度,使它丧失了价值和意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