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2012’世界末日”预言倒是表现出异常关注的热情，而对社会风气的异化和堕落所表现出的宽容，对人类肆意破坏生态环境所表现出的和麻木，常常令我感到困惑和吃惊。对当今一些以时尚与潮流的“身份”出现的超低俗甚至庸俗的文化和社会现象，人们普遍表示“可以理解”，认为这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新时代人的生活方式。对一些违背原本积极的传统道德的现象，他们不但不加以批评，反而还有集体跟随、附和，甚至起哄的行为。他们有一种“助纣为虐”的心态，甚至打着“反传统”旗帜，其声势浩大不亚于“十字军”远征，高喊“破旧立新”、“越违背传统越好”的口号，大有一副不灭传统誓不罢休的姿态。尤其是对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事，大多数人就像与狼共舞的绵羊一样，面对恐怖与暴力，除了喝彩与鼓掌就是保持可耻的沉默，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批判立场、独立精神和真诚态度。当恐怖分子拉登袭击了美国的五角大楼，有很多残忍的自私者竟然高声叫好；当朝鲜进行地下核爆试验时，有很多愚昧的无知者竟然大喊痛快：“早该这样震慑美国佬了！”除此之外，面对我们国内已经丧失的文化，逐渐堕落的社会风气，大多数人都在沉默，而仅有的一些呐喊者被视为杞人忧天的愤青。
如果说公众舆论的威力足以让一个时代的社会变得足够好的话，那么实质上我看到的是似乎越来越糟了。公众舆论不再关注严肃的话题，而是热衷于那些庸俗的新鲜事物，舆论对那些令人消极和堕落的庸俗化事象尤为敏感，而对关乎国计民生、人类生死存亡的大事漠不关心。从互联网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凡是娱乐、情色、消极的内容总是拥有无法想象的点击率，相比之下，那些严肃的时政信息以及积极意义的内容却看者寥寥。当然，也有一些针砭时弊的声音，但是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基本上属于“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式的批评，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所看看到的，就是这种屏声敛气、低眉顺眼的跪在地上的批评。在我们时代，缺乏敢于不看脸色说真话的、负责任的批评家，缺乏可靠的、科学的批评方法，缺乏成熟的批评意识，缺乏健康的批评风气。当公众舆论都趋于娱乐化的时候，那么它的作用和价值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即便存在，那也是苍白无力的。所以在一个没有真正的、严肃的公众舆论的国家，社会风气自然也就坏了，这对一个国家健康的精神气候和文化环境的形成有着严重的影响。
当代公众舆论的衰颓和疲弱，当然也有客观的外在原因。譬如，中国人表面上看起来很团结，实质上一点都不团结，这是由于过于自私造成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已经渗透到中国人骨子里的传统观念，有的人或有的集团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睁眼说瞎话。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人手里一旦有了权利，哪怕是火柴头一般大的一点权利，就会马上变成另一个与他之前完全不同的人，就会对别人更加嚣张和刻薄，其实他之前也十分鄙夷有权的人，甚至还痛恨、诅咒过那些有权的人。这就说明，中国人从来就被奴役惯了，一旦不被奴役，他就想去奴役别人。所以，当他的利益没有被侵犯时，他就很快与那些利益受到侵犯的人划开了界线，他就会保持沉默，甚至还会抱着一种看笑话的心态看别人是过得如何不如自己，如果发生灾难，但灾难没有影响到自己，他就会幸灾乐祸。企望这样犹如一盘散沙的国人形成一个强大的，能影响到政府行为的公众舆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形不成的原因除了上述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社会，很难让公众舆论发挥重要角色，这种从来就是一个由一元文化理念主宰的社会——攘斥佛老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而定于一尊，每个人都必须收起自己的想象冲动和个性伸展，必须服从一种绝对权威的声音。可以在中国的新闻内容中司空见惯这样的内容：“听专家如何说”、“听权威人士如何说”……而很少见到“听老百姓如何说”等内容。在这种情况下，舆论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广大老百姓只有背地里暗骂，巷子里议论的权利。所以，公众舆论的力量无法形成，没有真正的公众舆论，也就没有办法去监督破坏自然生态和人类生命健康的行为。
那么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有真正的“公众舆论”究竟好不好？答案是非常好。公众舆论可以监督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他可以为一个国家的决策层提供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让执政者明白什么是人民愿意的、并允许做的事，什么是人民不愿意、并不允许做的事，就像中国一句老话：“得民心而得天下”。在具有真正的公众舆论的国家，民主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个国家的人民就必然非常团结，他们能与自己的国家唇齿相依，生死与共。
而公众舆论在中国并不是没有，而是一种分散的、缺乏凝聚力的公众舆论，它遍地开花，但花色各异，很难形成一种具有监督作用的力量。敌视甚至忽视彼此之间的思想分歧和认知差异，而强调主体之间的认知契合与精神知遇，“攻乎异端”的党同伐异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形，这是正是中国的“公众舆论”目前令人失望和尴尬的境遇。于是，“以和为贵”的同一型文化却成了一种中国的主体文化。在这样一个以敌视态度而形成的真正的对话的交往原则和价值规范的社会里，一个缺乏自由度的环境和多元共处的包容性里，公众舆论的委顿和堕落，甚至默无声息实在是一件不难理解的事。
这样的情势必然要导致公众的精神秩序的瓦解和心灵生活的混乱，甚至还会扼杀“公众舆论”的生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我们偏偏最不能说真话。这种情况至少是建国以来少有的。面对生态大肆破坏、资源严重流失、文化几近沦丧的情势，这正是亟须“公众舆论”积极发挥舆论监督能力的关头。然而不幸的是，目前的情况看来，是公众情智以及义愤最低落的时期，这也是自“五四”以来所未有过的。当洪水泛滥而人们生命及财产安全遭受损失而背井离乡时，当矿难四起工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时；当风沙肆虐侵蚀人们安居乐业的家园时，当污染日益严重破坏农民赖以生存的良田时，人们除了抹抹眼泪，并没有别的办法，然而这些人为的灾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如果眼泪能解决问题，那真是令人欣慰的事，但是眼泪解决不问题，它带不来行动的力量，只能给人稍许慰藉。可以说在在20世纪后5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种外在的异化力量主宰着我们的公众舆论，我们没有自由拒绝它的奴役，没有能力不顺从它的摆布。
在中国，“公众舆论”精神就不够有力和强大，甚至就谈不上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公众舆论。公众的话语权也无望寄托于媒体，在中国媒体往往都掌握在政府，而政府控制着媒体的行为，公众舆论处于一种被选择的境地。本来互联网的实现能为公众舆论的力量的形成提供支持，但是情况似乎并不乐观，网站发布的信息同样受到政府的监管。近几年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当人们将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对某种现象的呼吁、甚至是揭露地方一些不合理的政府行为或官员的腐败行为等等通过互联网发布到网络上后，不是被网站内部删除，就是被涉及其中的人调动一切资源删除，甚至有的人还专门为此成立了专业的“删帖公司”，而且生意相当不错，就是有很多被涉及者不惜花大价钱请“删帖公司”来帮助他们清理那些不利于自己的“公众舆论”。这种花钱“去黑”的事情在当今之中国已近成为正常现象。
文艺的堕落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正处在全民娱乐化鼎盛时期，轻逸取代了沉重，享乐取代了痛苦，肉体取代了灵魂，物质取代了精神。八十年代的那种单薄而单纯的热情和理想已近完全熄灭了，市场经济时代的商业原则控驭着文艺的精神。作家和艺术家在这个时代成为异化或败坏社会风气的帮凶，他们不抵抗这种异化，反而乐意主动接受消费时代的价值理念，艺术家披着艺术的外衣从事着一切低俗、有害的商业活动，而作家则通过文字把“性”、“变态”、“恐怖”、“色情”、“暴力”等等变成商品，自觉地为满足欲望化的消费需求而写作。别林斯基所说：“诗人和社会处于相互敌对的地位，他们互相是对方的天然的敌人。从一方面来说，社会在认识他的优点之前，先要扼杀他；从另一方面来说，社会对诗人的爱顾，反而把诗人引入邪途。”(《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376页)在当今之时代，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几个作家和社会处于相互敌对的地位，反而与社会相处融洽，互相是对方天然的敌人现在看来只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状态，而一个不容置疑的现象却是，当代艺术家和作家确实被社会提前扼杀了，因为他们确实适应这个社会，得到了社会的爱顾，他们也从此走向了邪途。而在当代，“公众舆论”更是在他们的践踏和漠视下变成一种非常能适应社会的无用的呻吟。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奴隶，他们满足大多数读者低级趣味的心理和好奇，出了很多破坏人们精神，荼毒人们心灵的作品，这不但无助于公众舆论的形成，反而会让人们觉得时代和社会就是作家和艺术家描绘的那个样子，我们只能认命，或者尽力去学会适应，而不是依靠舆论来做一些无谓的抗争。中国人大有从书本里寻找刺激和安慰的习惯，所以凡是这种庸俗不堪、甚至毫无生活根据的小说、甚至是各种历史故事的解说、虚构得打黑反腐之类的书就会受到他们热烈的追捧，他们不在消遣中寻求刺激或安慰，就是在这种虚构的故事中寻求报复和泄愤的快感。在这种大众普遍的追捧下，这些艺术家和作家就有了极大的市场，顺理成章地成了商业时代的英雄和新宠，并因此而获得了极大的声望资源，而这种资源也赋予了他们的名字一种极大的魔力，商业时代的人们正好用这种魔力推动市场机器的巨轮，于是这些艺术家和作家也被异化为文学或艺术商品的生产者。
在商业理念主宰一切的时代，一切只要被市场所接受，几乎就意味着它是正确的，即便它本质上是错误的，是会产生一系列消极后果的，但也不会受到公众舆论批评和质疑。公众舆论除了茶余饭后的牢骚，更多的是保持可耻的沉默，公众舆论已由早期的“拜权教”，由80年代跟风趋时的“拜新教”，一跃而成为当今时代的“拜钱教”和“拜名教”的信徒。卖产品要看名人的代言，饮食要听专家的指令，生态环境破坏与否要看科学家的解释。只要足够有名，就有足够权威。除了一些因“一脱成名”的艺人外，还有一些“因名得利”的作家。例如，只要是郭敬明的书一旦出笼，不管他是原创的还是抄袭的，立即就会受到很多人的追捧，随之又由这些而组成的公众舆论便会肉麻而不着边际地吹捧它，并且和作者一样有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抄袭的又怎么样，抄袭的我们也喜欢，有本事你也抄袭一本来，我们也一样追捧你。”又例如，只要是韩寒写的东西，哪怕在互联网微博上写一个毫无意义的“喂”字，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呼应并互相转载传播……在中国，韩寒在80后一代人心中具有“神”的地位，谁要敢对他们的“神”有所不敬，那后果比要了他们的命还要严重，他们会群起而攻之，直到口水淹没你为止。而对于我们的媒体舆论，它们更是让人失望，除了推波助澜外，媒体与艺术家、作家的这种腐败性合谋，不仅使得缺乏制约的消极“文学”和“艺术”呈现出疯狂泛滥之势，而且还严重地败坏着真正的文学与艺术的威望和声誉。
我记得不久前全国热播的电视剧《蜗居》就是一个典型的的例子。它给观众造成的荼毒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说这部电视剧深受观众欢迎的原因是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不亚于观众从中所获之益。它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钱是万能的，只要有了钱就有了爱情，就有了房子，有了你想得到的一切东西。钱能摆平一切，钱能满足人所有的欲望，只要有钱，就不愁没有海藻，只要有钱，就不愁活不成宋思明。仿佛告诉人们一个“真理”：人活着就是为了钱，其它的一切都是次要的。但是，为了钱就可以做出任何想不到的事情，如果人们接受的是这样的信息，那么社会就无法得到安宁。因为钱而间接遭受破坏的东西非常多，包括威胁到了公众正常的安全生活，有的人甚至为了钱而去犯罪，去祸害他人。爱钱，似乎已经成了人的本性和本能。曾去一家公司办理业务，正遇到上班高峰期，电梯门口挤满了人，都上去三四拨人了，来等电梯的人还是源源不断，有人担心迟到被罚，干脆爬楼梯上去。这时候，不知谁喊了一声：“地上是谁掉的钱啊？”瞬间，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几乎所有人都低头满地找钱，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等大家都回过神儿来的时候，那位恶作剧者早已乘电梯上楼了，而空荡荡的电梯里只有他一个人。
可是钱能让人变得自私、残忍、无情。而一个具有实际功能和意义的公众舆论的形成，需要公众的团结，如果各怀心思，各自为阵，各做打算，这样是如何也形成不了“公众舆论”的力量的。曾亲眼过见过这样的事：湖北武汉某小区拆迁，可拆迁办给的补偿条件并不能使大家满意，于是平时不怎么来往的人们竟然空前的团结了起来，犹如亲戚一般和睦，大家一致决定要联合起来抵制拆迁，有一天竟然整个小区的人都来到一条交通要道上堵路抗议，结果这一招很凑效，拆迁办很快给了答复，将重新安排补偿方案。小区的人为此很高兴，也感受到人多力量大的好处。其实这就是“公众舆论”的作用。但是，事情似乎并不那么乐观，一个月后，拆迁办又恢复拆迁。小区的人准备再次联合起来抵制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变化，有一半人不再参与抵制，并且已经与拆迁办签署了拆迁合同。原来，拆迁办后来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术，通过一对一的做工作，给闹得最凶的几户人家多给了一些补偿款，那几户人家对此很满意，便不再闹了，甚至还帮拆迁办的人做其他人的工作，就这样以一小部分的钱拉拢了一部分住户。当拆迁办搞定这部分人后，便立即决定按照以前的条件拆迁，这时候，大家再想联合起来抵制的时候，却没那么容易了。小区的抵抗大军一夜之间少了一半，想闹也没有以前的势力了，于是，有一大半的人最终被迫签了合同，而条件和最初的一样。本来已经形成的“公众舆论”力量就这样被彻底瓦解了，这就是人自身自私和无情的结果。
公众舆论面对这样的困境和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如何通过积极的、有效的公众议论，给我们时代的社会生活，营造一个良好的精神环境？如何恢复公众舆论的功能和尊严？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学问题。我们并不奢望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实际上有些人仅仅是只会直立行走的动物罢了，他们可以说还不能算做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并且人格健全的人，在当今时代来说要求非常“严格”，近乎于“苛刻”，那就是，真正的人对人类的罪恶都应当有普遍的道德责任。比如说，真正的艺术家和作家，就应该承担这样的“道德责任”，他们不能只顾自己的私利，即便自私到只为自己活得够好，但至少不能去损害他人，贻害社会。而由人形成的公众舆论，更应该承担这样的“道德责任”，它首先应该承担的是“责任”，必须克服自己恐惧与软弱的内心和拘执的外部环境，通过有效的舆论，抵制人或团体在社会行为上的道德堕落以及不负责任，忠诚而勇敢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公众舆论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就是通过舆论来监督和批评。事实上，关于监督和批评，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行动，是对具体的人、集体或社会现象，进行冷静而细致的分析和准确而尖锐的评价。而要做到这一点，尤为重要的是“公众舆论”是否具有真正的监督和批评的精神。真正的监督和批评精神包含了如自由精神、人道精神、宽容精神、科学精神等多种重要的精神元素。但是，在整个监督和批评精神的核心意义是批判的精神、对抗的精神和不从的精神，一句话就是那种敢于“为敌”的精神，它怀着责任与正义、善良与善念时时刻刻说真话，以促进人与社会向善向前的方向发展。
“为敌”是“公众舆论”以及一切从事舆论监督与批评的人和媒体必要而正常的精神姿态。媒体因为受到外部因素的牵制而无为，甚至是因为无能和无为而自甘堕落，沦落为市场的奴隶，那么我们这时候就有希望把“希望”寄托于“公众舆论”。公众舆论既是社会的敌人，也是社会的敌人的敌人——执政者、官员、专家、艺术家、作家、变态者、疯狂者……的敌人。对来自两方面的伤害和敌意，“公众舆论”必须要有勇气面对和承受。
当越来越多的“拆迁自焚”、“李刚”等事件发生后，“公众舆论”在当今时代和社会已经成为我们迫切需要的一种力量。没有这种“公众舆论”，文化也许不仅只是沦丧，甚至沦丧的文化在被社会异化后还有为恶的可能；社会丑恶现象还会层出不穷，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行为会屡禁不止；人们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事件更会时有发生。人们不仅死气吞声，甚至会任人宰割，思想被消极堕落的文化所禁锢，可怕的是人将继续被社会所奴役。
如何能让公众舆论发挥真正的作用，这需要一种“不顺从”和“反叛”的精神。当然，“反叛”和“不顺从”不是叛乱，不是造反，不是公正、善意、美好、自然的敌人，而是自私、邪念、丑恶、悖逆的敌人，它向来都是人类自由的最初的行为，更是人类历史的开端，人类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正是人类这种不顺从的行为的结果。但凡对那些背离人们心愿，与正义与良心背道而驰的事，我们要有而且必须有这种“不顺从”的精神，正是依赖于“反叛”的能力，人的理智才得以发展。同样，人的精神要想发展，就要对以信仰或人的良心的名义出现的权力敢于说个“不”字，不屈服于长期建立起来的，把庄严化为笑谈，把变化视为胡闹的舆论的权威，不屈服于那些试图窒息新思想的种种权威。正如埃里希?弗洛姆所说：“如果说不顺从的历史形成了人类历史的开端的话，那么，顺从就可能会引起人类历史的终结。”(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反叛”和“不顺从”意味着人或者“公众舆论”敢于理智并清醒地与任何奴役性的力量保持一种对抗性的姿态，乃是一种向上的、健康的、积极的精神力量，只有经过对抗，只有介于一种有益而积极的紧张关系中，我们才有可能生成思想，我们的精神生活才能恢复正常，我们的社会以及日常生活才有可能是健康的。“公众舆论”需要充满强调不满的人，需要充满热情、生气的人。这种“不满”不是那种随便什么人听了他们的表达，既不感到冷淡，也不感到温暖。也就是说，不是那种通过委靡而又冷淡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它是一种公正的监督，是代表着公众的意愿和真实想法的监督与批评。它不同于无个性的不动感情的监督与批评，不是某个人的非理性的宣泄，也不是无道理的谩骂，更不是没事找事的刁难，而是那种根据一种排他性的观点作出的代表着公众利益的公正的监督与批评。“公众舆论”是公众自然形成的一种舆论，它勇往直前地战斗着，也领到公众勇往直前地战斗着；它要求公众富有正义感：不能容忍邪恶，对是非不能模糊，他们的表现是丰富的生命力，是简明和决断，是勇猛和笃实，刚健和直爽，是坦白和宽容。
公众舆论如何形成？这不是个体能办到的事，公众舆论是由大众形成的，其中包括有思想的人，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批评家，以及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艺术家、作家，包括一切又良知、有善念、有爱心的人。对公允妥洽、跟风趋时、四平八稳、不偏不倚的拒绝是“公众舆论”所有成员的共识和使命。但是，本来可以作为“公众舆论”主干力量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却在我们时代很难成为公众舆论的一份子。这些人宁愿坐在象牙塔里喝茶看报纸也不愿意加入到为真理而战得“公众舆论”群体中来。还有一些活跃在媒体和文艺界的人，而他们所做的工作，不是谈供人消遣的风花雪月，就是迎合市场做一些毫无价值的复制工作，把古人留下来的宝贵知识，在通过他们迎合社会潮流、附会市场卖点的垃圾思想，经过包装推向市场。其中不乏一些专家、教授、著名的学者以及艺术家、作家。他们无视于真理，无视于良知，无视于底层人，在他们眼里没有比金钱和名气更重要的东西。
如果公众连上述主干力量都依靠不上，还谈何形成“公众舆论”呢？他们的冷漠和无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消极避祸的行为，他们害怕因言获罪，害怕利他损己，在我们时代，他们害怕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他们实质上只顶着“专家、教授、学者、艺术家、作家”这样一个头衔，都是一些苍白的符号，而并不名副其实。“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殷海光文集》)可惜的是，在我们时代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几乎所有作为“公众舆论”的主干力量的精神都衰退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但不思进取，而且甚至丧失了起码的社会责任与远大志向。例如近年来不断爆出的教授、学者学术抄袭事件，以及很多教授、学者、作家等知识分子作秀事件，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名利，说到底就是为了物欲。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信持的是否定的哲学，已经完全退缩到了他的自我当中，过的是一种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的完全丧失价值系统的生活。他们不再有任何标准，对群体的责任感，不再有义务感和连续感，他们不敢正视社会现象，甚至万事闭眼，他们把自己从普通或底层大众中完全脱离了出来，坐在象牙塔里与需要他们的人筑起一道隔离墙，在墙的那边，他们甚至还嘲笑别人的价值……
而作为普通大众，在对这些“公众舆论”的先锋们感到绝望的同时，也在体验着恼人的“脱序人”的迷惘和痛苦，很多人群起效尤，变得圆滑和势利，除了因利乘便，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良心可言，只要事不关己高挂起，而对于他人的遭遇和苦难从不关心。我们通常看到的由分散的一小部分产生的“公众舆论”，从来都不是“正规军”，而像一群无知、无耻的流氓和打手。这些脱序人毫无原则可言，把监督与批评当做进行话语施暴的手段和工具，无论好坏一概否定之，将具有真正的监督与批评精神的舆论变成了无畏无惧的起哄。这种情况在互联网上便可见一斑。而在我看来，“公众舆论”意味着对危害和破坏的监督和批评，对病象和残缺的批判和攻击，对黑暗和邪恶的破除和消灭，对信仰和真理的坚守和维护，从而努力重建一种更为健康和理想的精神秩序和生活秩序。如果一个时代或社会不负责任地把人变为那种没有羞恶心和善恶感、美丑感、是非感的空心人，变为那种把说假话当成习惯的巧滑之人，变为那种有财富的贫穷者、有知识的无知者，变为那种缺乏内在热情的犬儒主义哲学的奴隶，变为那种沉溺于肉欲狂欢的生物人，变为那种蔑视道德的虚无主义者，变为那种不知道敬畏神圣事物的莽汉和妄人，变为那种权欲熏心的势利小人和市侩之徒，变为那种自私自利、惟利是图的经济动物，那么就该到“公众舆论”发挥它真正作用的时候了。
当“‘2012’世界末日”的恐惧萦绕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从自身找问题。如果世界末日最终是人类自己的杰作，那么我们就必须阻止它的发生。而阻止它的唯一力量就是来自我们的“公众舆论”，虽然我们会背负更重的压力，面对的问题更多，但我们必须要有性格上的坚强和精神上的刚健，如果没有“不顺从”的精神和“反叛”的勇气，那么，来自我们的“公众舆论”就无法对我们的时代及社会提供有价值的观点，就无法做出必要的监督和善意的批评，到了那个时候，当资源被欲望贪吃殆尽，当自然被贪婪侵蚀而终，当环境被自私破坏毁灭，我们的世界将会变得越来越孱弱，末日也将会离我们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