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做生意的一大特点就是，集中强大“兵力”攻下一个市场，然后从家乡搬来源源不断的经商伙伴，安营扎寨，守住阵地，除非是市场衰落，否则绝不后撤。可以说，这是运动战和阵地战的巧妙结合。温州人做生意之所以成功，血缘、亲缘、地缘是很重要的因素。
特别是当代的温州人，他们现在抱团拼搏于欧洲市场，让真正的犹太人输得心服口服。在世界各地，我们几乎都能看到成百上千家店铺绵延数十里驻扎着清一色的温州兵团。他们就是现代版的成吉思汗：攻城略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温州人赚钱不要命！面对“野蛮”的温州人，犹太人的地位开始动摇了。犹太人怎么也不会明白，温州人的苦干不唯什么主义和理论，练就滴水穿石的功夫，在任何商业字典里都找不到的招数。
犹太人渐渐开始出卖店铺给温州人，后来温州货的畅销势不可挡，犹太人的店里居然也写上了中文。
温州人霸气得还引发了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集体罢工抗议，原因是温州人把店铺从小路开到大路、小街开上大街，形成发散式集市。他们又以高价买下周边所有的咖啡店、面包房、洗衣店等统统做服装批发，一个200平方米的店铺卖到100万欧元的天价。这一下打破了法国人早上面包、下午咖啡的生活习惯。法国人不干了：温州人都卖衣服了，我们去哪里喝咖啡啊？
有了资金积累之后，温州人最乐于称道的群体团结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有人要开店，亲戚朋友都会解囊相助。随后，家庭作坊式的制作与经营节省了大笔的成本，使温州店的经营之路非常快速平稳。随着生意不断扩大，他们不断从家乡找来兄弟姐妹一起做，所以很多人出来的时候孑然一身，回乡探亲时已经是妻儿亲戚十几口人。
如果说温州人最初的“扎堆”还只是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属于无意识合作，松散且局限于亲友，不确定性明显。近年来，温州人已经从“扎堆”升级到了团队精神，开始有意识地联手出击。
比如频频出击于全国各地的温州的购房团。当年，10万温州人走四方，推销他们的皮鞋。今天温州人又有10万人，携带超过1000亿人民币的天量资金，上青岛，下苏杭，到处一掷千金，购买房产。温州人现在终于开始显示自己的实力了。他们一举一动，开始牵扯各地大老板、银行的目光，甚至惊动了政府官员动用政府的力量进行引导。
有人把温州人的这种集体经商，成片扩张的战术称为“群狼战术”，正是温州人极强的团结意识使得得温州人无论到了哪里，都能发展起来。何况，从最初的“扎堆”版本升级到现在的“团队”版本，使得温州人在今后的商业活动中如虎添翼。对此，有人颇为感慨地说：“用手指和温州人的拳头在打架，怎能不败？”
7抱团上岸，异地生长
抱团上岸说的是关于螃蟹的一中求生战术，在这里谈到这个话题，当然和温州人有关。
故事是这样的：当温州人发现越来越多国人喜欢吃螃蟹的时候，以为外国人也会喜欢，便装了一船运到荷兰，结果当地海关拒绝让螃蟹入境，温州人只好把这船螃蟹倒进了附近海域，没想到，这些生命力旺盛的螃蟹居然纷纷爬上了荷兰海岸，并在当地繁殖。
温州人并没有把这个故事当作是一个笑话，一位温州朋友说，他认为这些螃蟹恰恰体现了温州人的特性，无论有多困难，温州人都要上岸，而且，温州人向来都是“抱团上岸”的。温州地处浙江南部沿海，山多田少，区位条件较差，自然资源也无明显的优势，这就决定了温州人必须通过人力资本的外移来获取比在当地打工更高的回报，这便成为温州人“走遍天下”的原始动力。不断开发新的市场，也成为温州人经济扩张过程中不变的主题。
在“走遍天下”的过程中，善于利用地缘关系结成彼此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成为温州人在异乡扎根成长的重要因素，也就是温州人所说的“抱团上岸”。温州人的社会网络主要由族亲、朋友、乡邻三者编织而成，这为他们的流动和迁移、就业、融资及情感沟通等活动提供了支持。在创业过程中，“第一桶金”是来之不易的，它必须依托于足够的信任。网络使得很多温州人借助地缘关系和环环相扣的信任，在白手起家的时候通过相互之间的借贷，凑到了“第一桶金”。
社会网络极大地帮助温州人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了他们在异国他乡所面临的生存、生活和发展风险。有人曾经根据全国各省市合同履约率来衡量各地的商业信用度，统计显示，浙江和上海是合同履约率最高的两个地区。李方源是温州颇有名气的印刷设备经销商，2005年他移师南京，欲占领南京网印设备市场。初来乍到，李方源展示了温州老板经商的“套路”，先是摸清一大批在南京经商的温州人的下落，然后挨门逐户地拜托他们为其承揽一点业务，拉开一张有几百户的“老乡网”。同时，他利用全国个私企业工作会议在温州召开的机会，在会场上结识了不少南京商客，尤其是与本行业有关的客户，然后在南京招兵买马。终于，借全国印刷材料展销会的机会，他让不少国内企业了解到产品不错，上门推销容易多了。一传十，十传百，随着他的公司在南京的信誉的增长，不到一年，李方源就在南京站住了脚。
另外一个温州商人陈颂楠也占了温州网络的实惠。陈颂楠下海之初，因为办厂失败亏损了40多万元，这40多万元是欠银行的，国家的钱是不能赖账的，当时他身上仅有500多元，他就用这500多元钱摆了两桌酒，请了20个朋友。他在酒席上坦言自己目前的处境，希望朋友助自己一臂之力。当时在座的20个人全部答应每人借给他2万元。要知道那可是在上世纪70年代，2万元人民币在当时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他的这20个朋友有的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就帮他到亲友处去借。3天之后，40多万元就送到他手中。谈到这件事，陈颂楠至今感动不已。他还说，温州人走南闯北，现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都有温州人，在外面做生意的温州人更是抱成一团，这种团队精神，是温州商人成功的重要因素。资本对于商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本钱，向银行贷款是最常见的方式。但在创业阶段的人很难从银行那里贷到款。这种情况下，温州人就创造了自己的融资方式。
各地的温州人都会自然形成一个温州网络，平时对彼此人品都很清楚。圈内的人仅凭个人信用，不需要任何担保，便可实现资金转借。他们之间的这种资金支持，不需要繁杂的手续，且到位迅速，数天内可筹得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资金：很多温州老板早期以此相互支持，得以快速发展壮大。
这种独特的融资方式造就了很多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也正是这种方式构筑了温州商人以亲戚、朋友、老乡形成的生存网络。而大家都是老板，更给这网络增添了活力。开发西北油田的王荣森，在其480万元资金中，有230万元就是由亲友邀约筹集到的。携资1.5亿元到上海南汇创办剑桥大学的周星增，也是依靠这种方式筹集到了几千万巨资。这些行动都是依靠温州人那种神秘的网络来完成着。直到现在，这张温州网络依然威力非凡！
除此之外，温州人之间还可以通过赊货来互相帮助。温州商人罗某最初到武汉时，身上只有16元钱，害得他竟然饿了三天三夜，他就是靠赊销同乡的货物而慢慢发展起来的。从经济学上分析温州人的“抱团上岸”生存战略，我们可以看出温州人的精明之处：国内整体信用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同乡人之间的借贷，不失为交易成本较低的一种方法。而且，同乡之间基于乡情为基础的认同感，结成的团队去闯世界，避免了小企业初创时期势单力薄、容易覆灭的困境。
8攻城略地的“野蛮”战略
野草是“野蛮”生长的最佳代表，所以全球野草的覆盖面积也最大。野草能穿石而生，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同样，温州人具有极其明显的草根性。他们有着野草一样的生命力，无论在什么样的地方，在怎样的恶劣环境下，他们都能“野蛮”成长。
在温州，山多水多而耕地极少，这种环境曾经让温州人一度贫困不堪，在生存压力之下，温州自力更生，自主地向外拓展生存空间，不断寻找一个个新的财富地带。温州商人遍布中国乃至世界，而且经营方式已从行商推销变为坐商，由游击方式转向坐镇赚钱，形成了“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商人，有温州商人就有市场”的效应。
1.闯荡北京的温州商人
北京有闻名遐迩的“温州村”，他们散布在大钟寺、五道口、沙窝和大郊亭，呈星状围着整个北京城。而位于北京丰台区大红门地区，则覆盖了十多个村庄，聚居着七八万的温州商人，已经成为一个集经济活动、生活于一体的准社区。在那里既有生产加工作坊和工厂，又有大型的商场；既有自办的菜市场，又有自办的幼儿园、诊所、餐馆、理发店、运输代理服务等等，“温州村”内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生产、销售、服务网络。有许多大腕级的温州商人在北京城，如“101”毛发再生精发明者亿万富翁赵章光；饮誉海外的“中国阿信”徐小英；还有来自柳市的电器电子大王，苍南金乡的商标大王等等。
“野蛮”的温州商人经商如作战。在军事上，据关守险，占据最高点，是获得胜利的一大因素；这种战术被温州商人引入到了经商领域，如能抢占最好的商业区域，也是保证在激烈的商战中占据优势的一大法宝，精明的温州商人自然深谙此道。
在温州商人看来，在一个地方做生意，一定会选择最有利的铺位：开工厂的要选择交通便利、工业繁忙的地段；开商铺的要选择人群集中、商业繁荣的地方。但要抢占市场的制高点，需要买下旺铺，得花大钱，而且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大本钱有大收益，舍不得投资怎能赚钱！因此，最有经商意识的温州商人是舍得花大钱来抢占北京的财富宝地。也难怪，北京成了温州商人竞相逐鹿的地方。
2.征战上海滩
上海是我国人才、信息、资金等诸多生产要素的最聚集的地区。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商人就盯上了上海，大量的温州商人通过联营合作或租赁摊位的方式，在上海滩做自己的生意。
如今，一些温州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自然而然会到上海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引进人才、信息、资金。有的企业甚至把生产、仓储等功能放在创业的“根据地”，而把上海作为研发、投资、决策的中心。
温州商人王均瑶曾说过：“我在温州有名气。可一到上海，太微不足道了。上海就像美国的纽约，它的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为此，王均瑶在上海投资数亿资金，购买了200亩地，建设自己的航空服务基地。
注册资金为1. 3亿元的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认为，上海的人才优势无可比拟，而温州的民营企业对高级管理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仅2001年上半年，天正集团就在这里招了8个MBA，其中还有几个博士。
早在20世纪初就名闻遐迩的南京路是这一宝地中的至宝，对商家来说是寸土寸金。能在南京路拥有一家店铺，不仅是商人的梦想，同样是生产厂家的追求，同时也是资格和品牌的需要。无疑，这里成了温州商人征战上海滩的突破口。
2001年1月，温州日月集团斥资1.2亿元，在南京路建造了6个楼面、近1万平方米的上海银楼。奥康集团的上海大型专卖店于同年3月开张。同年5月，温岭“珍珠王”丁美富在南京路上创建了“珍珠城”。正如丁美富所言，到了上海，在南京路扎根，就是一个成功的开始。
在跨入21世纪之后，一拨又一拨的温州企业还在继续入驻上海南京路。2003年，乐清华东电器集团投资3亿元并购1.5万平方米的商厦，准备建7层楼的大型商场；温州华通机电集团斥资3.5亿元在南京路建设一个温州商城。无怪乎，小气的上海人咬牙切齿地说：“照此下去，闻名全国的南京路将成为温州商人的天下。”
这就是温州商人的“野蛮”秉性，为了不断地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他们就是这样以商业英雄的豪气，以巨额资金为武器，占领了财富潮流涌动的大上海，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财富传奇。
3.挺进大西北
除了经济繁荣的大都市以外，一些经济落后的地方自然也在温州商人的攻占地图之上。对此，温州商人说：“没有人开发的地方水草最为丰美，回报最为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