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跟清华名家学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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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不停地学习、求实(1)

生命在于运动。无论是生理的需要还是精神上的要求,人只有在不停地运动变化之中才能感受到生命的存在。人也只有在不断地学习之中,才能获得前进的动力。人类社会总是向前运行的,人也因此只有不停地前进、求索,方可在社会上生存下去。好学,多学,不断地汲取知识的力量,会帮助你走向美好的生活。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先生,就是这样不停进取的人。从他的生活和工作中,我们应该学到很多的做事的法则,找到行动的力量。

人生范本:赵元任——好学、好学,不断求索

赵元任(1892—1982),著名语言学家。1910年7月,为清华学校的前身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款”留美生,入康乃尔大学,1914年得学士学位。1915年考入哈佛在学,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受聘康乃尔大学,任物理学讲师。1920年回国,到清华学校任物理、数学和心理学教师。1921年,再赴美国任哈佛大学哲学讲师。1925年8月,回国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一起被称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结束,赵元任受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1931年任清华留美监督处监督,一年后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1938年后,定居美国,入美国籍。此后历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美国哈佛燕京社汉英大辞典编辑、美国海外语言培训班中文主任、美国密执安大学语言研究所教授等,1965年退休。

赵元任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1981年,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重要著作有《现代英语的研究》、《中国语的文法》、《国语字典》、《中国社会语言学论文集》等。

黄延复在他的《一代学人赵元任》中写到:

民初以来,在我国学界的群星中,有些显得格外耀眼夺目。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音乐家、美籍华裔学者赵元任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赵元任是一位从“榜眼”到哲学博士。

赵元任祖籍江苏常州府阳湖县(现并人武进县),一八九二年出生于天津。曾用名宣重,后即废去,一直名号一致,亦未曾用过笔名。一九一年七月,清廷“游美学务处”在北京招考第二批庚款游美生,十八岁的赵元任在四百多名来自全国的“举子”中,以第二名高中。这在当时实不亚于一次“榜眼及第”。这次招考共取正榜七十名,副榜一百四十三名。正榜中包括杨锡仁(第一名)、张彭春(第十名)、钱崇澍(第十六名)、竺可桢(第二十八名)、胡适(第五十七名)。关于这次考试,赵元任至今还保留着这样的记述:“一九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考语文,题目选自Mencius(孟子)《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WithoutRulesandCampassesOneCannotFormsSquaresandCircles)。下午英文作文三小时(笔者按:题目是《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然后等五天,以上两门合格再考。(复考时)第一天考平面几何、希腊历史、罗马史、德语或法语;第二天考物理、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化学、三角;第三天(因雨很多人迟到,再推迟一天)考立体几何、英国史、世界地理、拉丁文……”可见,那时的留学生考试是很不轻松的。

这批学子于同年八月由胡敦复(民初著名教育家之一,时任游美学务处教务长)亲送赴美。赵元任入康乃尔大学习数学。一九一四年获学士位,再入该校哲学院研究一年,一九一五年转入哈佛大学,一九一八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

在他六十年教学生涯中,不停地学习,求知,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

人们都说赵元任是语言奇才。赵元任具有非凡的语言方面的天赋。但这也是与他不停地学习分不开的。任何方言在一星期以内,他都可以学会,并且能听、能说,而且说得很好。一九二年,哲学家罗素(英)和杜威(美)先后来清华学校参观、讲学,均由赵元任翻译。并陪同罗素周游全国各地,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用那个地方的方言翻译。于是他于年底辞去清华教席,准备到国外去专攻语言学(那时,语言学在中国尚属空白)。赵先觅定哈佛大学哲学讲师的职位,于一九二二年又去法国莎娜学院专门研究语文学一年。一九二四年,他应聘回清华国学院任教前,又去法、德、英等国考察语言学一年。至此,他已初步奠定了“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基础。他先后去江浙、江西、湖北、广东等地考察方言。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四八年,他共发表语言学专著约十四种,论文约二十一篇;一九四八年以后,他在国外任教期间,又用英文写了《中国语字典》、《粤语入门》、《中国语语法之研究》、《湖北方言调查》等专著。赵元任可以称得上是精通汉语,但却绝不单是一位汉语学家。在外国语方面,据他自己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丁、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这样,到了三十年代末期,他就成为一位名驰中外的语言学者了。

赵元任的名字,在中国近代音乐家的行列里,占有重要的位置。当然,语言学(特别是音韵学)与音乐艺术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姐妹。但赵元任在音乐方面的成就与他在这方面所投下的心力分不开。他曾有过一个爱好音乐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江南昆曲名票,使得他自幼就受到音乐环境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一直没有间断过对音乐的钻研。回国任教或任职期间,音乐活动占去他大部分业余时间。据有人回忆,他经常一个人躲在室内埋头作歌。他室内除各种乐器外,还有一套特制的木鱼,可以奏出乐曲;他曾发起组织过琴韵歌声会。一九三六年,他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制的(自作自唱)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至今仍为人喜爱。

人需要真正的学识

这个世上的东西,无论感情、人格,还是学知、气度以及做事的方式,都需要一个“真”字。没有真正的东西,就不会有真正的回报,尤其是做学问,你没有真正的学识,只能迷惑别人一时,最终还是会被现实所抛弃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真正地追求学问,真正有学识才能保持真正本色,才会博得他人的敬仰和尊重。做起事来,才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只有真的学问,才会为人所敬仰,如果没有博大的学识,文凭决有博大的学识,文凭是不能代表一个人真正的学识水平的。

陈寅恪(1890—1969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兼书第门第。祖父陈宝箴(字右铭),官至湖南巡抚,支持“戊戌变法”,因主持湖南维新失败被革职。父亲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清末著名诗人,与谭嗣同、陶谦、吴保初一起被称为清末“四大公子”,著有《散原精舍诗》,曾是“新江西派”首领,亦为“戊戌变法”维新党人。

真正的学识可以为你赢得声誉和机会。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启超推荐陈作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尚未听说过陈寅恪,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提出了柏林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后才决定聘他来校任导师。

真学问,到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为人所尊敬。当时清华学校还聘了另一位著名学者赵元任做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其时赵正在哈佛大学任教,哈佛要赵找人替代,指名最好是陈寅恪,并许以高薪。赵元任写信征求陈的意见,陈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陈寅恪一到清华园,便显示出一代文史大家的才学风范。他的学生许世臻在《敬悼陈寅恪老师》一文中作如下描述:

“……民国十九年……寅恪师为中文系与历史系合聘的教授,在中文研究所、史学研究所、中文系和历史学系开课。他在史学研究所所开的课程是魏、晋、南北朝史专题和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这两课是隔一年开一次。中国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文学系开的课就多了,计有:佛经文学、禅宗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元白诗研究、欧阳修研究等。……寅恪师身体一向衰弱,学校当局特别尊敬他,他的课永远排在上午二、三两节(9时至11时,所以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有资格去选修。……寅恪师讲课的教室都在三院一间小教室,除了清华的同学以外,北大的同学也从城里坐四五十分钟的汽车赶到清华园课。因为陈寅恪不肯接受北大的礼聘去兼教几个钟头,北大的学生不愿失去名师的教诲,只有不惜跋涉的辛劳来学了。寅恪师学问渊博而精湛,有许多的教授也经常来旁听,清华园中的人凡有疑难不能解的问题(属于文学和史学的),都向他请教,他一定会给质疑的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大家都奉他为‘活字典’、‘活辞书’。

文中提到的那些听课教授,像吴宓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其他如朱自清、浦江清、北京大学的外籍教授钢和泰,皆是一有机会亦必赶来听讲。故陈寅恪有“教授之教授”之誉。

吴宓回忆说:“1919年1月底至2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由俞大维君介见,以琢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述说至为说切。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史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吴宓者,更多不胜记也。”又据吴宓的日记记载:“陈(寅恪)群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之极。古人‘闻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

无论空间如何扩展,真正的学问永远是无价之宝。陈寅恪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很高的声望。他曾是英国剑桥大学特聘的第一位华藉汉学讲座教授。抗战胜利后,他应英牛津大学之聘,前去主讲东方学与汉学,欧洲各国汉学家云集牛津,以亲聆陈讲学为快。但据当时有人记述:“欧美许多大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少数几个人外,能听得懂陈先生讲演者实寥寥无几。”因为“陈的讲演广征博引,只语言这一关,那些一般的专家就闯不过。”

陈寅恪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之高,不是因为别人所说的几句话,而是出自真正的“东西”的。还因为他常常可以解决外国著名学者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一次,前苏联学者在蒙古境内发掘到3个突厥碑文,纷纷研究,均不懂不通,后请陈寅恪翻译解释,各国学者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叶番之《唐番会盟碑》,许多学者,著名的如法国之沙蜿、伯希和等人均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后经陈寅恪解释,也使国际学者很是满意。这样的不被人敬仰,还有谁可以被人敬仰呢?

掌握求知的方法

人要不停地学习才会进步,要不断地进取才会发展。但诺大一个世界,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怎样才能又快又好地掌握新的知识,为我所用,不断地超越现在的自我而迈向更高的目标呢?当然是学习,但学习又是需要有一定的方法的。

对于一名学生来说,学习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即将参加考试的同学更是如此。第28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得主、被保送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连乔指出:

只有方法才是真正最实用的东西。试想,我们学的解析几何,有机化学等等,有几个人在将来会用到它们的?现在的大学生,只要不是热门专业的,有很大一部分工作是与专业不符的。方法是最重要的,要学会学习,就像学会打猎一样。话又说回来,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可以说没有不会学习的,拿着书慢慢看,慢慢研究,总能学下来的。但各人的学习速度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你时间紧,显然需要找到一个速成法。但如果成天无所事事,那也无所6谓什么好学习方法了。但我想这种情况在准备高考的人当中是不会有的。之所以万事开头难,对于学习,说实话,没哪门课是先难后易的。它之所以难,在于我们对一门新课必须先研究一下学它的具体方法。

首次,要认真听讲。

老师传授知识是通过“讲”来实现的。获取和消化课上内容是高考复习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故而上课要全力以赴,每分每秒都要聚精会神,争取一字不落地听进去,争取当堂理解、记住。同时,高考复习课的听讲,又绝非被动记录,而必须与老师同步思考,形成共鸣,创造积极主动热烈的课堂气氛,这样才是真正地会听讲,会事半功倍。不但要听,而且还要会听,要跟紧老师的思路来听。教毕业班的老师经验丰富,水平高超且责任心强,是足以信赖的帮你考上大学的前进阶梯。因此千万不要在这关键时刻自己单搞一套,脱离老师的教学计划甚至鄙视和抛弃老师的辅导。只有师生协调,齐心努力,才能创出佳绩。相信老师、尊重老师,总有一天你会由衷地感激老师。这一切,平凡的你,一定能做好。

其次,做好课堂记录。

黑板上老师写的内容,不一定都要记在笔记里,而老师的一些精彩的、关键的和启发性的话却不可漏掉。这些宝贵的“只言片语”,实在应该被及时地捕捉到,保存在笔记上。至于黑板上的定义、律文和简单例题之类,只要书本上有,就大可不必占用笔记的空间。同时,笔记不仅应该记下老师的妙语、老师的思路,更应有自己的感受、总结和质疑。当你灵感突发的时候,当你苦思冥想之后恍然大悟的时候,当你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请立刻、毫不迟疑地把这些思想的火花或疑惑写在笔记上(或其它可以永久保留的地方)。它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东西。也许不久之后翻看它时,你会别有一番感觉,那时,你对知识的把握就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记笔记的真正意义是启发你的灵感,帮助你思考,使你自己上升一个层次。而不是给别人看的,是写给自己的,惟一目的就是辅助你学习。千万不要走进记笔记的误区。

第三,要及时地做练习。

做题,并不只是做题,而是在做学问,要有思考。每天你做多少题?这些题第二天你还记得清吧?一周之后还记得清吗?高考前能记得起来吗?做完一道题,会你怎么做呢?对答案?继续做下一道?还是停下来想一想?你知道出题人的意图吗?你还有其他解法吗?你从这一道题联想到了什么呢?有没有做过与之类似的题目呢?你的收获何在?那么,要把每道题做透。做完题,别撒手,问问自己上述那些问题。每道题都以一当十,学习的效率提高了,练习的目的达到了,你也从题海里纵身跃出了。每过一阶段,又要在更高的层次上统观这些题,做到一题多解,多题一解(找共同方法),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是练习的真谛。“题海无边,总结是岸”。而且,做题要有选择性、针对性。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对症下药,真正在练习中得到提高。所以说练习是质、量的统一,有选择地多做题,贵在总结,旨在提高。

第四,要重视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