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佩松先生的一生确是有点像一场精彩的球赛。他使出浑身解数冲向一个目标，有如球员一心一意地要把球踢进对方的球门。这个球门就是他所说的“生命的奥秘”。他一丝不苟地严守着科学家的竞赛道德，又毫不厌烦地组成一个抱成一团的科学队伍，在困难重重中，不顾一切私人牺牲，冲在别人的前面。这个比喻像其他一切比喻一样总是有点牵强和出格的，但他在科学领域里冲锋陷阵，义无反顾，不达目的不止的劲头，完全像他在球场上踢球一般。我既是个球迷，自容易这样来体会和赞赏他这本回忆录里写下的一生经历。
在汤先生的一生中，他的球门是清楚的，也就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是十分自觉的。更引人入胜的是他叙述这个目标怎样逐步由模糊而明确，由动摇而坚定，由抽象而具体，由“定情”而坚贞不移。
我们都应像汤先生一样，找准自己的球门并为这个目标全力以赴，只有这样的人生才是一场精彩的球赛。
超前或敏捷过人是汤佩松先生突出的个性。他老是跑在他这门学科的前面，使他的老师辈或当时的权威瞠目结舌。再举一个实例：汤先生在明尼苏达大学读完本科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得到了博士学位。一九三年他受哈佛大学普通生理学研究室之聘去协助当时的权威Crozier的研究工作。研究的题目是“种子萌发期中呼吸作用的温度特征”。这是生物科学当时的前哨课题，目的是在找出呼吸这种生理现象和温度的关系，求得在不同温度中生理上化学反应速度的常数。可是我们这位不甘心在时代水平上“人云亦云”的超前哨兵却“对老板的总的思路开始怀疑甚至厌恶”了起来，因为他认为“呼吸作用只是气体交换的表面工作，离开探索生理功能的实质相差甚远”。
汤先生在完成和老板约定的试验工作的同时，私下却做了一些“黑活”。通过这项“黑活”，他“用CO［一氧化碳］抑制和光恢复方法首次证明了在植物中存在着细胞色素氧化酶”，而且他的实验又突破了当时酶学动力学中的米氏（Michaelis）常数，因为米氏公式只适用于离体单纯的酶本身（invitro）而不是存在于细胞体内（insitu）的酶活性与氧浓度（分压、底物）的关系。换一句话说，米氏是把细胞破碎后去测定的，而汤氏则在完整生活着的细胞中测定的。这项“黑活”把汤先生真正挤进了探索生命奥秘的大门，而把当时的那些权威一下抛在身后。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在专研学问时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才能在这个领域里有所建树。
他在一九三三年离美时绕道走欧洲返国，目的是探探这门学科在国际上的水平。他访问了三位研究呼吸（代谢）作用的权威。在英国剑桥大学遇见Keilin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这些关于细胞色素在体外氧化还原现象是否能代表它们在体内进行的规律？”他得到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只能由你自己去回答”。这句简单的答语指出了汤先生正在进行的“细胞呼吸作用的动力学研究”将是他在这门学科中“独树一帜”的有自己特色的思路和研究体系。他当即立下决心将为此奋斗终身。这个体系的主导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尽可能简单的，并又在进行正常生命活动的机体（动、植物或其细胞）在尽可能单纯的化学及物理环境（反应体系）中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一些无组织的（有机）物质是如何通过呼吸代谢、能量转换而变成有形态组构，能进行包括生长、发育在内的生命活动现象（功能）的活生生的生物的？”他明白自己走到了生命科学的最前沿了。
知耻而勇、奋发向上
清华要向前，要超越，国人要自强，国家要北大，民族要复兴。我们的祖先说过“知耻者近乎勇”正因为我们还不如别人，所以我们更要勇往直前，去拼搏，去超越。
清华是个“赔款学校”，是美国用中国庚子赔款余额建立的，美国政府的本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而学校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联军洗动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学生整天面对着被焚毁的断壁残垣，民族耻辱时时袭上心头，当时在学的吴宓曾有“热肠频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之叹。“五四”时，北大已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而清结可称道的是闻一多贴出的岳飞《满江红》，主题还是雪耻。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受着美国式的教育，而在出洋后却非常敏感于西方人对黄种人的歧视（可参阅吴宓、朱自清、闻一多的日记与书信），他们远较其他大学的学生蕴积着更深重的对于民族耻辱的痛感；1925年为抗议日军炮轰大沽而爆发的“三一八”游行示威中惨遭枪杀的韦杰三烈士，在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死不足惜，但中国要强起来呀！”为纪念这位年轻学生而立的碑是从圆明园搬来的一个被侵略者砍断的石柱，它那宁折不弯的身躯是清华精神的一个重要象征。1928年清华改成大学后，如何摆脱美国的控制实现学术独立便成为清华建设的主题，而其深处的情感动因仍是雪耻。到了30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梅贻琦任校长第一次讲话没讲学术自由却讲了莫忘国难。到了1935年“一二·九”，清华终于成为大学抗日救亡的重要堡垒。这种为民族雪耻的激情，在解放后转化为建设祖的献身意志。
在“文革”中，眼看中国在科技上日益落后居然还在批“崇洋媚外”，一位原来的领导人痛心地说：“什么崇洋媚外？！连洋人屁股都看不见了！”“文革”后，这种耻辱感重新化为办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强大动力。“明耻”是清华精神的重要表征：耻中国科技与文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耻清华不如西方的一流大学；耻清华某些方面不如国内兄弟院校；耻本学科水准不如校内先进学科；耻个人学习或科研不如其他同班同学或教研室同人。“知耻而后勇”。清华人的耻辱感是民族耻辱感与个人耻辱感的综合，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纯个人罪感。它显得更加博大，也更加充实。
我们不怕落后，也不怕别人嘲笑，只要有拼搏进取的精神，我们就可以赶上、超越。耻不如人只能是我们拼搏向上的动力，清华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重托，更应当知耻而勇，奋发向上。
30年代的清华园便最能体现清华精神的所在。
“自强不息，厚行载物”的清华精神，渗透在清华教学的各个方面，在清华的体育教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马约翰先生是其中的贡献较大者，他时刻告诫我们要自立、自强，要知而勇。
清华学校成立初期，虽设有体育部，但体育并未列入正式课程。直到1919年开始实行“体育实效测验”，规定体育不及格者不能毕业。
清华体育活动的真正展开，是从1920年开始实行“体育实效测验”，规定体育不及格者不能毕业。
清华体育活支斩真正展开，是从1920年马约翰先生担任体育部主任之后开妈的。马约翰，给许多清华毕业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个子不高，但精力充沛，平易近人，活泼可亲，颇受同学们的喜爱和欢迎。为使学生走到运动场上去，学校采取了强迫运动的方式，规定每天下午4时到5时，为强迫运动的时间。这时，学校就将图书馆、教室、宿舍全部锁起来，学生都要穿上短衣到操场或体育馆运动，体育教师则到处巡视，加以指导。如有学生仍躲到树底下看书，马约翰就走遍校园的各个角落去寻找他们。他出于一种责任感和祖国的荣誉感去说服这些学生，要他们好好锻炼，要有强健的体魄，以免到国外时，被人讥为“东亚病夫”，不能给中国人丢脸。马约翰的目标就是，“不许人家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要打倒‘东亚病夫’”。经过他多次劝告之后，躲起来看书的“小夫子”们也都出来活动了。
马约翰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这是他勤勤恳恳毕生献身体育事业的主要动力。他幼小读书时，看到周围同学大部分面色芬白，文质彬彬的，心里很难过，就决心要通过体育改变这种状况。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有的外籍教师嘲笑中国学生“就是笨，还不如美国的小孩子”！马约翰听了不服，就用事实和那个美国教师“吵了起来”。来到清华后，他常听说中国学生在外国受气的事，外国人把我们叫“东亚病夫”，他很痛心。他后来说：“从我来说，我主要是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他常向同学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们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他说：“中国学生在外面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要不落人后。”
抗战期间，马约翰怀着爱国热忱，随校南迁到长沙、昆明，与全校师生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但他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开展体育活动并发展军体项目，教同学以抗敌救国的本领。1937年底南京失陷，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大操场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学生纷纷要求从军，参战。马约翰在大会上也大声疾呼，激发同学们的抗战激情。
当然，在旧中国，“体育救国”的善良愿望终究不会变为现实，但一颗赤诚的爱国心不但使马约翰在业务上取得光辉成就，而且使他在关键时刻能够满怀信心地把握住方向。
在任何时期，我们都不能忘记去爱我们的国家，不能忘记去奉献，这是清华人讲求的原则，也是我们每个人做事的原则。
自强不息、刻苦勤奋
一个人不刻苦勤奋，自强不息的奋斗，不会有大的成就，一个集体也是一样，清华也正是靠这种精神成为全国各名牌大学的佼佼者。清华的师生们也是靠此才在各个领域成就辉煌。
梁启超先生曾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激励清华学生。后来，这八个字就作为清华的校训，对师生都有深刻影响。也可以说，这八个字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清华师生的精神风貌。
清华九十年的历史多灾多难，但“灾难铸就辉煌”。灾难所激发起来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贯穿于整个清华历史。而其中最动人的我以为是两段：一段是在抗日战争中，在敌机不断轰炸的艰难条件下弦歌不辍，无论于教学、学术都创造了史诗般的辉煌。另一段则是在“文革”十年动乱之后，在“连洋人的屁股都看不见了”的情况下，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急起直追，不仅迅速地恢复了十年动乱造成的创伤，而且创造了新的辉煌。这两段，一段是在帝国主义军事压力下，一段是在经济压力之下，而两种压力都曾把中华民族推向毁灭性的边缘。拯救民族的集体尊严意识是清华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源。清华人的个性主体意识是很强的，以致给人以“高傲”的印象。但这种个人意识总是和民族尊严联在一起，并且对于那些最优秀的清华人来说：民族尊严感是他们个性中最重要的、最顽强的部分。然而尊严来自于实力，民族的尊严来自于国家实力的强大，要想在外国人面前有尊严，我们就必须建设好自己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产生的过程中很少与民族利益联接，甚至是以民族主义为其对立面的。同样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大多具有强烈的民族尊严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几乎不存在西方观念中的纯然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人的个性化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是不可移易的。但在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个性化趋势将同为民族、为人民奉献的精神纠结在一起，形成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解放的独特道路。
人生范本之——华罗庚：天才出于勤奋，聪明在于积累
1931年8月，华罗庚带着简单的行囊，来到了清华园。这是一位身体瘦弱，面有“菜色”，患有严重腿疾的青年。熊教授立刻热情地接待了他。在谈话中，他才思捷敏，对答若素。“一匹典型的千里驹”，熊教授很快便作了结论。
到校后的第一个难题，是给他定个什么职称。最理想的莫如给他个助教的头衔。因为在当时的清华做一名助教，实际上就是一名在职研究生，对于进一步培养、深造是十分有利的。但具体到华罗庚，这样做是根本不可能的，以他的一点微薄的学历（初中毕业），在家乡做初中教员尚且遇到人事上的重重困难，何况是一名大学助教！所以考虑再三，只能安排他先做一名系图书馆的助理员，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容易。在当时，通常一个大学毕业生初到图书馆也只能是这个职务，而一个初中生通常的职称只能是“见习生”之类。但这一切对华罗庚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跨进最高学府的大门了。在这里，在完成日常工作的情况下，他可以旁听大学课程，业作时间还可“自由”进出图书馆，当时的清华大图书馆，是办内有名的“宝藏”之一。这好比打通了一条通向数学王国的路，华罗庚开始了他的探索行动，俗话说：“一切事物都怕时间，时间惟独怕天才”，以后的事，就看华罗庚的努力了。
华罗庚以极大的毅力来对待他所面临的困难，拖着一条病腿，每天必须首先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整理图书资料、收发文件、代领文具、绘制图表等等。工作之余，他就去听数学系大一的课程。据后来有人回忆，在数学课方面，熊先生本来安排他去听解析几何课。他后来对人说：“当时解析几何对我来说太浅近了，即使熊先生的分析班我也可以听懂，不过，当时因为初到学校，新的环境，新的人事，有些话是不便直说的。”人家问他：“你当时的数学程度究竟有多高？”他说：“有些问题已经了解到如数学系三四年级的程度，有些地方则尚差一点。”但熊先生很快就纠正了自己的做法，免修他的解析几何课，而允许到自己“分析”班上听课了。在“业条”，华罗庚如饥似渴地阅读清华大图书馆所藏的中外数学书籍。他后来对友人说：“人家受的教育比我多，我必须用加倍的时间以补救我的缺失，所以人家每天8小时的工作，我要工作12小时以上才觉得安心。”（徐贤修：《悼念华罗庚先生》）而实际上，他初到清华时，每天的实际工作时间却远不止12小时。当他离垂清华赴英留学时，清华图书馆所有的数学藏书他几乎都读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