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原文】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如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舒治科学、求分数，尚与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
一一摘自毛泽东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信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7页）
【评点背景】
曾国藩字涤生，（1811年——1872年），是中国近代官僚中享有赫赫声名的人物，被封建官僚视为“立德、立功、立业”三不朽的标准完人，也是清政府优礼崇奉的“功臣”之一，称他为“中兴第一名臣”，“相业匡时，武功定乱”，“救时安宇内”，“举世托安危”，由于他所创建和统率的湘军是清王朝扑灭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军，因此也得到“汉奸刽子手”、“卖国贼”、“残杀同胞”的“曾剃头”、“曾屠夫”等称号。尽管如此，他还是在旧时士大夫阶层中博得了广泛的尊敬。梁启超、黄兴、蔡锷等对曾国藩力加推崇。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其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当时诸贤杰中最称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宗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干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而文正以朴拙之资，起家寒索，饱经患难，丁人心陷弱之极运，终其生于挫折讥妒之林，惟持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变举世之风气，挽一时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况相去仅一世，遗泽未斩，模模在望者耶？则兹编也，其真全国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须不可去身者也。”梁启超把曾国藩说成是古今中外罕见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最伟大的人物。
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生涯就受曾国藩影响。毛泽东出生那年，正好是甲午战争的前一年。在这以前的半个多世纪里，腐败的清王朝无力抗御“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社会迅速地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从旧中国到新111国，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变，是亿万中国人民在一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坚韧不拔、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取得的。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在这场斗争中最杰出的领袖之一，可以说，他的一生曾影响和主宰过中国的命运。他出生和生活在中国历史发生空前变革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列宁也说：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人人物。毛泽东，就是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争所造就出来的伟大人物。
毛泽东本人是怎样响应历史的召唤，使自己成为历史所需要的伟大人物的呢？他从学生时代开始，曾为此作过一些怎样的努力？这些努力又给他后来的事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极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这篇短文只准备介绍他学生时代若干有关的资料。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的家庭。当年这里是一个交通不便、风气闭塞的山村。他的父亲识字不多，但精明能干，亦农亦商，终于成为一个在乡间有资格发行小额钱票的“小财东”。由于在一次讼诉中的失败，使他愿意让儿子念一点书，“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毛泽东8岁就被送进私塾，一直读到16岁，中间曾停学二年，经过同父亲力争，才又读了一年。六年私塾，读过《论语》、《孟子》、《左传》这些经书，读得背诵如流。后来他说起自己的幼年，“学的是‘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事实上，当时的学习远不只起了识字的作用，这些对于儿童来说枯燥难懂的书本，读熟了，就有些近似于电脑的软件储存，以后用起来是现成的。毛泽东幼年时代的记忆，显然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我们看五卷《毛泽东选集》、其中许多孔孟之言常用得恰到好处。
那时，毛泽东的生活就是学生兼小长工或者小长工兼学生。13岁到15岁这两年，整天在地里干一个全劳力的活，夜晚还要帮助父亲记账。尽管这样，他还是如饥似渴地阅读能够找到的任何书籍。对《三国》、《水浒》等小说尤其喜爱，熟记其中的一些故事。难能可贵的是，他在阅读中能进行独立思考，“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了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部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三国》、《水浒》这些小说中充满了战争的描写，加上《左传》中那些战争的记载，这对于毛泽东后来数十年特别是游击战争初期的军事生涯，显然是有启发和帮助的。例如《水浒》中洪教头的故事、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他都在自己的军事著作和哲学著作中当作例证加以引用。可笑的是，十年内战时期的教条主义者，曾经这样挖苦过他：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曾胡治兵格言》等等，来指挥战争。
也正是在这努力搜求书籍的时候，毛读到了《盛世危言》一书，这是他接触到的第一本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著作。作者郑观应是清末的一个改良主义者，从他自己取的一一个别号“杞忧生”可以看出他的忧国之心。他思考中国贫弱的原因，主张在“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原则下，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例如，实行保护关税，发展机器制造工业，以商战对商战，并设置议院等等。这是康有为、梁启超以前，鼓吹维新改革最有影响的著作。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本书，甚至30年之后还能向斯诺讲述这书的大要。对书籍的广泛兴趣，经常思考祖国的现状和前途，是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显露出来了的特色。
在家里，毛泽东不满于父亲的专制，他从不愿受约束，好自行其是，有过很多“忤逆不孝”的抗争。用他后来风趣的说法，“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他热爱母亲。母亲是一个善良、谦和、公正和乐于帮助别人的农村妇女，她的品德给了儿子良好的影响。她对神佛的信仰很虔诚，经常向儿子灌输宗教信仰。因此，少年毛泽东也信过神佛。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就曾经提到“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的事。我们知道，那还不是一般的求神拜佛，而是15岁时去南岳“朝拜香”，几步一拜地一直步行几百里到南岳。没有虔诚的信仰这是做不到的。第二年，1909年，一个新派教师李漱清回到韶山，向人们宣传维新思想，反对宗教迷信。毛泽东同他很谈得来，在他的影响下，又读了上述《盛世危言》等新书，终于破除了对神佛的迷信。1925年，李漱清也到了广州，他们曾一起工作。
毛泽东在家里一面种田，一面自己找书来读，在私塾又读了一年之后，他16岁了。父亲决定送儿子到湘潭一家米店去做学徒，以培养经商的本领，好继承家业。这时他听说邻县湘乡的东山书院改成了一所新式的高级小学，由于求知的渴望，他坚决要求到东山小学去读书。父亲拗他不过，终于让步了。1910年早秋的一天，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到湘乡县立东山高小读书，从此也就离开了这个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风气闭塞的山村。这种独立不羁的品质，帮助这个少年作出了决定一生命运的第一个重大抉择。
在这所新式小学，毛泽东除了仍读经书之外，第一次受到了新式的学校教育，学习了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英语。在这里，由于他领悟力、模仿力高，古文写得好，教员都看重他，国文教员尤其喜欢他。他写的好些文章在校内传诵一时，以至几十年之后，人们还记得其中的一些题目：《言志》、《救亡图存篇》、《宋襄公论》等等。
校长和教师都很器重这个学生，说“学校取了一名建国之材。”在东山小学的同学中，毛泽东也有儿个家境相近的友伴，如后来以诗人闻名的萧三（当时名萧植蕃）就是一个。萧的回忆中有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借一本《世界英杰传》给毛泽东，书中有华盛顿、林肯、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书还来的时候，毛泽东抱歉地说“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原来他在整本书上加上了许多圈点。他特别钦佩华盛顿，经过8年的艰苦战争，赢得了美国独立。他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
在东山小学，毛泽东第一次知道康有为和梁启超，并且十分崇拜这两个人物。他借到了一套《新民丛报》。这是梁启超于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时，1902年在横滨创办的刊物，1907年就停刊了。康、梁作为两颗明星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是1898年，那时他们代表着维新改革的历史要求，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待到毛泽东从旧刊物上接触到梁启超的时候，明星的光芒早已暗淡下去了。但梁启超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介绍，仍使他觉得无比的新鲜。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对这些新学的理解和接受显然要比几年前读到的《盛世危言》更多。特别是梁启超的那种“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的文章，更使他神往。他有意模仿这种笔调，也很能写一点这种文体的政论了。这时他还取别名“子任”，可见对梁仰慕的程度（梁启超号任公）。1918年，他和蔡和森、何叔衡、萧三等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新民学会；从学会命名中就可以明显看出受梁启超影响的印记，因为梁在《新民丛报》发表过一篇很长的系列文章《新民说》，曾轰动一时，在全国发生很大影响。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只读了半年。这个学校并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想到长沙去，他听说，那里有很多更高级的新学校。正好这时候学校的国文教师贺风岗应聘到湘乡驻省中学堂任教，他愿意带这个学生到长沙去读书。好不容易说服了父亲。1911年春天，毛泽东挑着行李步行到湘潭县城，再乘船到长沙，进了湘乡驻省中学堂。来到长沙，对毛泽东后来的道路，是一个更大的转折点。长沙是湖南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晚清几十年中新旧斗争的激烈场所。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黄兴、陈天华等许多人，都先后在这里活动过。只是来到长沙之后，毛泽东才更直接地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这时，清王朝已经临近了自己的末日，它的腐败统治导致列强入侵，国土沦丧，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在毛泽东来到长沙的一年以前，长沙城里曾发生饥民抢米风潮，遭到地方当局的残酷镇压，旗杆上悬挂着示众的人头。事件发生的当时他还在韶山家中，那许多天里，他都和友伴讨论这事，为饥民深感不平。后来他对斯诺说，这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也正在这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许多地方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此伏彼起。就在毛泽东来到长沙前夕，广州爆发了进攻督署的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这一震动全国可歌可泣的壮举，也给了毛泽东本人很大的影响。8年后，他在自己编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回顾说：“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毛泽东，就正是一个“跃跃欲试”的“学生界中抱革命主义者”之一。他积极参加了湘乡驻省中学堂的学生运动。他和几个激进的同学不但剪掉自己头上的辫子，还“出其不意强剪”别人的辫子。有无辫子、是清王朝用来区别顺逆的标志。不久，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继起者则为湖南，学生界尤其愤激，倡言罢课，到处开会演说”。湖南地方当局“横加干涉，学生公然开会不成，则秘密开会，城里开会不成，则聚议于岳麓山头”。他说，他自己“当时也是这许多人里的一个小卒。我们学校里每天关着大门演说，好些同学慷慨激昂地主张革命。还记得演说的时候，一位同学将他身上的长袍卸下一丢，说‘快习兵操，准备打仗’”。
清王朝不但应该推翻而且将要被推翻，这一点毛泽东已经是完全清楚的了。尽管带着一种年轻人对于政治的幼稚认识，他还是在很认真地思考着中国的未来。“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按指辛亥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正如他自己说的，他这第一次发表的政见，竟没能弄清楚当时革命派同改良派政治上的分野。但他这“有些糊涂”之中仍有不糊涂之处，在他所属意的三驾马车中，辕马毕竟是孙中山而不是康、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