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原文】
1920年6月23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鸣乎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今）一蹶不振……”在这里，把曾国藩、左宗棠和黄兴、蔡锷并列为湖南近代史上值得后人效法的楷模人物。
【评点背景】
中国不但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而且又是地域辽阔的多民族统一的大国。不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文化的发展也很不平衡，而经济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都具有明显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点。湖湘文化就是地域文化（或称区域文化），其地域概念是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它是人们在湖南这块土地上，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经过长期实践，逐步积累综合形成的，又以多层次的形式呈现着、流传着。如器物、典章制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道德、宗教信仰、世界观和人生观等都是它的外化。湖湘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湖湘文化包含着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的内容。“狭义”的湖湘文化，是指南宋时期胡宏、张栻和湖湘弟子所形成的流派——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再从文化层次来划分，“狭义”的湖湘文化是指“雅文化”，即经过知识分子再加工的精英文化。“广义”的湖湘文化则包含湖湘的“雅文化”和“俗文化”，即广泛存在于湖南各族人民中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民风、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科学文化等等的总和。千百年来，湖湘文化哺育造就了一代代优秀的湖湘子弟。
毛泽东生长在湖南，1910年前未离开过县境，1918年以前未离开过省境，一直受到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的熏陶。更受到屈原、曾国藩、黄兴、蔡锷、谭嗣同等一大批杰出人物思想的影响。
自舜巡修礼，禹陡留碑（南岳衡山的岣嵝碑，是禹所刊的蝌蚪文，后留于长沙岳麓山上），已开湖湘文化之先河。如果从“寻根文化”的观点来考察，湖湘文化则发祥于楚文化。地处湖汉流域的楚国，始封于西汉初年，湖南省在春秋、战国时期为楚国地域。毛泽东说：“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楚之祖先是鬻熊，到春秋战国时期则迅速发展为一个强大的诸侯国，并出现了繁荣发达的楚文化。而其中哲学家老子和诗人屈原的思想理论高度，可以说超过了当时中原地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老子是苦县人，原属陈地，到春秋时而为楚领土。他是亡国的遗民，因此不仕于楚。“当春秋时，楚尚为齐晋诸国之公敌，而被摈于蛮夷之列，其冲突之迹，不惟在政治家，即学者维持社会之观念，亦复相背而驰。老子的思想，足以代表北方文化之反动”“老子之学说，多偏激，故能刺激思想界，而开后世思想家之先河。”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载：“老子唯心主义。”1960年8月，哲学界正在争论老子的哲学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时，毛泽东说：“怎么会把老子哲学看作唯物论的呢？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
屈原（前340一前278），名平，字原，战国楚人，是我国最早的大诗人。曾辅佐楚怀王，官至左徒、三闾大夫，遭谗去职。楚顷襄王时，被放逐，乃赋《离骚》。传说《离骚》是在距汨罗县城10公里的玉笥山上写的，此地现在仍有屈予祠（亦称三闾祠、屈原词）和屈原墓。屈原虽不是湖南人，但却对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屈原及其诗歌是湖湘文化最为直接的源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曾拜访屈原的故居，并对《离骚》、《九歌》怀有浓厚的兴趣。现在保存下来的一本题名《讲堂录》的笔记，只有47页，其中前11页工整的全文抄录《离骚》和《九歌》。在《离骚》正文的上面写有各节提要，留下了他当时用心学习的印记。1957年12月，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拾给他。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以后，他又在1959年、1961年两次要《楚辞》，1961年6月16日还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楚辞》中。毛泽东尤爱屈原的《离骚》。1958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离骚》是一篇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品，反映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对于光明和理想的追求，以及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正是这些，指引着毛泽东，从青年时代直到晚年，即使在战争的空袭的情况下，也不忘读此书，常读常新。毛泽东认为屈原的《离骚》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手中握有杀人刀。”他在1961年秋写的《七绝·屈原》中说：“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毛泽东富有想象的诗词创作，那挥洒自如的书法，可以令人体味屈原精神的意味。
毛泽东说：“年少峥峥屈（原）贾（谊）才，山川奇气曾钟此。”贾谊（前200一168），洛阳人，他是汉初识见深远和才华横溢的辞赋家。《汉书·贾谊传》载，贾谊18岁时，以能作诗书善文章，为郡人所称。20岁任博士，一年之内超迁为大中大人。文帝想任为公卿，因遭大臣周勃、灌婴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世称贾太傅，又称贾长沙。贾谊在文帝五年（前175）初至长沙。过湘江，有感于屈原忠而见疏、作《吊屈原赋》，“因以自喻。”三年后，文帝复召见，被征拜为梁怀王太傅，因梁怀王坠马而死，他认为自己“为傅无状”，忧郁自伤，不久去世。毛泽东常常赞赏贾谊的才华，认为“贾谊死时，十几……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贾谊在长沙期间，将中原先进的文化传播到湖南，对长沙乃至湖南地区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长沙市太平街有贾谊故宅，明代改为贾太傅祠。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曾去访问过，后来作诗二首咏贾谊，收集在《毛泽东诗词集》中。其一是《七绝·贾谊》：“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其二是《七律·咏贾谊》：“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数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离节终竟受疑猜。干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1958年4月27日，他给田家英的信说：“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沦》，存二赋一史。《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氖，值得一看。”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贾谊作品的熟悉和重视。
东汉建武年间（25—26），武陵（今常德）以及湖南其他地区连续发生了少数民族反抗斗争。建武二十四年（48），威武将军刘尚进攻武陵“五溪蛮”，全军败殁。伏波将军马援（前14—49）请行，时年62岁。“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日：‘臣尚能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司用。笑日：‘矍铄哉，是翁也！”光武帝看到这位老头还很有精神，于是就派遣他率军四万余人“征五溪”。次年抵临沅（今常德），击败“五溪蛮”，乘胜溯沅水而上，兵围壶头（今沅陵境），士卒多病死，马援亦染病身亡。毛泽东1927年赴醴陵考察时，曾于2月3日在渌口伏波庙内召开过当地农会、工会、商会和妇联合团体负责人座谈会。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谈话中，举过马援的例子。
东汉蔡伦（？一121），字敬仲，桂阳（今耒阳）人，对中夏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他在和帝时任尚书令，主持宫廷器用的制备。所制器物，均精工坚密，为后世所法。后来，他总结前人造纸的方法，改进造纸技术，用树皮、破麻布、旧鱼网等为原料，以臼捣抄，再压成纸片。这样，使造纸原料来源扩大，纸的质量提高。元兴元年（105）蔡伦将用植物纤维所制成的纸张，选样送呈和帝亲览，被诏封为“龙亭侯”。当年蔡伦在耒阳北其故居旁筑池蓄水，作泡制纸张之用，至今该处还保留蔡侯池、蔡侯祠和蔡伦墓。章炳麟说：“湖南人士，始后汉桂阳蔡伦。伦诚宦者，然史称其有才学，校雠经典，伦实监理，斯固弘恭、史游之次，又始造树肤鱼网为纸，中华文化升降之迹，伦有力焉。”毛泽东在1960年3月上旬视察南方，路过梆州时，还提到蔡伦造纸遗迹。
东晋大臣陶侃（25—332），庐江寻阳（今江西九江）人。他家境贫寒，但却以自己渊博的知识、真诚的为人，受到当时一些名人的赞赏和推荐。永嘉五年（311），陶佩因政绩突一出而被封为长沙郡公。在他任职期，勤慎吏职。有一天，他发现官府中有几个官吏饮酒赌博，陶佩愤怒地说：“把这些酒，酒具和赌博工具统统丢到河里去。”“以后再发现你们浪费时间贻误公事，重罚不殆。”他常常告诫部下：大禹是一位了不起的圣人。尚且爱惜每寸光阴，至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更应当爱惜每一分时间。他一生对己对人都以珍惜时间为尚，勤政爱民，政绩卓著，受到世人的尊敬，成和七年（332），陶侃因病辞归长沙，死于船上，葬在长沙城南二十里，长沙市南门外，城南书院前建有陶公庙，每年农历8月13日祭之，香火颇盛。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1914年11月21日所拟修身问题中，有“试言陶侃之勤”、。陶侃与本校有何关系”、“试举陶侃克勤小物之例”等题。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至萧子升信》说：陶侃身居高位，仍不忘习劳励志，“古之人有行之者，陶侃……是也。陶佩运甓习劳”。
陶侃的曾孙陶渊明（365—427），名陶潜字元亮。他在《桃花源记》中虚构了一处与世隔绝，人人丰衣足食的乐土，后人称之为“世外桃源”。然而他并未到过武陵，《桃花源记》产生于陶渊明笔下，又直接与他的愤世傲俗心态有关。他曾为州祭酒，不堪吏职，不久自辞而归，后又任镇军、建威参军，复为彭泽令，故称陶令。郡遗督邮至县，小更提醒说，应当束带见之，陶渊明慨然叹日：“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于是解印去县。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陶渊明桃花源记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也。”后来在《七律·登庐山》中又说：“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隋唐五代时期，和全国一样，湖湘文化也有长足的发展。唐初著名学者和书法家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长沙市）人，是我国书法史上第一大楷书家，世称其楷书为“欧体”。其名声之大，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国外也很有声望。他不在世时，朝鲜曾派专使到唐朝来求取他的作品。100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当代最有名的报纸之一《朝日新闻》的报头题字，仍用欧阳询的手笔。这家报纸创办时，慕其大名，就从他的手书《宗圣观记》中选出“朝”、“日”、“闻”三字，“新”字在《宗圣观记》中没有现成的字，便将“亲”字繁体“亲”去掉右旁，将“析”字去掉左旁，合成了一个“新”字，四字连贯起来，看上去就像欧阳询专门为该报题写的报头似的。其子欧阳通秉承家学，也是唐代前期著名的书法家，被人称为“小欧”。书法家、中书令褚遂良（596—658）于永徽六年（655）9月被贬为潭州都督，时湘乡属潭州，他在湘乡停驻，又在湘乡感应寺、临池宴集赋诗，“褚公寺”和“洗笔池”至今尚存。毛泽东在东山学校时曾参观过这些遗迹。
继欧阳询父子之后，又出现了怀素（725—785）。怀素，长沙人，其草书“神韵”非凡，犹如狂风骤雨，鱼龙百变，惊心动魄，气象万千，且法度具备，充满了勃勃生机和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自成一家，成为我国书法史上“狂草”艺术的重要代表。李白曾写过一首《草书歌行》称赞怀素：“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滨鱼，笔锋杀尽山中兔。……”毛泽东学书法，起初学欧阳询，后改学钱南园，成年以后兼采各家书法之长，尤得于怀素的狂草，终于笔走龙蛇，自成一家。解放后，毛泽东对怀素的草书贴也时常披阅，置诸榻前，爱不释手，对《自叙贴》、《论书贴》等更是反复临写、反复品味，于兹可见。
隋唐五代时期，还有一批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诗人先后活动于湖南，而尤以唐代前中叶最为集中。他们有的是被贬谪而来的，如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有的是路经湖南或在一段时间漂泊于衡湘洞庭之间的，如李白、杜甫、韩愈等人；有的是来湖南作官的，其中以元结最有影响。他们在湖南写过许多诗文，其中有的反映了湖南当时的社会现实，描绘了湖南的美好河山和民情风俗，为湖湘文化增添了灿烂的篇章。
柳宗元（773—819），贞元二十一年（805）以参与“永贞革新”被贬为永州司马。他居永州9年，含垢奋发，辛勤写作，留下许多不朽诗文。毛泽东最喜欢柳宗元的散文，他的散文像他的诗一样，清新、精细，寓意含蓄，富有哲理。柳宗元是一个革新派，具有进步的政治主张，又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些进步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里，更增添了柳文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