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足以增知识”。“近人有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
“又足以调感情”。“理性出于心，心存乎体。常观罢弱之人往往为感情所役，而无力以自拔；五官不全及肢体有缺者我困于一偏之情，而理性不足以救之。故身体健全，感情斯正，可谓不易之理。以例言之；吾人遇某种下快之事，受其刺激，心神震荡，难于制止，苟加以严急之运动，立可汰去陈旧之观念，而复使脑筋清明。效盖可立而待也。”
“又足以强意志”。“体育之大效益尤在此矣。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取例明之，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凡各种之运动持续不改，皆有练习耐久之益，若长距离之赛跑，于耐久之练习尤著。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要皆可于日常体育之小基之。意志也考，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
当前体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原因：
关于当前学校体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说：“三育并重，然昔之为学者评德智而略于体。”其结果是“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故有颜子而短命，”有贾生而早夭，王勃、卢照邻，或幼伤，或坐废。”当今学校，“采各国之成法，风习稍稍改矣。然办学之人犹术脱陈旧一流，囿于所习，不能聚变，或少注意及之，亦惟是外在铺张，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毛泽东认为：“今之体育，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教师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量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矣，盖一体操之终。未有不貌瘁神伤者也。”他进一步指出：“学校之设备，教师之教训，乃外的客观的也，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就是说，体育方面存在的问题，除客观的以外，还有主观的，就是人的自觉性缺乏。“故讲体育有必自自动始。”
毛泽东分析了“今之学者多不好运动”的原因，认为有四：一是“无自觉心”。指出：“人多不知运动对自己有如何之关系，或知其大略，亦朱至于亲切以严密之度，无以发其智，因无以动其情。夫能研究各种科学孜孜小倦者，以其关系于已者切也，今日不为，他日将地以谋生，而运动则无此自觉。”二是“积习难返”。指出：“我国历来重文，羞齿短后，动有‘好汉小当兵’之语。虽知运动当行之理与各国运动致强之效，然旧观念之力尚强，其于新观念之运动盖犹在迎拒参半之列，故不好运动，亦无怪其然。”三是“提倡不力”。指出：“今之所称教育家多不谙体育。自己不知体育，徒耳其名，亦从而体育之。所以出之也不诚，所以行之也无术，遂减学者研究之心。……教体操者多无学识，语言鄙俚，闻者塞耳，所知惟此一技，又未必精，日日相见者，惟此机械之动作而已。”四是“以运动为可羞”。指出：“此实为不运动之大原因矣。夫衣裳檐檐行止于于、赡视舒徐而夷犹者，美好之态，而社会之所尚也。忽尔张臂露足，伸肢屈体，此何为者邪？宁非大可怪者邪？故有深知身体不可不运动，且甚思实行，竟不能实行者：有群行群止能运动，单独行动则不能者：有燕居私室能运动，稠人广众则不能者。一言蔽之，害羞之一念为之耳。”
体育运动的方法和应注意的事项：
毛泽东总结了自己从事体育运动的经验，认为“运动之方法贵少”。他说，体育运动“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又说，体育运动“虽百其法，不外欲使血脉流通。夫法之致其效者一，一法之效然，“百法之效亦然，则余九十九法可废也。”他提出“运动所宜注意者，有恒，一也：注全力，二也：蛮拙，三也。”具体地说，运动而有恒，第一能生兴味，第二能生快乐。“运动既久，成效大著，发生自己价值之念。以之为学则胜任愉快，以之修德则日起有功，心中无限快乐。”但“有恒矣。而不用心，亦难有效。走马观花，虽日日观，犹无观也。”他说：“运动之进取宜蛮，蛮则气力雄，筋骨劲。运动之方法宜拙，拙则资守实，练习易。”
毛泽东在文章的最后一节“运动之一得之商榷”中，介绍了他自己创造的“六段运动”。他说：“愚既粗涉各种运动，以其皆系外铄而无当于一己之心得，乃提挈各种运动之长，自成一种动，得此运动之益颇为不少。”这种体操共有6段：手部、足部、躯干部、头部、打击运动，调和运动。段中有节，共27节。
在第一师范，毛泽东德、智、体全面发展。他的进步言论、高尚道德、过人胆识、进取精神和超群才智，受到同学们的钦佩和推崇。据1918年编印的第一师范校志记载，1917年6月，学校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目的是考察学生学业与操行，促进学生向上。培养选拔人才。其选举范围包括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其中德育又分敦品、自治、好学、克俭、俭朴、服务等项；智育又有文学、科学、美感、职业、才具、言语等项；体育又分胆识、卫生、体操、国技、竞技等项。选举结果，全校11个班，400余人参加，当选者34人，其中毛泽东在德、智、体三方面的六项中当选。即“敦品”11票，“自治”5票，“文学”9票，“言语”12票，“才具”6票，“胆识”6票，共49票，为全校之冠。在当选的人中，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仅他一人。毛泽东是全校最优秀也是最受爱戴的人。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毛奇”（德国一个很有学问、又很会打仗的将军的名），赞誉他是一个“志向非凡、与众不同”的奇特的人。
毛泽东修身养生，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孔子是很重修身的。《论语》的大部分内容就是讲如何修身的。他认为，仁人君子所忧患的应是“忧道”。所谓“忧道”，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忧虑自己是否得道；一是忧虑自己是否弘道。前者是内在道德修养的完成，后者是外在道德实践的推行。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注重修身的思想，把修身视为治国、平天下之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主张“善养吾浩然之气”。他所说的“气”，类似我们常说的“勇气”或“理直气壮”之“气”，是指表现于实际行动中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要靠持久不懈的修养和锻炼才能获得的。“浩然之气”实际上是指经过长期道德修养而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孟子认为，有了这种境界，就可以把握人生之道，视名利如粪土，置生死于度外，从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荀子也重视修身，为此专门写了《修身篇》。但他与孟子不同，不是从性善论出发来强调修身的重要性的。从先秦开始，注重修身成为历代思想家所积极倡导的一个热点。古代知识分子把“立德”放在人生“三不朽”境界之首，立德、立功、立言，成为总的人生价值目标，修身一齐家一治国一平天下，四者一层层地推展开来，构成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毛泽东借鉴了古代知识分子修身这一形式，并且对此作了极大发展。其一，在修身的内容上作了发展的升华。古代知识分子的修身主要是指道德修养，是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而毛泽东的修身，不仅包括思想、意志、品德的修养，还包括文化知识、身体素质的修养，大大丰富了修身的内容，其二，在修身的方法上作了发展和升华。古代知识分子的道德修养是由个体孤立进行的，是根本脱离社会实践的。他们也许“践履”，但这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去履行封建道德。毛泽东的修身，不仅注重理论知识的修养，而且十分重视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以“游学”的方式广泛接触社会，了解民间疾苦，从中学到不少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作为忧国忧民之士，只有在广泛深入地接触实际，了解整个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忧喜苦乐的前提下，才能准确地把握国民的需要和期望、困惑和艰难，才能准确地把握民族命运的脉搏。因此，深入社会也是忧患意识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做到了这一点，古代知识分子却不能。这是毛泽东对民族忧患意识的发展和升华。
由忧患到防患和超越忧患，并最终达到不忧、无患、自强，是毛泽东人格精神中忧患意识的重要表现。
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忧患意识与乐观精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认为，只要完成了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就能化忧为乐，实现大同。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写道：“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必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他认为只要从根本上进行社会变革，就可以由忧患达到不忧。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另一方面又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更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更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更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青年毛泽东的忧与乐，自信与自强是相通的，二者是并行不悻了。
青年毛泽东忧患意识的这一特点，也可从民族忧患意识中找到它的源头。古代知识分子对人生、事业、社会、人类未来，还是持非常乐观的态度的，甚至把忧患视为人生的最大欢乐。孔子自术其为人时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并赞赏颜回：“一箪食，一飘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将“忧道”与“乐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孟子也时时将忧乐并举，认为“乐于天下，忧以天下”是治国的妙道。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在列举了历史上忧乐的各种表现后指出：“圣贤忧乐二字，并行不悖”，“盖惟贤者而后有真忧，亦惟贤者而后有真乐，乐不以忧而废，忧亦不以乐而忘”。这恰也道出了古代知识分子忧乐的关系。当然，毛泽东尽管继承了古代知识分子的忧乐观，但二者有根本的不同。古代知识分子一方面心存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又富有乐观主义精神，这是因为：客观现实的苦痛困扰，导致他们对未来世界持乐观的态度。因此，他们的乐观是建立在对主观世界的理想社会的陶醉基础上的，是不现实的。毛泽东的乐观主义精神，则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必然性的正确认识基础上的。毛泽东从俄国无产阶级的实践中看到“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挡”。他热情地歌颂十月革命，并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所以，对中国社会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正是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促使毛泽东去设法消除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去实现人类的崇高理想。无论如何，毛泽东的忧患意识与自信自强精神，都是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令人崇敬的。
曾国藩善于体察人情世故，他认为人常有两种积习：或者好高鹜远，眼高手低，这种人大事做不成，小事不愿做。他形象地称这种人其实是瞽者，即看不到方向的人。还有一种人整日陷于琐事之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远见卓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成大事者，目光远大与考虑细密二者缺一不可”的处世韬略。没有远大的目标，就会迷失方向，但必须按目标一步一步走下去，方有成功的可能。
曾国藩在给他弟弟的信中曾说“古代能办大事的人有二条，目光远大和考虑细密二者缺一不可。弟在考虑细密方面，精力比我强。军队中的器械，稍微精良的，应该另立一册，亲自登记，交待给一个可靠的人。古人用铠甲武装的鲜明作用，具有威震敌人显示威风的重要性，常可取胜。刘峙衡对于火器经常维修保养，对刀矛就全不讲究。我曾经派褚景明去河南采购白蜡杆子，又置办腰刀，分别赏给各将领和头目，他们很是喜爱和重视。弟一定留心这件事，这也是综合治理的一项内容。至于规模宜大，弟也是讲求要达到的。但讲究阔大的人最容易混入散漫的一路，遇事颟顸，毫无条理，就是再大，那又有什么可宝贵的？等级不乱，可以长久，器量宏大，就没有流弊的了。”
就军事来说，军事计划最好是规模远大；整理军营内务最好是综理细密。不但要从“大处着眼”，还必须从“小处下手”。他曾经说治军应当“认真对待小事”，意义就在这里。他还说：“治军必须脚踏实地，注意小事，才可以每日有功。”
在给吴竹加的信中，曾国藩也说：“近年在军队里的经验多了，更知道天下的事应当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强调说：‘首先立下大志的人’，如果不辅之以朱子所说的‘铢积寸累’的功夫，那么下梢就会完全没有把握。所以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的说教，专在粗浅纤悉处下功夫。虽然遵守这一条不会取得大的功效，但从自己钝拙考虑，那么还像遵守约法那样去做。”
曾国藩在军事调度方面，常从大处着眼。他对于军事计划，虽然讲究规模远大。但仍然以稳妥可行为主，不致于流入散漫的那一路货色。如他在给左宗棠的回信中说：“我们凡是进行军事调度，都要考虑我们的力量够不够，同时也要考虑我们的智慧够不够。”
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对于大的调度。在危急的情况下，特别要注意保住全军的士气为主。孤军无援，粮食和物资都供应不上，奔波疲惫，都会造成散乱，这是必然导致失败的道理。”
正因为曾国藩“规模远大”，他率先设立水师，并坚守长江中游，与太平军打阵地战，寸土不让，寸土必争。也正因为如此，他敢于抗拒圣旨，不派鲍超人援京师，因为鲍军一辙，对太平军的多年持久战可能流于失败。这些都是大的方面。从综理密微而言，曾国藩做得更多，幕僚们赞叹他细微，任何小事都瞒不过他。
成就大事，须宏阔与细微兼有，也即要有远大规划，又要从具体事做起，这一点对毛泽东影响颇大。
在《讲堂录》中有这样的话：“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渭之万里：差一丝，不能渭之千尺。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蓄，则终不得矣。”这段话，便出自曾国藩《杂著·笔记二十七则》中《克勤小物》条。原文是：“古之成人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丈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
从《讲堂录》中，又可以看到曾国藩著述对青年毛泽东的强烈影响，这又集中体现在曾国藩的务实学风和思想修养方面，足以引起毛泽东的仰慕和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