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原文】
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是看到了这一点的。1926年，他在广州弟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这时他是站在同情太平天国革命的立场上，为太平天国总结历史教训的。直到晚年，毛泽东还说过：“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很厉害的人物”。
【评点背景】
中华古国五千年渊源流长，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数不胜数，而在毛泽东看来，昔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要么略输文采，要么稍逊风骚，要么只识弯弓射大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的理想事业是既会办事，又能传教，君师合一，德业俱全。
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拜上帝教，发动了太平天国革命起义，洪秀全最初以看相算命活动于粤、湘地区。主倡上帝教，又称三点击。但最终失败了，究其原因，洪反对孔孟等儒家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是封建社会的糟粕，对学生时期的毛泽东也曾有过毒害，如“圣贤创世”的观点。1917年8月23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得很明白：圣人得“大本大源”以济世，贤人“略得大本大源可安民”。这种圣贤创世观，直到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才逐渐得到改造。
早年毛泽东对儒家“德政”思想也曾有过批判，而且有些见解比较深刻。他认为“以广义而言，人类无普通之道德”，“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这不仅有发展变化的观点，而且有不同阶级有不同道德的思想萌芽。当泡尔生谈到康德“皆以为道德之本义，即在人类理性，必有其普通无异之实质”时，毛泽东在旁批注“吾国先儒之说亦然”。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夫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作了更为猛烈的批判。那时，正值袁世凯复辟帝制、独尊儒学的时候，也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提倡个性解放的时候，毛泽东投入了这场批判，主张个性解放，认为社会是由无数的个体组成的，个体是社会的细胞，没有个体，就没有群体，就没有社会；尊重个性，尊重人格，是社会解放的首要任务，“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儒家的“三纲”、“五常”正是压抑个性的恶魔。他写道，“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因为它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了二千年偶象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毛泽东“精神利己主义”的本意，并不是追求极端的个人主义，而是追求一种完善的个人思想、情操、品德，以求“利他”，是“利他”和“利己”的辩证统一。故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时，倡导“高尚其精神（或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魂。”他与同学交谈通信时，多是研讨修身养性，个人品行向上，人类生活向上诸问题。1915年9月27日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把修身养性，寻找真理作为朋友间通信交谈的主题。他发起组织新民学会，最初也是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他对孔子的“讷言敏行”很赞美，据说后来他给女儿李敏、李讷取名字，就是由此而来。
儒家的思想体系是观念论，其自我修养是观念的反思，只需心怀一个“诚”字，就能恢复善性达到“仁”，毛泽东对此也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说：“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发展自己的精神道德，身心能力，唯一的途径在于实践、天下没有“生而知之”的圣人，那种“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说教，是不可信也。
早年毛泽东对儒家“德政”理论的接受和批判，无疑是他后来政治人格形成的重要渊源之一。毛泽东多次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仁”是儒家“德政”思想的核心。所谓“德政”即“仁政”、“仁者爱人”。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与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儒家“仁”的说教平分秋色有过多次批判。毛泽东说：“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混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混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一针见血，批判得很彻底，很深刻。毛泽东唾弃儒家的“仁”，阐述了无产阶级的“仁”。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对于反动派或者反动阶级，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改造成新人。这是无产阶级的仁政，是真实的仁政。毛泽东的这种政治观念与政治人格，在解放初期对国民党将领及资产阶级、地主的改造中，得到真实的体现。
在对儒家“德政”思想的接受与批判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政治人格受到其多方面的影响，在毛泽东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有着多方面的表现。其主要表现是：
首先，要有统一的思想和道德。孔子说“二道不同，不相谋”，信仰不同的人是不能相谋共事的。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文化传统的影响；他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理论一理掌握了群众，就会化为无穷无尽的力量。他在组织新民学会时说过：“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如一面旗手，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在创建共产主义小组过程中，提出了“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建党的指导思想。建国后，他教育全国人民“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强调统一思想，树立共同信仰，是统一行动，争取共同事业胜利的保证。
其次，毛泽东的政治人格重视人生的价值取向、主张并身体力行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取向是全心全息为人民服务。儒家“德政”思想很重视人生价值取向。孔子说他自己“朝闻道，夕死可矣”。他的道就是“仁”“义”。儒家历来宣传“重义轮利”，“君子谋道不谋食”，“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去取心，行公义”等等。儒家这种“义利观”也包含着两个天系，即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强调精神、道德高于物质利益。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整体利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是儒家“义利观”进步的一面，但儒家“义利观”把道德与利益绝对对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有严格的等级观念，认为“公”与“义”是君子、贤人、圣人所专有的，是天赋的，而“私”、“利”则是“小人”、“庸人”偏爱的，也是从娘肚子里就固有的。毛泽东重视政治人格的人生价值取向，首要的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入民利益工作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剿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把“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作为人民军队的宗旨，后来又写入党的纲领、章程，列为对共产党员的首要要求和必须履行的义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求党员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以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等是最卑鄙的，而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埋头苦干，是最值得尊敬的。这是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取向，也是毛泽东一生政治人格的首要表现。
再次是毛泽东的政治人格注重人格标准和道德规范。政治人格的人生价值取向决定人格标准，道德规范。围绕“仁”，孔孟等人提出了许多人格和道德标准，诸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做到“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知仁勇三者，天下之大德也”，“温、良、恭、俭、让”是孔子倡导的品德。这些伦理标准，都是通向“仁”的要求。
毛泽东在长期的艰苦曲折的斗争中，在批判继承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人格标准和道德规范，并且扩展到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其人格规范主要有：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勇于开拓，锐意进取，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密切联系群众，遇事与群众商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正确反遇群众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坚决反对派性，反对两面派行为；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同志极端地热忱，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等等。这些伦理标准、道德规范，较之儒家的“知仁勇”、“恭宽信敏惠”等切实具体，操作性强。可以说，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伦理道德，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把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发展到“至善”的地步了。
最后、毛泽东的政治人格突出了个人思想品德修养。孔子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切皆以修身为本。”所谓修身，“在正其心”，使自己的心正不邪，特别是各级执政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儒家不仅指出了自我修养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修养要求和修身方法，如“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见贤思齐”、“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思想品德修养要求、方法。曾子提出，“吾日三省吾身”，为人办事是否尽力，与朋友交往是否守信，在教师长辈面前是否虚心学习，称为“三省”，在独处幽境无人监视的环境里，也要使自己的行为一丝不苟，重视人的自觉性、主观能动性。孟子还主张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在困难环境中有意识地去经受锻炼。在自我修养过程中，要对自己的信仰抱有坚定不移的诚意，“至诚如神”，“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在修养过程中，还须知错能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按此修身养性，自成“圣人”。孔子在总结他修养经历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经过数十年的修身，自己的本领达到了随心所欲，又不超过规矩的境地。儒家这套自我修养经，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为历代有志者所借鉴，特别是讲求民族气节，自强不息的修身功夫，为历代民族英雄所效法。
【评点解析】
毛泽东是倡导推崇创建大业的历史人物的，如秦始皇、曹操、范仲淹、曾国藩等。他推崇秦始皇，主要着眼于其对中华民族统一大业中的伟大贡献；推崇曹操，主要在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和文学修养诸方面；而推崇曾国藩，主要是因为曾氏以一介书生，危难之际举兵桑梓，率三湘子弟转战半个中国，卒成“伺洽中兴”之名将，平生著述甚丰，继承程朱道学，既会办事，又善于传教，达到了所谓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境界。所以，毛泽东青年时代与朋友议论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曾国藩等，得出的结论是：“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宋代大将北宋大臣韩琦与范仲淹并称，清代大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并称，而在毛泽东看来，韩、左不过是办事之人，范、曾则是办事兼传教之人。由于受过儒家教义的熏陶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影响，青年毛泽东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像曾国藩这样人物的“立志、修身、事功”的理学精神。而洪秀全则是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当时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就是抓住了这一点，将其击败的。直到晚年，毛泽东还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很厉害的人物。”
儒家倡导所谓内圣外王之道。毛泽东理想中的历史风流人物，不是那种虽有大功大名但却欠于品德的豪杰或帝王，而是德业俱全，万世师表的圣贤。帝王，大多数还是“办事之人”，只有功业，没有主义，圣贤属于“传教之入”，“为万世开太平”是传教人的理想，但传教之人成就功业者又极少，也就是说只办事不传教，其事难以持久，只传教不办事，其教难以广远。毛泽东最理想的事业，是二者兼而有之，即办事兼传教。少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用王船山和杨昌济的两句诗表达了自己事业的价值取向。王船山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杨昌济的诗句是：“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帝王的本领无论有多大，也只能建功立业于当代，死后难保江山易主；圣贤则可以依靠其精神主宰千秋万代，死后自然是万世师表。”毛泽东后来说“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与他的这种理想也有关。
但与当时有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并未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他更多的是对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采取政治上的批判态度，但对他的学识和才干仍是肯定的。这更反映了毛泽东的事业价值取向。这种君师合一、德业俱全的人生理想，支配毛泽东一生。早年，他针对中国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的积习，提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后来，他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武装夺取政权问题，有了政权便有了一切；没有政权，纵有大气量，好主义，仍然推广不开。于是，他上山结交“绿林好汉”组织武装起义，建立和发展人民军队，一步步夺取全国政权，并在夺取政权的实践中创造了一整套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用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这样，他就成了既有大气量的圣贤，又是建立大功业的豪杰。而在他的心底，做教师是一大宿愿，直到晚年，还设想着有一天去做大学教授。“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曾在毛泽东的名字前加上四个定语，毛泽东对其中三个不感兴趣，唯独“伟大的导师”除外，确实，“导师”一词，最恰当地表达了他的历史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