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毛泽东晚年为国家的安全与独立而忧患，进而担心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很快发动世界大战。为此，他号召人民立足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结束了长期受别人侮辱、侵略和欺负的历史。然而，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的建立并不等于新中国的独立和安全就从此得到保障。相反，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对立，国际资本主义总是想方设法来颠覆和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他们的战争威胁，武装颠覆和经济封锁的阴谋破产后，他们就采取了新的政策，即“和平演变”，把改变中国颜色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这时，毛泽东提醒全党全国人民不能“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必须高度警惕和时刻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的实践。毛泽东晚年的最后20年间，对“和平过渡”、“和平演变”表现出特有的敏感。60年代中、后期，恶化的国际形势及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我国的威胁，使毛泽东又深为国家的安全与独立担忧，并形成了独特的战争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他作出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不可避免的论断后，希望战争早一点爆发，以减少对中国的损失和尽早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较好的国际环境和局面。为此，他希望中国人民作好战争准备，而将“备战”放在最突出的战略位置上。
第二，毛泽东晚年最忧患中国重演“落后挨打”的历史悲剧，又担心富了会出修正主义。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t华民族，曾站在世界发展的前列，为促进世界文叫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到了近代，中国开始落伍了。这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耻辱，带来了沉思，带来了血与火的教训，同时也带来了奋起的力量。毛泽东在总结这个时期的经验教训时深沉地指出：为什么除抗日战争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中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的？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彻底防止“落后挨打”历史悲剧的重演，毛泽东晚年还是比较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并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道路而付出了他晚年最后二十多年的时光与心血，这一做法也得益于曾国藩的做法，曾国藩从政时，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得已也会采取些开明的政策。当然，只是由于历史条件和主观因素的限制，毛泽东晚年没有找到一条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正确道路。而当毛泽东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发生矛盾时，毛泽东晚年关于避免“落后挨打”的忧患意识就演化为“急于求成”的思想倾向。这是毛泽东的不幸和悲剧，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不幸和悲剧。在毛泽东晚年忧患重演“落后挨打”的历史悲剧的同时，毛泽东又忧患“富变修”。他担心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后，人民变得富裕了，将会增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困难。他说：“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
第三，毛泽东晚年的忧患意识突出地表现在他担心“党变修”和“国变色”。毛泽东是一位伟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矢志而执著地追求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把捍卫与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作为己任。与此同时，他对国际上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和中国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表现出极大的忧患。他认为，国际上一百多个共产党，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不多；中国党内“懂马克思生义的不多，如果有二百个干部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好了”。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非常明显地流露出担心“党会变修”的担忧。中国社会制度的建立，凝聚了毛泽东的满腔热血。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同时，就势必提出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这也是毛泽东考虑较多的问题之一，毛泽东提醒全国人民，“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他认为，国内旧的敌对势力可以复活，新的敌对势力可以不断滋生，这些都是妨碍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的重要因素。他从这些现象中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此，毛泽东在其晚年所忧患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毛泽东的这些忧患是富于远见和战略眼光的。当然，由于毛泽东晚年忧患过度，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如对经济落后的过分忧虑，导致了他急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出现了“大跃进”的失误：对阶级斗争的错误估量，认为党内存在走资派，会出修正主义，身边躺着赫鲁晓犬，因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然而，不管怎样，毛泽东把忧国、忧民作为忧患意识的目标取向，是应该肯定的。
基于理性的思索，义伴以情感的体验，毛泽尔从青年时代起，其政治思想就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强精神。他是很注重政治思想教育的。1926年，他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演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适合当时中国人的心理，而曾国藩即是利用这种手段，提倡孔孟之道，扑灭了他。很显然，这是洪秀全错了。
少年毛泽东读史书时，就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个人的天职”，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由于这种对祖国命运前途的高度责任感，他立志出乡关，在《言志》、《救亡图存论》等文中，抒发了自己的救国志向。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大地图，他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了它，并感到世界上大多数人生活在痛苦之中，这是“不合理的现象”。“要改变这种现象就是革命，革命靠谁？就靠青年”。他深感青年一代责任重大，前途广阔。他说道：“我由此想到，我们青年人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时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常引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与同学共勉，他要求自己并鼓励同学为挽救今日中国之危亡，共同为建设未来而“储才蓄能”；要做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不要做“金玉其外”，不学无术，专为自己打算的小人。他说：“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孜孜不倦，刻苦攻读，以期成为今后救国、建国的“奇杰”。
最能表现青年毛泽东历史责任感的，是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的一段豪言。他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旨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一种深重的使命感、责任感跃然纸上。
青年毛泽东的使命感、责任感还把对祖国、对人民命运的关怀，发展到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怀，确立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人生宗旨，使忧国忧民之心转化为救国救民的具体行动。他主办工人夜校，成立新民学会，组织“驱张”运动，创办文化书社，发起俄罗斯研究会和湘潭教育促进会，以及尝试“湖南自治”。正是这种救国救民的责任感、使命感推动着毛泽东去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去自觉地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重任。毛泽东成为领袖、成为伟人，是和毛泽东人格中救国救民的责任感、使命感的作用密切相关的。
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毛泽东的忧患意识还包括对自身德识修养的忧患。青年毛泽东曾把道德修养作为立业之本，严于修身明德。他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过：“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他认为，仅有功名并非圣贤，只能称为豪杰：只有功业、德性俱全者，才能称为圣贤。他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世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毛泽东对圣的高度评价，折射了他心中的价值取向。在他的观念中。所谓圣贤，既要有智、有力，也要具德、明德，而德、道尤重于智、力。因此，他主张通过内省，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恢复主观灵性，“自尽其性，自完其心”。毛泽东还特别重视自身的知识修养。他认为辛亥革命以来之所以战乱不已，原因就在于政治家“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只能以权术手腕祸国殃民。“今之天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他认为自己“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而“现在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必须集中时间，精力刻苦学习，“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因此，毛泽东早在1910年，就立志“学不成名誓不还”。认为“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他正是按照这一标准来要求和塑造自己的。在其以后“修其身、治国、平天下”中，始终政治思想明确，结合中西方大器，可以说，这里他对曾国藩的政治思想是肯定佩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