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批语中清楚地看到：青年毛泽东在哲学思想上的杂学庞收，从孔孟程朱陆王，到颜习斋顾炎武、王船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现在又加上了康德、叔本华，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甚至还有佛学的东西，这使他当时的思想成了一堆十分庞杂的混合物。在这里，我们既看见了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例如说什么“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使无个人（或上体）则无宇宙”，认为客观物质世界不能离开主观而存在；也看见了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倾向。例如说，“其知也，亦系经而知之”，“此种言语在其起源确已合于客观界之事实，乃由种种之经验而来者也。由一人而论，从幼小之时即兼而习之，似为构成于先天，而从历史观之，则纯成乎经验，而非所谓先天识觉也，”这就接近于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了。在这里，我们还看见了朴素的辩证法，例如，《讲堂录》有“天下万事，万变不穷”的话：批语中则有。此世界中变化万殊”的话。在谈到中国朝代更迭历史时，有这样的思想：“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百国竞争之时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这种循环论中，分明显现着对于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认识。但有时又流露出了对于发展观的主观随意性：“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这种说法看来是从佛教哲学中“劫”这一范畴而来的。还有这样一大段：“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生即死，死即生，……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否认了任何差别，这就从辩证的思维走向了相对主义，有点类乎庄周的“齐物论”了。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圣贤豪杰创世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为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排除之。”这里又是以是否探得“大三大源”来区分上智下愚“圣人者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杨昌济虽奉孔孟程朱之学为正宗，却又攀援附会，把古今中西哲学思想冶之于一炉。学生自然也受这种影响。例如在泡尔生论及大人君子义务感情之处，《批语》以为“与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之意大略相同”。此外，“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的观点，“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这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和康德二元论的影响。我们不必惊讶青年毛泽东当时有着多么芜杂的思想，重要的是透过这些芜杂思想所显现出来的真知灼见。例如，他在写了“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一句之后，紧接着说“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又例如阐述带有佛家观点的“生灭成毁”之后，这样写道“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这就说明，这个学生艰苦的哲学思维，是为他现实的政治观点服务的。必须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这种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是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已经有所显露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为要“改造国家与社会”，《批语》中许多地方说到必须从改造自我或“实现自我”做起，不但要实行“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而且要实行“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实现自我”，是杨昌济讲授伦理学的一个专题。毛泽东称之为“精神的个人主义”、“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这种唯心主义观点自有其积极的意义：救国必先救民。有赖于人人求得真理，实现自我。当然，那时他还没有接触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但他的这些意见是不是与《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在未来的理想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有某种暗合呢？这个学生当年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服膺于王船山、颜习斋等的“经世致用”的“实学”，力求实践自己的理想。他的“野蛮其体魄”的锻炼身体的方法，在学校中几年如一日，从不间断，正好说明他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身体力行的精神。
《讲堂录》和《伦理学原理》上的批语，都是听课和阅读的当时随手记下来的片断东西。我们研究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思想见解，应该更加重视他在1917年4月用“二十八画生”这个署名，在《新青年》月刊（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出版后，杨昌济就把它介绍给了毛泽东和其他学生。这在当时是一个在全国知识界和广大青年中风靡一时的刊物。特别是当1916年袁世凯死了之后，刊物变得更加激进，大力鼓吹民主与科学，为后来“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的动员。杨昌济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也带动他心爱的学生毛泽东向这个刊物投稿。
毛泽东极力主张“身心并完”，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他曾经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被杨昌济奖掖备至，打了100分。可惜这篇文章世人已无法看到。《体育之研究》篇极可珍贵的文章，似可说是弥补了《心之力》失传的遗憾。全文8000余字，共分八节，详细论述了有关体育的各个方面。文章本着严复的《原强》、梁启超的《新民说》等文的论点、提出了德智体“三育并重”的主张，力求变化民质，出现身心并完的一代新民。这篇文章自然观方面的唯物主义倾向，比《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说：“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感觉活动有赖于感觉器官，思维活动有赖于大脑，这显然是唯物主义的认识。文章对于一切事物无不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对立事物经常在互相转化这一辩证法思想，也作了精辟的阐述。“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至者。”
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学者，体育之研究与实践不过是一个例证。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在第一师范时期开始形成自己的政治思想，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他主持学友会，为全体同学服务。主办夜校，为失学的工人服务。他的抱负与理想，总是力求付诸实践，而且常有凡俗之不敢为的举动。他在《讲堂录》中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从旧的《民报》中看到两个学生旅行全国·直走到打箭炉（按即今四川康定）的记载，很想效法他们的榜样。于是在1917年的暑假，邀了当时在救小学的朋友萧子升徒步旅行。他们像旧时的“游学先生”一样，不带一文钱，穿着草鞋，背着包袱雨伞，漫游了长沙、宁乡、安化、益刚、沅江五个县。在这次漫游中接触了各阶层的人物，特别是贫苦的劳动者，获得了许多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毛泽东实践家的品质高于他理论家的品质，这一点在他学生时代就有非凡的显露。
还应该提到一件可以看出他的胆识的事情。1917年11月，段祺瑞政府所委派的湖南督军傅良佐在桂军谭浩明部压迫下弃城逃走，长沙一时成了真空，一夕数惊。毛泽东以学友会总务的身分领导了护校活动，“学生自愿军”。手持军训课用的水枪，“分夜逡巡，警卫非常”。北洋第八师王汝贤部奉莽令增援傅良佐，一天晚上该部的一支队伍到达长沙近郊，因不知桂军入城没有，不敢贸然前进，在距离学校两里地的猴子石徘徊。毛泽东分析了形势，于是联络附近的警察分所，利用他们的几支真枪带头，扼守妙高峰制高点。在苍茫夜色中，毛泽东指挥这一支只有木枪的队伍切断通道，形成了包围圈，警察在山头鸣枪，同时大放炮竹虚张声势，迫使这支北洋军缴了械。当然，这事也跟倾向直系的王汝贤不愿为皖系的傅良佐出力有很大关系，但毛的过人胆识毕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正式发表的论文以及笔记之类来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的思想，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这是一个十分确切的概括说明。一方面，以民主的思想、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明显倾向为主的杂学庞收的混合物另一方向，坚定的反帝、反军阀、反封建。这是学生时代毛泽东的思想的主流。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主流，当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他就能够迅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来说，早年所受的芜杂的思想影响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不论作为封建时代思想体系的孔孟学说，或是康德的先验论哲学，或是乌托邦主义，同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格格不入的。必须彻底清理早期所受的思想影响，清理这一堆思想的混合物，这是一个何等艰巨的任务。列宁在20岁时就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23岁就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这是许多不同的条件造成的，俄国与西方联系多，中圈与两方长期隔绝。在中国内部，湖南又是一个极为闭塞的省份。列宁出生在一个民主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毛泽东只有在克服了父亲的反对之后才能念一点书。更重要的，当时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资本论》已经有了俄译本，特别是俄国出现了普列汉诺犬这样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列宁能随接阅读马恩的原著。这些条件毛泽东都不具备。严格说来，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中国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事，马列主义的许多重要著作，更是30年代后才陆续翻译过来。历史注定了毛泽东以及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先要接触那些欧洲已经过时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学说。不破不立，不破除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不能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当年在较短的时间内，克服了十分驳杂的思想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是异乎寻常的艰难。他终于做到了这一点，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可是由于思想也往往是“先入为主”的，彻底清理极为不易。青少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发生“沉重的负担”这类感叹。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最后两年，主要是按照自己的读书计划在那里自修，对不感兴趣的课程则应付了事，甚至根本不去上课。教师们都能谅解他，把他当作一个特殊的学生。对于一个有自学能力的好学的人来说，自修，也许是一种最好。最有效地利用时间的学习方法。不少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人，都有过这种独立自学的经历。马克思在柏林大学，9个学期中只选修了12门功课，甚至这12门课他也很少去听。他选修法学的课程不过是作为研究历史和哲学的一种附属修业。正如梅林说的，“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就已经独立地工作了。他在两个学期中所获得的大量知识，如果按照学院式的喂养方法，在讲堂上点点滴滴的灌输的话，就是20个学期也是学不完的”。这一点上，青年毛泽东同青年马克思颇有相似之处。
1918年6月，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他在1920年6月7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入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从此，毛泽东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活。随即进行了组织新民学会、组织勤工俭学等等活动，开始了他投身革命洪流的新阶段。
从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这些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很早就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有胆识的人，他不仅是一个特别用功、好学深思的学生，更重要的是，他如此关心着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不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所有这些，都是值得今天青年一代学习的。
毛泽东进步的启蒙老师杨昌济对曾国藩的尊敬，则无论治学，立身行事、治军、行政、读书、树人、立法、品德思想，乃至待人接物，都以曾国藩为自己的楷模。杨昌济取于曾国藩的主要是哲学思想，他说“思者作圣之功也，圣无不通，无不通由于通微，通微由于思。……王船山通微。……通微者深思之功也。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应天下之万变而不穷于用。”杨昌济取于曾国藩的，主要是“笃行”、“实践”方面，即曾国藩的“廉耻”，“清俭”、“贞介自持”、“不染污俗”、“硬字诀”、“刚断肃杀之气”、“树人立法”的“经济之学”、“知人之识”、“寒素书生之旧”、“豪杰之风度”以及诗词、训诂、读书治学的方法。
在杨昌济的日记中，多处依稀可见他对曾国藩的模仿态度，常常可以看到他自我反省的地方。比如，“日内忽忽不休，实为非理。平心自问，有何不足之处耶？若大局危急，则所谓他人之事，天意主张者，尽吾一人之心，一日之心而已，徒忧何益乎？子日小人长戚戚，传日无忧而戚忧必雠焉，不可不戒也。”又如，“予恒有自满之过，形于辞色，二三益友，往往微示风旨以警动之。此大病痛，宜痛加克治者也。人莫不自智而愚人，不知人之窃笑其愚也。负质愚鲁，虽竭力学问犹不免于笑焉，是诚莫可如何之事；惟忽好自用以益人之笑、斯为极不可忘者。曾子日：十目所视，十年所旨，其严乎！诗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反顾生平，不胜愧悚。”又如，“昨与人谈话，有讥议人处，此大不可也。盖乘兴而流，未及检点耳。”……真是处处可见诚心诚意、修身齐家的工夫，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圣人之徒的形象。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时说，杨昌济“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不仅如此，他也“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个公平正直、品格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并以曾国藩的事例教育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