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原文】
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叉：日厚日实，厚者勿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不行架空之事……
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
摘自毛泽东1913年《讲堂录》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581页）
【评点背景】
凡大思想家、大学问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为人处世之道，而作为世界伟人的毛泽东，作为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诗人，他的为学之道，甚为奇特。青年时代，他给自己确定的学习目的，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样大本大源的问题。他把拜师访友与求学问道相结合，养成独立思索的精神，喜欢读社会这部“无字之书”，在博与专，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相互联系上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毛泽东为学起点高、他把学习目的定为探求宇宙的真理，改造社会，实现自己的志向。为此，他奋发踔厉，以“颜子之箪瓢秘范公画粥”的精神，从早到晚，读书不休，坚持勤学苦练。他还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在任何环境下孜孜求学的功夫。有时，他到学校后面的妙高峰上看书，称之为“静中求学”；有时则到喧闹嘈杂的门口去看书，任凭身边车水马龙，他仍专心致志，不受干扰，谓之“动中求学”。他这种刻苦好学的品德保持了一生。1970年，他已将近八十，还认真学习英语，在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上注满了中文注释。
毛泽东为学刻苦攻读，持之以恒。他认为，人格的完善和学问的长进都赖于“积累”，他看重“现在”，强调以“久”制胜。他说：“夫善，积而成者。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织：差一步，小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蓄，则终身不得矣。”他还曾写下这样一副对联：“贵有恒，何必二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毛泽东一生，在学识上苦于积累，善于积累，精美文章常烂熟于心间，运用自如。
读书之人，以不耻下问为美德。毛泽东为学，更是善于汲取他人之长，“善与人同”，“取人为善”。毛泽东说，“学问”二字组成一词是很有道理的，要成为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便既要虚心好学注重自己看书，独立思考，又要“好问”，拜人为师，与人交流、讨论。学生时代，他常向师长求学问道，有时要走上上百里路向名师求教。他还经常与同学、好友一起探讨、交流、以相互促进，互相提高。他认为，人是万类之灵，发声以为言，言而后传其类以为群，语言有如此大的作用，怎能不用？再说，不与人交流，怎么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只有通过交流，知道了自己的过失，才能改过而从善，互相讨论、交流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交流、讨论，才能出“真知”，寻得宇宙的大本大源，才能使“豪杰之士知殊趋而同至”。
但是，在交流过程中听取别人的意见，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正确观点，屈从于他人，而应属守“善与人同”、“取人为善”。
毛泽东为学，还善于将看、思、写结合起来，他牢记古人“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的名言，把学与思紧密结合起来。他学习“不动笔墨不看书。”的方法，喜在读过的书上批注，或打上各种各样的记号，并坚持写心得、日记。
毛泽东最为奇特的为学之道，是读“无字之书”，打破学校与社会的鸿沟，向社会、向大自然学习知识。他深受明末清初以王船山、顾炎武、颜习斋为代表的“实学”思想的影响，于读书明理之外，尤重视“游学”，做实地考察，深入广泛地了解中国社会，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这种探索，极为可贵，可谓为学的最高境界。
宇宙是人类的一个大谜。它无边无际，无始无终。人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故名之曰无限，名之曰永恒，名之曰绝对。宇宙的无限衬托出个人的渺小，然而，即使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同宇宙的漫长进化相比，也只是短暂的一瞬。
相对于漫长的历史，相对于无限的宇宙，一个有限的人生，要想活得明明白白，活得有价值，就必须有那么一个人生支点，否则，就会觉得“不知今夕是何年”，或不知吾身在何处，为什么这样活着。大彻大悟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为自己找到了人生的两个支点，即：贵我和通今。
毛泽东有强烈的“贵我”道德自律。青年时代他即提出：“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因为”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而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哉！是故，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
毛泽东这种“贵我”思想，反映了整个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崩溃的时代已经没有可以依据、遵循的客观规范准则，同时也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合我其谁”的英雄主义传统观念。这种“贵我论”，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和伦理道德的大胆反叛和否定。
但是，毛泽东的这种“贵我”思想同时包含着利他主义，毛泽东对这一人己关系上的难题有独特的解决方式。他认为，“利他”同样以“贵我”为起点。因为“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例如，“表同情十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需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是人格的不完整。
青年毛泽东正是遵从这种“以我立说、由我出发”的人生哲学，来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他的这种人生感悟，绝不是那种“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极端利己主义，而是张扬一种积极有为、乐观奋进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生存面世，就能做到不为外物所累，不为他人所烦。相反，可以在利他人、利天下的过程中，“自尽其性，自完其心”，“充分以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唯其能够“利他”，“利己”才能摆脱粗俗的对物欲的追求。投身革命前后，毛泽东即献身于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把“小我”融于人类解放的大事业中。
毛泽东由“贵我”而自信。他幼年时就显示出独立自主、敢想、敢为的品质和强烈的自尊自信。他在青年时写的一首诗里曾豪迈地宣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肯年毛泽东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贫弱局面，自信将来掌握中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使命会由他们这一代人去承担。这种使命常使他与志趣相投的同学好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后来投身革命，自信常在困难和挫折时伴随毛泽东，他对自己能够用意志铸造历史有着高度信心。越是险境，越是绝地，他越自信，越乐观。
毛泽东的另一个人生支点是“通今”。“贵我”是毛泽东从空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而“通今”则是他从时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另一个人生支点。在他看来，毛泽东主张“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而“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通今”的具体要求是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
一般人认为，人活着建功立业是为了死后留名青史，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我死之后成为历史，后人见我确有所成就，会主动给我冠以美名，然而此“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以时间论，止见过去、未来，本不见有现在”，因为现在既来既去，有如白驹过隙。但是，另一方面，“时间之有去来，令人强分耳，实则一片也”，我生活在这连成一片的时间之中，自然“处处皆现实，不仅目前是现实的，而且过去和未来对我来说也是现实的。因此，有目前乃有终身。以往之事追悔无益，未来之事预测也无益，唯一有益的是好好把握目前，也就把握了过去和未来。如果放弃目前，磋跎岁月，必将一事无成”。于是，毛泽东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人生慧见，它与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庸人哲学不可同目而语。毛泽东的“通今”以“目前”为中心来贯通过去和未来，所强调的是一种只争朝夕、无往不乐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立世，则“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价值”，过去的事不需要过多的追悔，将来的事用不着过多地幻想，只需脚踏实地地抓住“目前”，这就足够了。
毛泽东“贵我”和“通今”是合二为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此时的我”。努力抓住“此时”，积极从“我”开始，这就是青年毛泽东安身立命的最初的出发点。从“此时的我”开始，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
学问知识乃心性修养、自我完善的二大要件。孔老夫子曾提出：“学、思、行”修德三法，主张“博学而笃思，切问而近思”。毛泽东所推崇的近人曾国藩有句名言：“有才无德，则近于小人；有德无才，则近于愚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把道德和文章的统一当作完美人生的标准。毛泽东对学识的推崇不亚于先师，认为知识对人心的运动有重大影响，人类进步，社会革命，都离不开新知识的指导。为探得“天下应何道而动之”的“外观之识”，毛泽东活到老，学到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甚至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人，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非学无以广才，非才无以济世。”
而对于学什么、怎样学，毛泽东有不同于先哲的看法。他认为，人的才能学识不单来自书本，“才有从学问…方得者，有从阅历一方得者”；“闭门，其学无用”，应该“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书本知识，只是学识的一个极小的部分，更重要的是读社会“无字之书”，投身于改造社会的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毛泽东“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的一个重要途径即是“游历”。他说：“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司）马迁览潇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青年时代，毛泽东游遍了湖南的名胜古迹，如远古时代大禹拖过船的禹大碑，南宋词人辛弃疾练过兵的飞虎营，太平天国名将萧朝贵打过仗的妙高峰，岳麓山上杜甫流浪过的崇德寺，祝融峰下韩愈题过诗的南岳峰，以及贾谊词，屈原故居，王夫之家乡等等。从青年时代的山川游趣，到井冈山时期的绿林游击，从万里长征到转战陕北，毛泽东一生离不开一个“游”字。他那双穿草鞋、布鞋，踏遍了名山大川的脚，沉重地敲击着中华民族的自然、历史和文化。有人曾这样评价说：毛泽东游历的所有的地方，最终都将成为历史的坐标，构成一条布满弹洞和惊叹号的鲜红鲜红的路线，从韶山那座不大起眼的农舍伸向北京城红墙里的菊香书屋。
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毛泽东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读文史典籍，“读”历史。斯诺曾说，毛泽东对中国现状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是他能够战胜所有对手的一张王牌。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现实是历史的伸延和浓缩。如果对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不是那样了如指掌，毛泽东对当代中国的万事万物就不可能那样洞明透彻。他漫游四宇，同时也在漫游千秋；他览物睹景，同时也在与古人对话。他承认知识一方得自实践，一方得自书本。而书本知识主要是前人、古人经验的积累。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知识，足以使专家们自叹弗如。一部二十四史他批点得密密麻麻。经、史、子、集乃至野史、传记、游记、民间传说，他无所不读，无一不通。中国的史书是特有的，中国的政治学主要反映在历代的史书中。以史为镜，能见兴衰，毛泽东是作为一个思想家、政治家，从历史财富里面获得智慧并吸收知识营养的，以用于治国安邦，平定天下。
20年代的中国，国力赢弱，改造国民性是自康、梁以来文人学者奔走呼喊的重要口号之一，也是“五四”时期思想家探索的焦点之一。鲁迅以深刻的自我解剖和对人类劣根性的剖析，将人性中的一切丑恶的、鄙陋的、愚昧的东西，生动地形象地摆在人们面前，让人们去沉思，在沉思中惊醒。走的是一条思想救国之路。胡适等人则竭力主张向西方学习。毛泽东当时作为一个无名小卒，却探索出一条独特又切实的道路，从呼吁国人对体育的重视上着手，强身励志，以改变国民的体质和精神面貌。
当时，有人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大教育家蔡元培老先生提出“德、智、军、美”的教育方针。德即德育，智即智育，军即军育，美即美育。德、智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宗旨，即所谓“传道授业解惑”。军育是鉴于近代中国兵疲国弱受人欺辱而从自己的敌人那里学来的。作为民国初年首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独创美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设想。
毛泽东赞成体育和军育，由此而达到强身励志，身心并完。他解释诡“如果国家软弱，谈论美学有什么用途？首要的事情是打败侵略我们的敌人！这和美学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民族软弱，完美德性又有什么用？最重要的事情是强盛起来。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战胜敌人才能显示德性。”他很赞赏“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个口号，并对二者间的因果关系有独特的见解，认为：野蛮其体魄是文明其精神的基础，没有好的体魄，就无法达到精神文明。他说：“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当时的精神文明也包括两项：学问和道德。在毛泽东看来，学问道德固然重要，但二者都必须以健全的体魄为基础。人类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实力的较量。仅有“道”而无力。是不足以胜人的，必须既有“道”，又有“力”，即能文，又能武，用“道”来为“力”张目，以“力”作为“道”的后盾，才能无往而不胜。他说：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的，而心力与体力比较起来，还是体力更为重要，“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他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身心并完”。同时，毛泽东强调，不仅个人要身心并完，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要身心并完。
在这里，毛泽东把“力”与“道”看做同等重要的东西，是塑造自我缺一不可的。古人称渭周文王“外文明而内柔顺”，毛泽东认为这只是用来形容古贤君子风度的。而不是对运动而言。“运动宜蛮掘”：“蛮则气力雄，筋骨劲”，如“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之礼，暗呜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决不是什么纤巧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