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那里，野蛮体魄，主要是体育。“体育，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格物致远，体育之主旨在于勇武。如猛烈、无畏、敢为、耐久”，毛泽东如是说。因此，他提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位置。”他认为，体育锻炼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强壮身体，磨砺意志，增长知识，调节感情，成就事业。为了达到强健体魄的目的，毛泽东无所不用其极而且体现“蛮掘”二字。在长沙读书时，曾融合段锦、体操、拳击等各种运动之长，创造了一种“六段运动”。他坚持一日数练，终年不绝。此外，还有冷水浴、风浴、雨浴、雪浴等。爬山、野游更是他乐于实行的锻炼方法。他最喜欢的健身运动是游泳，少年时代于湘江“中流击水”，晚年70高龄尚“闲庭信步”于浩荡长江。毛泽东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实践了“强身励志，身心并完”的志向，是以令后人仿而效之。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民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孟子为人中之杰：“大丈夫”设计的人格形象。而毛泽东堪称近世中国首屈一指的人中第一豪杰大丈夫。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老子不怕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敢于乐于向权威挑战。他对压迫个性的强权深恶痛绝，早在“五四”时期，就喊出了“以奋斗反抗强权”的口号，他把当时的各种改革归结为一句话，即“由强权得自由”，主张反对一切强权，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越是强权，越要蔑视和反对。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曾告诉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父亲的严厉，是造成自己自幼就具有反抗倾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像他把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和同情心归结于受了慷慨慈祥的母亲信奉佛教的影响一样。他形象地对斯诺说：“家里有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我本人，我母亲，我的兄弟，有时甚至连请来干农活的人，一起组成反对党；……我们家里的辩证法斗争不断地发展着。”他从同父亲的“斗争”中总结出一条重要规律：“当我用公开的反抗来维护我的权利时，我父亲就会软下来；我要是逆来顺受，他就会变本加厉地打我。”于是，毛泽东对于父亲的严厉，给予更多更大的反抗。
这种蔑视权威，敢于反抗的精神，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青年时代，毛泽东让当时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深深尝到了自己的辣头，这位湖南省的太上皇曾咬牙切齿地说“这个姓毛的很厉害，湖南再来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脚了。”后来斯大林、赫鲁晓夫更是领教了毛泽东的厉害。赫鲁晓夫事后曾说：“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的同志，他决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赫氏的感觉一点不错，毛泽东从来不向“大人物”屈服，也从来不向挫折屈服，而是有一种愈挫愈奋的气度，在隐忍进取中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在蔑视、反抗权威、强权的同时，毛泽东极为同情和怜悯弱者。他最有名的口号之一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泽东一生不知向多少权威，“大人物”发起过挑战，可对普通百姓“小人物”却非常和蔼，总是同情和帮助他们。他常对人说，逢恶就莫怕，逢弱就莫欺。少年时代，他曾多方周济贫穷和受苦的乡邻。1909年，湖南境内发生大饥荒，饿死了许多人，发生过饥民反抗反动当局的斗争事件。这件事强烈地震撼着少年毛泽东的心。二十多年后，他在延安的窑洞里向斯诺讲起那场饥荒中死去的人时，眼睛里还是湿润的。他说，大多数人都从旁观者的立场发出同情饥民，而自己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有些像我自己家里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并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读私塾时，有一天，他看见一个同学没有带饭，一问才知道是因为家里穷带小起饭，他便将自己带的饭菜分一半给那个同学，回家后，母亲见他饭量大增，觉得奇怪，他便将真情告诉了母亲，母亲赞许他的做法，从此，就让他多带一些饭菜。
毛泽东同情小人物，相信小人物，依靠小人物，始终相信小人物能胜过大人物。他非常喜欢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要求广大干部党员像鲁迅那样，做人民大众的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中国有句古语，人贵有自知之明，善知人者必先自知。毛泽东早在学生时代就认识到自知的重要性。他在评论“五四”前社会改革的流弊时指出：“今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书变革应有事情；就他面而言，则是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使然”。而自身本领之不足，是因为“无内省之明，无外察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
懂得须有自知之明并不难，难的是真正做到有自知之明。《贞观政要》中就记有所谓“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的训词。自知比知人更难，难就难在它不仅需要理智，而且需要勇气，要求人们敢于以挑剔的眼光面对自身的不足，而这常常是与人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相矛盾的。一代伟人毛泽东早年就对此深有体会，他经常谈起明代大诗人杨椒山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后来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这几十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虚怀”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就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众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在实践上，尽管“虚怀”、“自知”有些困难，毛泽东是做到了一个伟人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对于自己，毛泽东所来是有自知之明的。在战争年代，每每打了胜仗，同事们战士们赞扬自己、歌颂自己，毛泽东总说是靠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即使到晚年，尤其是大搞个人崇拜的时代，他也仍然是清醒的。他曾反复告诫党员和干部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有时他还特地在后面加上一句：“包括我自己。”
古人云：“自知者英，自胜者雄”，“欲胜人者必先自胜”，“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也就是说，了解了自己的不足，还要有足够的勇气改变自己。既由“自知”达到“自胜”、“自新”。。一个人自知又能自胜，才是真正的强者。
毛泽东对此也有深刻领会。青年时代，他经常以梁启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的口号来刻苦自励，并且聪明地提出：要以“明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始终在不断充实自己，不断学习，随着时代步伐，不断更新自我，而且时常走在时代的最前列。
大诗人苏轼有句名言，叫做“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善于自胜的毛泽东，有着惊人的自制力。他承认自己是个“性不好缚”的人，他的个性就像他的书法一样，喜欢不受束缚。但是，为了革命需要，当需要约束自己的时候，毛泽东的自制力同样大得惊人。毛泽东知道自己有好动感情、好发脾气的弱点，因此，很注意这方面的修养，能使快气炸了的怒火不溢言表。为了成功大业，毛泽东有时可以忍耐和等待许多年，直到最后达到目的。按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他一生就有三次被无端撤职，他有三次耐心的等待。
自知和自胜，都是为了达到自强、强大自己的生命力和意志力，以便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在人生的搏击中，能够独立自恃而不倚仗他人。毛泽东继承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他在《讲堂录》中写道：“盖为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不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为也。”也就是说，要成就大爷，必须“养其力”，而“小为浮誉所惑”，“制其气”而“不与流俗相竞”。为了强大自身，毛泽东不仅注意心性修养，而且从小就注意锻炼自己的体魄和意志。难怪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有了“自信人生，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气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发奋图强”成为贯他全部人生的信条。
中国传统历来主张“修身以寡欲为要”，朱子有所谓“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的说法。孔子则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重义轻利、重理想轻物欲的价值观，对毛泽东的人生修养影响甚深。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乐利追求，圣贤喜欢精神之乐利，精神之乐利又分自得其乐和利于他人。毛泽东更为欣赏的就是有利于他人，有功于社会的乐。他说：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乃至爱国，爱世界、爱主义，都是利人之精神。
毛泽东在肯年时代就具有“鹜高远而卑流俗”的气概，有“咬菜根”的精神，不讲吃。不讲穿，心里想的，口里谈的，都是怎样改造国家社会的大事。有一次他与张昆弟畅谈人生，小觉感慨而道：“西方物质文明极甚、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农食住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但人生不能仅仅满足于此三点，而应有更高的追求。所以毛泽东主张：“吾辈必想一最容易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追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
孟子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毛泽东很懂得这种“天将与之，必先苦之”的古训。他在《讲堂录》中记下了许多这样的警句，如“淫为万恶之首”，“懒惰为万罪之渊蔽”，“惟安贫方能成事”，“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他认为，吃苦耐劳乃成就大业的先决条件，过分地追求感官享受，必然冲淡革命理想，丧失革命气节，因此要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举大义、成大业的有志之人，必须安贫乐道，以苦为乐，并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吃苦精神。他在组织新民学会时，特意把不懒惰、不赌博、不浪费，不狎妓等戒条写入会章。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他决定的五条入党条件，其中有三条与勤苦有关，即“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
在毛泽东看来，穷苦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好就好在它可以激发人的斗志，砥砺人的口行。他甚赞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幸福观：“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阻碍则无幸福”，认为这是“至真之说，至彻之言”。他也特别欣赏司马迁的那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在他看来，逆境磨难，正是成才建业的先决条件。
《淮南子》上有句名言：“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宁静毛泽东做不到，淡泊却是他极力奉行，毕生不改的。他一生简朴过人。他身上的衣着常缀有补丁，脚上穿的皮鞋比普通工作人员的皮鞋还旧，他的饮食最高奢望不过是吃上一碗红烧肉。毛泽东的人生格言和实践可以概括成八个大字：艰苦朴素，艰苦奋斗。
【评点解析】
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之顶礼膜拜，尊为“圣哲”；从梁启超到杨昌济，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也无不表示过推崇师法，受过其人的种种影响。
毛泽东的外婆家在湘乡，他8岁以前一直住在外婆家，16岁时又在湘乡东南高小读过半年书。曾国藩就是湘乡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带领湘军同太平军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从而声名赫赫，死后得到“文正公”这一谥号。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颈凌霜”。其政治立场和作为，自是站在历史进步的反面的，但他毕竟是个很复杂的人，有着多种身份的人，是个在很多方面都留下了自己特点的人物，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古人说：“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推崇曾国藩的人认为这三者他兼而有之。青年时代，毛泽东十分重视梁启超的意见。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里曾这样评论：“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这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有超群绝伦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竞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在毛泽东熟悉的《新民说·论私德》里，梁启超又说“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
1913年。毛泽东进人湖南省第四师范（随即并入第一十师范）后，对他影响较人的国文教员袁促谦和奉为楷模的修身课教员杨昌济，都是服膺曾国藩的，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中，提到毛泽东这个得意门生，以为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