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汉代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生于西汉文帝元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他活动于西汉王朝初兴和发展时期，是当时着名的政论家、思想家、儒学大师和教育家。
董仲舒的一生事迹，表现在他青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个时期的历史活动中。
(一)董仲舒自少年至中年之初，努力求学并从事教育工作
他的家庭富有田产和藏书，他在早年享有优越的求学条件。他精心读书，以“下帷讲诵，三年不窥园”的精神攻？治儒家典籍，兼研先秦诸子学说，从中吸取阴阳五行和法家的思想，把先秦的原始儒学，塑造成汉代的神秘主义的兼具浓厚的礼法结合色彩的儒学，这表现在他一生着述以公羊学为指归，阐明所谓的《春秋》“微言大义”上，也鲜明地表现在他中年时期所作的贤良对策之中。所以司马迁说：“董仲舒推《春秋》义，颇着文焉。”又称他“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从而进行治事和求雨、止雨等。东汉史学家班固则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董仲舒在青年时就成为当时学问渊博、兼通五经的《公羊春秋》大师，加之严格遵守儒家的行为规范，“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故“学士皆师尊之”。他收授门徒很多，进行“传经行道”的儒师工作，为汉王朝培养统治人才。
(二)仕途生涯
董仲舒在中年以后，登上了仕途。
他在近四十岁时，因专精《春秋》，于汉景帝时被选任为博士，是“掌通古今”、博览群籍、参与议论政事、祭祀及各种礼制等以供咨询的一种顾问官。博士们各有所专精，有精通儒学的，有精通诸子学说的。史籍所载，早在秦代的“博士官所职”，就有“《诗》《书》、百家语者”汉朝初立，为了稳定政局和恢复生产，采取道家学派的清净无为与刑名之学作为政治的指导思想。自汉兴以来，诸儒“得修其经艺”。汉高祖任用儒者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惠帝以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之弟孔子襄为博士；文帝使故秦博士伏生授《尚书》，遣原学申商刑名的晁错从治《尚书》而诏为博士；景帝以辕固生为《诗》博士，以胡毋生、董仲舒为《春秋》博士等等。这说明在汉代初期，封建王朝日渐看到了儒学维护其统治的作用，并设立儒者专精一经的博士。可以说，自秦以来，察举的博士杂有各家学派的，但以儒学占多数，并拥有相当的力量。至汉代初期，在以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的情况下，儒学虽然有其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但只是作为对黄老之学的一项补充、一个组成部分，不占主导地位，儒学博士也得不到重用。
所以董仲舒初任博士时，正当景帝“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这主要指儒学博士而言--笔者)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因此，董仲舒虽为博士官，但不任事，无任何权断，只是一种供朝廷咨询的闲散官职，做些传经授徒的个人教育工作。这不独董仲舒如此，当时，其他博士以及许多担当其他官职的学者也大都是如此的。这种任官修学和亦官亦教的情况。可以说是继承了孔子的游宦授徒和“仕而优则学”的一种可取的历史实践与传统思想；也可以说是沿袭了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士“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并广收弟子而授学的一种具有发展学术与教育事业意义的遗风。这里应当指出，在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诏令太常等共议为博士置弟子员之前，董仲舒等博士的收徒讲学，并非官方所定的职责，而只是私人招授弟子的教育活动。
董仲舒在政治和教育活动中发挥其才能与作用，以及儒学成为汉王朝的统治思想，主要是在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至汉武帝即位(公元前140年)之时，经过前期借用黄老之术进行了六十余年休养生息的经营，在政治上取得了相当的稳固，在生产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说明道家的“清静无为”之术，在汉朝封建统治初定时期，即在汉初“接秦之弊”国困民贫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起了好的作用。它有利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人民带来某种安宁。但是汉王朝即使在执行黄老思想、在主静之中，也仍是贯彻着刑名的，是执道任法和实行无为而无不为的。汉朝封建阶级统治者实际上是德、刑并施与动静并行的。这也就反映，在西汉初期的封建统治，虽是取得了安定休养的成就，但仍然存在着封建阶级内部的矛盾和阶级斗争。至汉武帝时期，仍有侯王封国的割据，豪强大贾的横行兼并，匈奴南下的威胁，特别是还有农民的贫困与起义的危机等等，致使汉朝的国家统一与中央权力并不完全牢固和强大，这就需要采取新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原来采用的黄老清净思想在新的形势下就显得因循保守、无所作为，而不适应汉朝兴革有为的要求。汉武帝的雄心大略要变静为动，改苟且迁就为大有作为，化保守为进取，体现着封建社会及其王朝的上升和前进发展的趋势。这就需要谋求相应的上层建筑的思想意识，以取代已经完成汉初历史任务的黄老学说，同时广征人才作为汉朝革故鼎新的栋梁。当时历史的进展正面如此。在思想意识方面，儒学的损益、进取和尊王一统的精神，日益显示其满足封建社会制度的发展与汉王朝的要求，因而日益受到重视；在人才方面，儒者纷纷宣扬其治国平天下之道，积极出谋划策，显示其才能，遂日益更多的为汉王朝所重视而予以征召或察举为博士与贤良方正等，并日渐受到朝廷重用。董仲舒以博学和精于《公羊春秋》，作为当时儒家学派和儒学人才的一种代表人物，被汉景帝征为博士，这是汉兴以来日益认识儒学和引用儒者的延续与标志。汉武帝为了改进封建统治与强化中央集权而崇尚儒术，遂沿袭自汉以来征召贤良方正的做法，大行征举贤良文学，作为强化汉代国家统治制度与进行兴革之资。对此，史书说明自汉兴达至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即汉武帝即位之时，“已六十余岁矣，天下乂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向)儒术。招贤良”“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由皇帝亲予策问。就在这时“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董仲舒以儒学博士之官的身份被荐举为贤良之士，接受汉武帝的亲自策问。他完全排斥“法治”等说而独尊儒术，特别是基于《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接连逐一地回答了武帝所垂询关于治平国家的思想理论和方略问题的三个策问，主要阐述了关于灾异、符瑞与天人感应及巩固太平盛世的问题，实即宣扬君权神授和维护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尊君、正名分的思想理论；说明了奉天命、改制度与去安逸而行强勉的“更化”之道，以及省刑重德、去酷吏而任贤吏的仁政之治；阐发了《春秋》大一统的精神，使儒学成为统治思想从而加强封建王国的统一。董仲舒在他的全部对策中申述他的思想理论和政治兴革的仁政主张，向汉武帝提出了为治国兴邦而大行教化的教育方针和办法。他的对策在历史上被称为“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完全适合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封建王朝大兴统一图强和力求封建秩序绝对化、神圣化的意愿，因而得到汉武帝的赞许，被称赞为“已着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东汉时期的王充虽反对天人感应、符瑞灾异之说，但在政论上还是称述“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
必须知道，董仲舒在对策中也十分拥护和歌颂当朝的君主汉武帝，他写道：“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谊(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义)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十分明显，如此的君问臣答、君称臣领，极相契合。绝非偶然，而是表明了双方有着同一立场和同一要求的。
在这次察举贤良中，当时崇尚儒学的丞相卫绾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立即得到了汉武帝的同意。董仲舒向汉武帝对策完毕，遂即由博士迁为江都易王刘非(武帝的异母兄长)的王相，后又调迁为胶西于王刘端(刘非的同母兄弟)的王相。可以看出，董仲舒之被察举贤良和受任王相，标志着儒学思想为汉王朝所重视和采纳，同时说明了董仲舒在封建政途上的前进发展和作用。汉代诸侯王国的相职虽无朝廷公卿的尊位，却是皇帝所信用而遣往宗室王国监辅主政的特派员。这在官职权位和政治作用上远远高于博士之职。当时董仲舒就是以这种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再加上他的名儒大师的声望，先后到江都和胶西为相，分别受到易王“敬重焉”和于王“善待之”。
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董仲舒的贤良对策是他生活史上极关重要的一项奏答。其内容集中体现了他的治学成就和根本思想，反映了他的宇宙观、政治观和教育观。它是我们研究董仲舒思想的极为重要的文献。
董仲舒任官后，仍然收徒讲学不辍。甚至汉武帝派他的幸臣吾丘寿王从董仲舒受《春秋》。这里需要指出，董仲舒在倡导和传授儒学中，全面地系统地贯彻着“天人合一”的思想。他是汉代神学化儒学思想体系的主要缔造者。当时这种讲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灾异怪诞和所谓儒经微言大义的学说，以及应合世务、通经致用、明习文法的学风，乃是至西汉末代被称之为今文经学派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由此说来，董仲舒可称之为儒学今文经学派的一位创始人。总之，先秦以来的儒学迄至汉代文景之时，经过汉代诸儒的继承发展，特别是董仲舒杂糅阴阳、法家学说而使儒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致最后成为具有上述特征的汉代儒学。这种儒学到了汉武帝时期得到朝廷的认可和采用，而成为整个西汉时期在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和教育各方面占有统治地位的学派，对后世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教育有着巨大的深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