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与民争利”损害了“义”。
董仲舒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总的倾向是重义轻利的，而且“义”首先是对人君和统治集团人们的要求，“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董仲舒传》)。而现在国家和食禄之君子们赤裸裸地与民争利，不就明目张胆地损害了“义”吗？在董仲舒去世后二十余年举行的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等儒生们继承他的观点也说：“食禄之君违于义而竞于利。”(《盐铁论·错币》)把二者对举，可见“竞于利”就必然“违于义”。反对食禄之君背义争利本是儒家的传统思想。不过在先秦时期的“与民争利”还没有演变成为象西汉中期那样，以土地兼并为特点而遍布各个经济领域。孔子曾经听说臧文仲之妾织蒲，就指责这是一种不“仁”的行为，之所以不“仁”，就是因为其夺民之业、与民争利。而董仲舒也举了一个与这故事完全表达同一思想的例子：鲁国宰相公仪休回到家里看见妻子织帛，就气愤地把妻子赶出门去；吃饭时有葵菜，又气愤地把家里种的葵菜全拔掉了。
公仪休认为自己已经吃了国家的俸禄，还同织女、菜农争利能行吗？
董仲舒高度赞扬公仪休的行为合乎“义”，认为君子行仁讲义之大事，“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董仲舒传》)。
董仲舒还进一步指出，统治阶层的人们求财利、与民争利，不仅直接践踏和损害了“义”，而且还是老百姓犯法作乱，也跟着争利害“义”
的原因。他说，由于“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于是“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度制》)。这是因为，一方面与民争利妨害了人民的谋生之路，使其生活无着，就会偷盗无所不为。另一方面，食禄之君“忘义而殉利”破坏了“化民”的大事，“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玉英》)。因此“与民争利”本身就带了违背仁义的坏头，从而使老百姓思想上受到坏影响，加之经济上断绝生路，就必然要“弃理而走邪”了。
第二，“与民争利”破坏了等级伦理规范。
按照董仲舒的等级制经济伦理，每类人以至每个人的立足点都是被等级之网固定着的，人们只能在自己所应有、所立足的位置上付出和获取。下不能超越等级侵占上的利益，这是毫无疑义的；而董仲舒尤其强调的是，上也不能侵占下的利益。
在董仲舒看来，食禄者与民争利，这是上级争夺下级的利益，因此破坏了等级名分。他认为，和谐等级制的主要危险来自上层等级。
这些富贵之人有政治特权和经济力量兼并贫弱者，他们的“下侵”行为不仅本身直接破坏了等级秩序，而且百姓的违礼犯法行为也是受他们“下侵”行为的影响和逼迫出来的。可见在上者与民争利的“下侵”行为跟害“义”行为一样，在伦理上犯了双重的错误。
董仲舒说：“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居“君子之位”则当为“君子之行”即“义”；若“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即求利，“其祸患必至也”(《董仲舒传》)。他讲的“祸患”，一方面是指由于“与民争利”行为对等级秩序的破环，必然将会破坏理想的和谐有序社会。另一方面是指由于对等级制度的破坏，从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导致社会动乱，最终也必然危及统治阶级的政权地位。因此董仲舒极力劝解各种食禄者包括帝王人君，必须安守其位，重义轻财，不能只为了眼前利益而破坏等级秩序，从而牺牲长远利益。
第三，“与民争利”违背了“天意”。
“天论”是董仲舒学说思想的一大特色。“不与民争利”的伦理经济思想也被他从“天人”关系的角度加以解释和论证。董仲舒的“天”论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董仲舒所讲的“天”有两种，一是物质之天，一是精神之天；物质之天指自然现象，精神之天指物质意识。他的用意是要把人事附会天意，为一定的人事寻找“客观”依据。他的具体做法是，把物质之天本身及其运动形式与人及其人事进行类比，这就是“天人相类”；然后得出人事变化都是天意安排的结论，即“天人相通”、“天人感应”。这正是他所说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一”就正是他要为人事寻求的根据，某一人间之事合理与否，该不该存在，就要看天人之间在此能否“一”。
他在找天人相类之处的时候，“天”还是物质之天；而当他把人事比附天意，物质之天便上升为精神之天，于是陷入唯心主义。
从形式上看，“天人”相类、相通(如天不重与，人亦不可占双份是从伦理上判断“与民争利”违背天意的依据。而事实上，董仲舒把“与民争利”从伦理上判断为非，完全是根据仁义礼的规定以及这种行为侵害了人民的谋生之路。他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天意来认识，就正是把这一判断标准作为过度中介的。他的逻辑是，遵循仁义礼就是合乎天意的，否则就违背了天意。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依据作为中介性标准，那么是否违背天意就无从可知了。这样看来，天意就是一种假托。“假托”天意的目的就是要寻找更有说服力的“客观”依据。
在他看来，人间社会的事情应该不应该如此，最大的依据莫过于天意是否如此。
于是为了寻找这种出自“天意”的依据，董仲舒就把动物界的自燃现象作出神学目的论的解释，以使天人相通、相应。他说上天的赐予是有区别的，“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董仲舒传》)。又说：“天不重与，有角不得有上齿，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数也。”(《度制》)他指出，“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董仲舒传》)可见，“有大俸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业，乃天理也”(《度制》)。
在他自己看来，似乎已经找到了最强有力的依据，可见天意的安排是不允许占双份的，“与民争利”怎能行得通呢？董仲舒虽然从利民、从义、从等级等方面谈了那么多理由，但“与民争利”这种占双份行为的不可行最终还是被他归结到是因为“天不重与”。而他不可能意识到，他把客观存在的“天”说成是有意志的，物质之天便转化为精神之天。他从寻找客观依据出发，本意是寄希望于“唯物”地说明问题，而最后却陷入了唯心主义谬说的泥潭。
4.主张“不与民争利”的仁政董仲舒充分论证“与民争利”在经济上和伦理上的种种弊端，从而确立了“不与民争利”这样一条道德准则。于是他就用这条准则来检验一切有关的经济活动，并提出自己的一套经济政策主张。
第一，“盐铁皆归于民”。
针对国家的经济活动，董仲舒根据“不与民争利”的道德准则，首先提出国家必须脱离直接经营的工商业活动，不应“颛(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汉书·食货志上》)。他认为国家直接从事这样一些最易赢利的工商业活动，既违背了“义”、违背了“礼”，又侵害了人民的谋生之路，因此提出“盐铁皆归于民”(《汉书·食货志上》)的政策主张。
第二，“薄赋敛，省徭役”。
董仲舒认为，封建国家繁重的赋税徭役负担使人民无法忍受，这是违背以“义”化民的伦理主张的，并且还会逼使老百姓做出背义、犯礼的行为。他称赞“古者税民不过十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而汉继秦之后“循而未改”的制度是力役之征“三十倍于古”，各种征税“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上》)。他批评秦汉时期的苛政“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董仲舒传》)。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不仅看到了繁重的赋税徭役给老百姓造成的贫困，而且清楚地认识到国家财政与生产活动之间此消彼长的密切关系，从而阐述了过重的赋役“夺民财”、“夺民时”、“夺民力”(《五行相胜》)而最后导致影响耕织之业的连锁反应过程。他阐发《春秋》大义说：“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竹林》)。从维护伦理规范、减轻人民负担和发展生产的角度出发，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仁政主张：“劝农事，无夺民时，使民岁不过三日，行十一之税”(《五行顺逆》)，“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汉书·食货志上》)。
第三，“受禄之家”应该“食禄而已”。
封建官吏和诸侯王等，利用政治特权和手中的经济实力，渗入工商业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买卖侵占土地，这在董仲舒看来是最不得人心的。封建国家从事这些经济活动，多少还是为了国家的公利，国家公利也是儒家“义”的一部分，只不过儒家伦理是反对从“与民争利”这种不义之途去获取国家利益罢了。因此国家的与民争利对义的损害不是那样严重。而封建官僚和诸侯王等则不然，这些人完全是从私欲出发而追求私利，他们的行为不仅赤裸裸地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而且彻头彻尾地破坏了仁义礼的规范。但这些人是一股强大的“与民争利”势力，他们不但下侵民利，而且对上怀着觊觎之心。
董仲舒深知这股势力的厉害性，任何制裁他们的国家政策都是很难凑效的。因此他只能用道德主义的说教，奉劝那些“受禄之家”，既已通过国家财政的渠道取利于民，从而享受国家的俸禄，就不要再“与民争利”，应该谨守等级，“食禄而已”(《董仲舒传》)。
第四，“限民名(占)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
土地兼并一直是整个封建社会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在西汉中期已经很突出，兼并的势力主要是封建官吏、豪强地主和商人等。土地兼并的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封建生产方式的产生即已开始出现，在《孟子》一书中就有“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的记载。孟轲的“恒产”论和“井地”方案，事实上也有针对土地兼并而发的一层意思。在孟轲的时代，距离业已被封建生产方式废除的“井田制”时期不远，因此他还寄希望于恢复这样的土地制度。针对“漫其经界”的情况，他提出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的政策主张。
到了董仲舒的时代，地主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虽然他对井田制怀着无限惋惜之情，但其实现已经根本不可能。因此尽管面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土地兼并局面，他也没象孟轲那样直接提出制井田的主张。他说，“古井田法虽难卒行”，但“宜少近古，限民名(占)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
董仲舒只是提出限田的主张，没有具体措施，但这一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寄希望于“难卒行”的井田制，可见还是想立足实际，可行地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
(五)试评董仲舒的限田论
在中国历史上，董仲舒第一个大胆揭露了土地兼并的严重情况，第一个明确提出限田的思想和政策主张，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封建国家、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起了很大作用。同时，董仲舒把“不与民争利”
作为限田这一政策思想的道德准则，在客观上也起了保护人民利益的作用。董仲舒限田论最具积极意义的地方，就正是在于它的基础思想是“不与民争利”的伦理主张，这即是以一种带有经济主张的伦理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也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人民的利益。
除此而外，从历史发展长河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应该说“限田论”则基本上是一种倒退的主张。从生产关系方面讲，地主土地私有制总是一种比井田制要进步的土地制度。董仲舒以井田制为标准(除开其道德准则)，来反对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兼并，这本身就是一种倒退了。这跟西汉末年王莽针对土地兼并问题，想用“王田制”来代替土地私有制的倒退行为实质上是一回事。只不过前者是一种理论，而后者则变成了一种不可能成功的实践。
董仲舒说“除井田，民得买卖”，可见他清楚地知道土地兼并是土地私有制的必然产物。他要反对这一必然产物，就必然触及它的基础和土壤――土地私有制。
由此可见，不管是董仲舒的“限田论”，或是后来的“均田论”，无论是以理论的形式出现，或是以政策的形式出现，作为封建的上层建筑，它与土地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是相矛盾的。因此注定了这种理论和政策只能处在一种夹缝之间，既要限田，又要照顾兼并者的既得利益，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执行得了的。最后暂时地解决兼并问题的还是农民战争。董仲舒只提出限田思想，而无具体主张，这也反映了他的茫然心态。
从历史发展长河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辩证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不断的“限田”、“均田”思想和政策，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土地私有制是适合于中国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力状况的。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如果说生产关系还有一定的活动余地，还能发挥一些作用来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那么，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也只能是私有制条件下的土地集中经营，而不是要改变私有制本身，代之以井田制、王田制之类的土地公有制。但是，在董仲舒等大思想家和封建统治者的眼界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只能看到等级制的“平均”经济结构是避免贫富进一步分化以至“民不乐生”和安定等级制社会的必要条件，即所谓“均无贫”、“安无倾”。而看不到取而代之的私有制土地集中经营与大生产可能会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和社会在更高经济水平上的稳定。
与此相反的是，在西方封建社会末期的土地兼并和资本集中化过程中，新生资产阶级以其对“贫”、“倾”的大无畏气魄，在土地上积极主动地“与民争利”，渡过了小农破产、无产者无以谋生的巨大阵痛阶段，促成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的划时代跃进。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却始终在这种恐惧阵痛的高度警觉中，萎缩徘徊于要么实施等级制平均、要么幻想绝对平均的循环怪圈中。一会“限”，一会“兼”；“兼”从没有彻底进行过，“限”也从没有真正完全实行过。然后是破坏性的战争才带来短暂的平衡，之后又是兼、限，又是战争。就这样，“兼”、“限”的矛盾就象一个怪胎，在大一统封建社会的母腹中孵孕了两千多年，而始终没有长出一个新生产方式的机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