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一生热衷于教育工作，积极从事讲学活动达四十年之久，即使在从政期间，也不曾间断教育活动。他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实践中所形成的教育思想和总结的教育经验，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宝库，许多方面在今天仍有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
(一)对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和建议
朱熹为了维持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认真总结了历代的统治经验，结合自己多年从事教育实践活动的体验，并从当时的教育实际出发，认为国家必须明确办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领导者和实际教育攻作者必须明确教育的目的和任务。这是教育事业能否发展和教育工作能否取得成效的前提。
朱熹认为办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学校教育的中心任务，应以“明人伦为本”，应教人以“德行道艺之实”。他反复指出：“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又说：“圣贤教人，只是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但是，“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唯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结果是：“至于后世，学校之设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虽以汉唐之盛，而无以仿佛乎三代之叔季”。在这里，朱熹认为秦汉以来的教育还不如夏商周三代的教育，显然是不科学的，但他指出学校以章句训诂为业，不明道德之归，忘本逐末，怀利去义，却触及到封建教育的弊端，对人们认识古代教育的演变不无裨益。
朱熹进一步指出，这种状况发展到宋代以来更为严重了。尽管宋代全国遍设学校，而入学者“不过以追时好，取世资为本，至于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则寂乎其未有闻也”。他分别具体分析了地方学校和中央官学的情况。福州本是兴学最盛的地区，但学校状况实在令人忧虑，“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比年以来，教养无法，师生相视，漠然如路人。以故风俗日衰，士气不作，长老忧之，而不能有以救也”。地方学校如此糟糕，中央官学尤其令人失望，“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闻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这些批评是中肯而深刻的，切中当时学校教育的要害。
朱熹认为，要使学校教育符合国家“立学教人之本意”，必须认真加以整顿，正本革弊。首先要明确办学的目的，就是要继承古代教育的优良传统，“明义反本，以遵先王教学之遗意”。同时要改革教育内容，使其具有“道德政理之实”，以明“政事之本”、“道德之归”。
还要认真选择主管教育的官员和教师，“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访求名士以为表率。”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教明于上，俗美于下，先王之道，得以复明于世，而其遗风余韵，又将有以及于方来”。朱熹从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感受中，深刻认识到国家培养人材的学校教育同选拔人材的科举制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学校教育的衰败同科举制度的流弊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因此，他对当时学校教育的批评，总是和对科举制度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他指出：
“及至隋唐，遂专以文词取士，而尚德之举，不复见矣。积至于今，流弊已极，其势不可以不变”。科举制度往往使“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沽、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他认为：“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缉言语，造作文词，但为科名爵禄之计”，而应当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所以，他认为科举制度非改革不可。改革科举制度首先当然要教育人们改变追名逐利的观念，考试制度本身也应作相应的改变。他具体提出了“罢诗赋”的主张，“所以必罢诗赋者，空有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诗赋又宣言之尤者，其无益于设教取士，章章明矣”。朱熹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与改革建议，目的都是为了改变封建社会“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使培养人材和选拔人材的工作更有利于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尽管他对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不可能触及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本质，他的改革建议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和消除这些弊端，然而在这些批评和建议中，确实接触到许多有关教育的基本问题和某些发展规律。例如：教育要继承古代遗产和为现实服务的关系，他提出要“明义反本，以遵先王教学之遗意”，又要具有“道德政理之实”。又例如：办好教育不仅于当前有利，而且会影响长远的未来，即“教明于上，俗美于下，先王之道，得以复明于世，而其遗风余韵，又将有以及于方来”。因此，教育建设和改革要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再例如：培养人材和选拔任用人材的关系极为密切，考虑学校教育改革必须同时考虑选拔人材和任用人材制度的改革，要使两者之间常常出现的恶性循环变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科举制度“专以文词取士”，必然迫使学校教育“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科举制度以名利为诱饵，必然助长为学者“钓声名、干利禄”。此外，他从办学的目的任务、教育内容、教师队伍等方面对学校教育提出批评和建议，也是符合办教育的内在规律的。这些问题的提出，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二)教育阶段的划分和教育内容的安排
朱熹依据古代教育经验，主张把学校教育划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他说：“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划分教育阶段的根据，不是人的尊卑贵贱，而是人的年龄和心理特征，特别是思维发展水平。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阶段。不同的教育阶段，教育内容的安排也应当有不同的重点。他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小学、大学的教育内容虽各有重点，但又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他说：“盖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在，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学于大学则其洒扫应对之间，礼乐射御之际，所以涵养践履之者，略已小成矣，于是不离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所谓致知，就是“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及其至也。是必至于举天地万物之理而一以贯之，然后为知之至。而所谓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至是而无所不尽其道焉。”朱熹认为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是一个完整教育过程中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小学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大学教育是小学教育的扩充和深化。这一认识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朱熹特别重视小学教育，认为小学教育是打基础的阶段，应当抓早、抓紧、抓好。他把小学教育比喻成“打坯模”的阶段，“古者小学已自养得小儿子，这里定已自是圣贤坯璞了，但未有圣贤许多知见，及其长也，令入大学，使之格物致知，长许多知见”。打好做圣贤的坯模，至关重要，大学只须在此基础上加工，增长些知见，就可以成为圣贤了，“古者小学已自暗成了，到长来已自在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饰”。若坯模打坏了，就难以弥补了，“古人便都从小学中学了，所以大来都不费力。而今自小失了，要填补实是难”。因此，必须从小学抓起，“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
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他甚至认为“胎教”应当受到重视、积极提倡和推广，他说：“古者妇女妊子，寝不侧，坐下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邪色，耳不听淫声。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过人矣”。当今，“优生优育”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古代教育家关于“胎教”的思想应当引起注意。
小学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伦理道德规范的训练和基本知识技能的学习，应以“教事”为主，“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因此，内容要力求浅近、具体，教法要尽量生动、形象，“教小儿只说个义理大概，只眼前事或以洒扫、应对之类作段子亦可。”他专门为儿童教育编写了教材、读物，拟定了儿童教育的训练规程，如：《小学》，就是专门为儿童教育编写的。他把古代的童蒙读物加以选择、补充，加上古今圣贤名流的嘉言善行汇集成书，分为内篇四：《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二：《嘉言》、《善行》。并用四言韵语写了《小学题辞》，指出：童蒙教材“今其全书虽不可见，而杂出于传记者亦多。今颇搜辑以为此书，授之童蒙，资其讲习，庶几有补于风化之万一云尔”。他又编定了《童蒙须知》，内有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杂细事宜六节，详细规定了伦理道德规范、行为细则、日常生活习惯、待人接物的礼节、读书写字的常规训练。其基本内容是从小灌输和训练封建伦理道德，但要求从小打好基础，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态度等，不无可取之处。如：要求“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凡脱衣服，必整齐折叠箱箧中，勿散乱顿放，则不为尘埃杂秽所污，仍易于寻取，不致散失。着衣既久，则不免垢腻，须要勤勤洗瀚。破绽，则补缀之。尽补缀无害，只要完洁”。又如：“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当令洁净。文字笔砚，凡百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原所”。再如：“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浪漫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凡写文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对儿童进行这样的教育和训练是必要的、有益的。
宋代以后，小学教育普遍受到重视，并获得较大的发展，童蒙教材、儿童读物进一步增多和普及，这同朱熹的教育思想和活动有密切关系。
大学教育是小学教育的扩充和深化，要求在道德、学问和能力方面有较高的水平和造诣，“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大学的基本任务是造就对国家有用的人材，“国家建立学校之官，遍于郡国，盖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是发明此事之理”。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是相对独立的两个阶段，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各有侧重和特点，不可混淆或替代，“小学涵养此性，大学则所以实其理也。忠、信、孝、弟之类，须于小学中出，然正心、诚意之类，小学如何知得？须其有识后，以此实之。大抵大学一节一节恢廓展布将去，然必到于此而后进。既到而不进，固不可；未到而求进，亦不可”。
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又有内在联系，不可断然分割，“问：‘大学与小学不是截然为二，小学是学其事，大学是穷其理以尽其事否？’
答：‘只是一个事。小学是学事亲、学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那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又说：“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察其义理，措之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是则学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长所习之异宜，而有高下、深浅、先后、缓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义利之分，判然如薰莸冰炭之相反而不可相入也。今使幼学之士，必先有以自尽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习，俟其既长，而后进乎明德新民，以止于至善，是乃次第之当然，又何为而不可哉？”朱熹把小学教育看作是大学教育的基础，又把大学教育看作是小学教育的完成。所以，他也十分重视大学教育，认为大学教育是直接为国家培养输送人材的基地。
总之，朱熹把学校教育以年龄、心理特征为依据划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既肯定它们之间的区别，又肯定它们之间的联系；阐明小学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大学教育是小学教育的扩充、深化和完成；主张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都应受到重视，并力求使之协调发展。
这些思想反映了教育本身发展的某些客观规律。一般说来，我国古代比较重视为国家直接输送人材的大学教育，相对地忽视了小学教育。宋代以后，情况有很大变化，小学教育受到重视，并获得较广泛的发展。应当说与朱熹的思想和活动有密切关系。
(三)道德教育思想和经验
朱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学派重视道德教育的传统思想，适应宋代以来强化和调整封建伦理道德的需要，坚持把道德教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他说：“立学校以教其民，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弟忠信而无违也。然后从而教之格物致知以尽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国而达之天下者，盖无二理。”又说：“致知之要，当知善之所在，如父止于慈，子止于孝之类。若不务此，而徒欲泛然以观物之理，则吾恐其如大军之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也。”就是说，学校必须将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学生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学得的知识、文化才能发挥作用，否则，缺乏道德修养而单纯追求知识，就会迷失方向。
朱熹所提倡的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就是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他说：“三纲五常，礼之本也。”“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强化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是宋代理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宋代理学的基本出发点。范文澜曾说：“宋学的兴起，是由于安史之乱及五代的大乱，伦常败坏。宋学的目的是整顿伦常道德。”因此，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是程朱理学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