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中科院西北水保所所长杨文治，与他的妻子、林果专家恒邦彦及20多名科技工作者，在曾为革命立过功的安塞县的土窑里，大胆提出“少种高产与退耕同步，退耕与种草同步，种草与发展畜牧业同步”的治理路子。10多年过去了，仅达到局部治理、阳坡绿化的效果。
50年代，是为黄河下游防洪而治理；60年代，为保护黄土高原本身流失而治理。这表面性的单纯治理，只能是对大自然的一种认真应付！
为了闯出一条黄土高原综合治理的路子，为大规模治理提供示范样板和技术措施，中国的高层决策者毅然将“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列入“七五”、“八五”科技攻关项目。紧接着，中国科学院会同有关部委及省区组织50个科研单位、几十个不同专业、上千名科技人员的强大攻关阵容，分赴黄土高原不同类型地区，建立了跨越陕西、山西等5省区的11个小流域示范区，开始了人类向大自然的又一次挑战！
当西北水保所的李玉山、西北植物所的苏陕民带领着30多名科技工作者，带着“高原沟壑区建立高效生态经济系统的综合技术研究”的攻关项目，来到长武王东沟时，面对支离破碎的黄土沟壑，面对穷得叮当响而观念又像黄土地一样古老的人，“老虎吃天，无处下爪。”
通向沟坡的血脉
在王东沟的梨坡山上，一位老农拉着麦捆从崎岖的坡道上连人带架子车翻扣下来；在那层层梯田边，一家家老小，在陡峭的坡道上将一筐筐肥，一桶桶水用加倍的汗水扛上背下……
行路难，初来乍到的科技工作者首先想到了路。无路，粪肥、机械、技术下不了沟，粮果产品也运不出。路，修路成了开发沟坡的奠基工程！
几次群众大会战，通达沟坡的4条土公路修成了。
半年后的一天，暴雨如注，新修的沟坡路顷刻分崩离析。试区科技人员冒雨，拄着棍子，一步一滑地在拍照，在查看路情。雨水泪水在交融，面对劳民伤财之举，他们心里波动的是一阵强似一阵的负罪感。暴雨径流导致路面剁蚀，水顺路切沟，流得纵横交错。修路不防蚀，不仅通行无保证，还会成为新的泥沙源。他们信服、震惊于“千年古路变成沟”的可怕后果。
他们憋着一口气，夜以继日地翻资料、搞模拟试验，终于研制、设计出了道路防蚀工程。即道旁挖蓄水阳沟、蓄水窑窖，边坡种草，路边植树，拱形路面分散径流及涝池等配套防蚀措施。
道路防蚀工程经受住了实践检验，再大的暴雨路面完好无损。这看似并不耀眼的科技成果，却成了沟坡开发的先导。实践上的重大突破，就是理论上的飞跃！
农业部水利司的领导来长武视察时，高兴地说：“这里的沟坡道路是一大创造！”
如今，他们帮农民设计修筑了12条土公路。道路显示出了提高土地质量的潜在价值。尝到甜头的农民，雇推土机、出劳力，一条条土公路往沟坡延伸。
道路像注入昏睡巨人身上的血脉，古老的土地苏醒了。紧接着人畜饮水工程、低产田改造工程、果园建设工程、林业生产工程、村落整体建设一个跟着一个上。
一样的上地
国际上规定贫困落后区域每平方公里只能养育40—50人，而在被外国专家称为不毛之地的黄土高原，每平方公里却养育着150—160人，长武王东试区每平方公里竟达236人。
居住在沟坡上的人让贫穷撵着不断地往塬面上搬，塬面不断削减，而占72％的沟坡地却大量撂荒。试区的同志响亮地提出了“提高塬面产出，开发沟坡资源，综合治理，发展经济”的战略方针。
世世代代固守着自己“风水宝地”的王东农民，耕作依然沿袭着陈旧的生产习惯，粮食亩产仅有176公斤。试区的科技工作者进行旱作潜势和水肥效应田间试验，提出了限制本地区产量提高的主要因素是缺肥而不是缺水的理论，研究出小麦潜势在350公斤，从而打破了旱地增产的传统认识。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四处奔波，从跑低息贷款开始，干开了许多与科研无关的普及性工作。
在试区大院内，人们出出进进地忙碌着。院内摆满了一袋袋化肥，这是搞植物专业的刘秦，不惜自己掏钱送烟拉关系买到的。这些科技人员，紧张、严格地按氮磷比例在一份一份地配制化肥。同时将配制好的化肥，磨破嘴皮，说服群众，送化肥上门。
带头承包了第七八两个沟坡治理的郝明德，一天刚要吃午饭，听到村民李生堂准备用老品种下种的消息后，他骑上自行车风风火火跑了10多里山路，赶到李生堂家，然后又满头大汗返回塬上借良种，直到把良种送到李生堂手中，他才放下心来。
傍晚，他饥肠辘辘往回赶。一场大雨把他浇成“落汤鸡”，他患重感冒被送进医院……
年终，领导按合同奖给他3000元承包奖，他却腼腆地一笑，非常知足地谢绝了。
科学的投入显示了威力。收获季节到了，同样的土地，王东村人老几辈从没见过塬上塬下这喜人的麦浪。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在同类旱作农区中达到新水平，在国际上也是首例。李玉山研究员关于“北方增产粮食的出路在于增施化肥”的理论在此得到证实，也表明黄土高原沟壑区短期内可以改变中低产面貌。
八组村民韩拴发，村上的首穷户，粮食一下堆满两个囤。试区的同志又指导他近期抓农业生产，远期抓果园建设。到了1989年，他家人均收小麦840公斤，种西瓜收入1300余元，又新建1．1亩果园，一举成为王东脱贫致富的典型。
亘古至今，人们饱尝了稼穑之苦。务实的农民，只有在接受了科学之后，稼穑才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收益和欢乐。
收获的不仅仅是秋色
王东沟杜家坪山坡，原是134亩低产农田和弃耕地，如今，缠满了层层苹果树，那个大、娇美的累累果实，向人们展示着沟坡土地的奉献。可谁知收获代价的巨大。
长期以来，人们把沟坡治理简单地理解为种树植草、修“四田”。可王东试区从一开始就瞄准了经济效益，要从不毛之地的沟坡拿粮、拿果、拿钱，把水土保持贯穿于土地的经济开发之中，建立沟坡开发立体模型。
一个繁星闪烁的夜晚，在王东村的村委会院子里，坐满了被试区同志请来参加果园承包会的村民。试区副组长苏陕民，一位烈士的独子，撇下体弱多病、年逾古稀的老母长年工作在长武。如今万事俱备，就是没人承包，他心里急呀！他掏钱买了几盒烟，给开会的村民一个个发；试区组长李玉山，一位南方人却几十年献身于黄土地。今天，他恨不得把心掏出来，苦口婆心，开导、劝说、解疑。这样的动员会已开了五六次。为了上适宜当地生长的苹果，试区的同志掏钱从外地买好苗，挖好坑，以每亩15斤小麦的代价让村民承包。
粮田上塬，果树下沟，果园建设，是沟坡开发模型中的拳头项目。可村民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如同横在这些科技工作者面前的一座山，他们不得不挨家挨户做工作。
终于，全村唯一的高中生李昌余挑头了。两年后，苹果挣了钱，这无声的行动便成了强烈的号召，更多的人加入果园承包行列。现试区果园已发展到702亩。
这些被称为“有知识的农民”的科技工作者，劝农民承包，自己却同时也“被承包”了。风里雨里，泥里水里，一辆自行车两条腿，没黑没明地在沟坡上奔忙。从科学地栽树、压枝、施肥、喷药、疏花、疏果，每一个细节都精益求精。自己不拿一分钱，可操的心比农民还多。
果子丰收了，毫无商品意识的农民，不会将果子变成钱。他们纯朴、厚道得近乎愚蠢，试区的同志教他们每斤卖1元，他们不卖1．5元。更有甚者，为免去销售的麻烦，在果子未成熟时，就早早以低价将果园断给了二道贩子。
明亮的碘钨灯照亮了试区院内层层围着的七八十位果农。为增加果农的商品经济意识，新一任试区组长张方召集果农讲苹果销售与市场。
张方一个心思想着苹果销售，他迎着灯光往会场中心走去，高度近视的他，一脚踩空，高大身躯栽倒在院内两米深的取水沟中，人们七手八脚把他背上来，只见他血流满面，人已昏迷不醒。
对村民有着特殊感情的张方，母亲病危三番五次电报催促，他舍不得离开：女儿大学毕业求他联系单位，他顾不上。他这次摔伤被确诊为重度脑震荡，大小便失禁，县医院让他转往西安治疗，可他却以回试区休息两天为由，硬要坚持补讲苹果销售这一课。
寂静的夜晚，辽阔的黄土高原回响着张方高亢的声音；头上裹着白纱布，碰伤的眼圈一片乌青，为防备眩晕，高大的身躯不得不撑着一根拐棍，手不时地按一下疼痛的伤口。他高度兴奋，滔滔不绝地讲商品经济，讲果农如何进入市场，讲去年损失的教训，直讲到深夜12点……
在场的果农心中铭记下这近乎苍凉悲壮的一幕，他们噙着眼泪听课，他们感受到这位连果农的一根烟都不抽的科技工作者，为了果农的利益所捧出的拳拳赤子之心，他们还有什么理由随便断送这凝结试区同志心血的果实呢？
从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人王胜琪，到年已花甲的陈一鹗，他们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追求和事业嵌进了这片黄土地中，他们的科研精神、奉献精神，感化了王东村的村民，与他们一道闯出了一条治理开发黄土沟壑区的成功之路。
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破碎、低级的土地资源上还要拿到经济效益。我们中国拿到了，长武试区的科技工作者拿到了！
收获的不仅仅是粮食、苹果、烤烟，更多的是几千年来村民们对沟坡土地价值观念的改变，沟坡开发给他们带来改变命运的诱人前景，其社会效益随同经济效益已明显地表现出来。
最早承包果园的李昌余，去年仅苹果一项收入就三万元。居住在沟坡的王俊英，试区同志掏钱扶持他栽葡萄、种烤烟，他荣幸地成为沟坡村落20年来第一个娶塬上媳妇的人。
黄土高原沟壑区，总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沟道面积约占50％以上，最大可达80％。国士中有80％的沟坡地没有进入经济贡献中。王东试区为开发整个黄土高原沟壑区提供了模本和配套技术。
杜鹃啼血诉真情
王东试区成功了，这些科技工作者，也将深藏于深宅大院中的常规、正统的科学研究，大胆引向科研成果应用、推广的广阔市场。他们不单是撰写论文，还摸、爬、滚、打在黄土地上干实事，直接、快速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他们的奉献与付出是以倍数计算的。
李玉山与妻子唐克丽都是研究员，孩子参加工作后，俩人加重肩上的科研担子，下乡时间越来越长，次数越来越多，见面机会越来越少。1988年，唐克丽3次出国开会、考察，还下乡。李玉山负责的王东试区攻关课题研究也紧上加紧，俩人数月未见。直到年底俩人同时匆匆赶往银川参加会议，这才得以相聚。
植物所的李向民每次下乡，托邻居照管的儿子可怜兮兮地求他：“你能不能晚走一天？”“你能不能早回一天？”与父亲能多呆一天，都成了儿子的最大奢望。像这样的例子在王东、在11个试区能举出很多。
曾被公□澳大利亚工作的李锐，在国外也不放弃对中国黄土高原的研究课题。他说：“离开了黄土地，做什么都不行。”与黄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已临近退休的宋桂琴等仍在艰苦的试区奔波着。
苏陕民朴实无华的语言道出了这些献身黄土地科技工作者的心声：“看到贫困的农民，只想着用我们的才智尽快使他们脱贫，根本无法顾及个人得失。”
王东试区成功了！省上、国家的科技进步奖、攻关奖捧回来了，在渭北旱塬也形成一股“王东热”。很快一个个技术承包集团、试验示范点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及长武全县……
黄土高原沟壑区有农田约3000万亩，按照潜势逼近，开发沟坡，每年可增加25—50亿斤粮食，这与现在国家给调入的粮食相持平，还不算经济林木的收入。
王东试区成功的创举，正在由一个县、一个地区向整个黄土高原沟壑区强有力地辐射……
明天，将是黄土高原的新生！
开拓古都新时空
公元1994年12月10日下午3时许。
西安市市长崔林涛一声令下。凝结数千名建设大军血汗的西安南二环路正式通车了！随即，无数辆大车小车，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欢畅地飞驰在那宽80米、双向六车道的城市快速路上。这条路不仅在西安城市建设上史无前例，更开西北五省区之先河。
挤出来的使命
当我们的祖先在明代驱数万之众将这块曾经繁荣、曾经富贵的帝王宝地用厚重的城墙围起来时，绝没想到历史挺进到20世纪90年代，城墙竟成了影响交通、发展繁荣的桎梏。
假日的古城，人流、车流涌满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别挤了，别挤了”的烦躁喊声。身为一市之长的崔林涛无奈地感叹道：从南门到北门仅3公里路，乘车竞走了40分钟！
行路难。逢堵车，你就像身陷重围的俘虏，纵使有十八般武艺也难以施展。
西安城内标准的棋盘式道路格局，无疑加大了什字口的数量与负荷。据统计，白天机动车流量超过一万辆的交叉口达35处，钟楼交叉口竟达10万辆以上。高峰时节，每小时通过1000辆的交叉口达40余处，北大街莲湖路什字，最高时平均一秒过一辆机动车，时速慢到令人恼怒的8公里。近年来，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别以17．6％和8．5％的年增长率快速递增，交通不通的问题更趋突出。
1991年，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来陕视察时说：“解决西安市内交通问题，不能就一环抓一环，必须打通二环。”并且明确指出二环“宜早建不宜迟建，越迟难度越大”。
这给西安市领导打了一剂强心针！
“二环工程”早在1954年西安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已经确定，1983年国务院最后一次审定了的工程，终于在西安市财力困难的情况下，硬是憋着一口气于1992年12月26日上马了。
踏平坎坷成大道
修建城市快速路，这对缺少经验、财力有限的西安是一次考验。要叫马儿跑，还想让马儿少吃草，一切都得因地制宜闯路子。
●设计——心比天高跨世纪
以往，西安有些路段铺好不久，又因增设各种管线被挖开，反反复复，市民讥为“拉锁路”。这次，市委书记程安东、市长崔林涛都说：“二环路建设必须高起点，高标准，力争二三十年不落后。”
为此，市勘察测绘院、市政设计院调动力量，抢时间，攻难关，仅用3天时间就完成了10余公里的初次外测任务；3个多月内，绘图533张14大本。